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五环外(ID:wuhuanoutside),作者:胡不喜、小羊,编辑:优优,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女性主义如火如荼,成了社交网络上的时髦话题,似乎每个都市女性都在谈论上野千鹤子,呼唤着女性的独立与解放;但荒诞的是,另一方面,同样的社交平台,一些不被看见的基层女性,正在线“接男宝”、“女翻男”,她们主动延续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以依附换取生存空间。


社交网络上流行的接男宝。


撕裂的现实,像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丑陋且触目惊心,却也在提醒着我们,基层没有上野千鹤子。这里的女性,面对的是真实尖锐的生活。


因为是女性,所以被鄙视


“我不知道我是否具有代表性。”接受采访前,淇子有些犹豫。她31岁,在法国巴黎求学,攻读博士学位,单论个人履历,她与“基层”毫不搭界,如果她不主动告知,你很难相信,她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女孩。


如果将出生类比为抽卡游戏,淇子拿到的应该是乡村女性中的SSR卡。


她在苏南农村长大,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农村,这里更为富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苏州、无锡分别以农村人均收入43785元和41934元成为全国农村收入前十强。经济发达。


再加上江苏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淡,从小到大,作为独生子女的淇子,一直被家人珍视,更没有因为是女孩就遭遇教育不公。


也正是这样的幸运,淇子更能够从自己身上看见隐性的性别不平等。


实际上,在考上大学之前,淇子一家在村子里根本抬不起头做人。


其一,是因为淇子的家境,在村子里并不算优渥,爷爷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建筑工人,父母也只是企业里的普通工人,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其二,则是因为淇子的爷爷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在重视香火延续的老人们看来,爷爷这支相当于绝了后。因为这个原因,即便是太爷爷,也非常看不起自己的这个儿子,很少有好脸色,连带着重孙女淇子也从来没从他这里讨到一块糖吃。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谈到,在江苏吴江,一个男人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女儿没有订婚的话,可以找个女婿入赘,由女儿的孩子为他们继嗣。淇子的父亲,正是倒插门女婿,淇子也随母姓,年幼的她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因为在这一身份遭遇了不少冷眼。



这种歧视,在乡村代际传承。生而为女,意味着遗憾和难以被认可。


尽管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爱着自己,但淇子敏锐感觉到,身为赘婿的父亲,渴望有一个男孩,来让自己扬眉吐气。“他抱着隔壁家小男孩的时候非常开心,但回到家对我却是另一种态度,现在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说出这些,但小时候我是会委屈和怨恨的。”


淇子的父亲是赘婿,按照当地习俗,淇子家本可以有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为了让父亲有后,淇子的母亲也曾经答应过,会再为父亲怀一个孩子,但因为经济压力。夫妻二人选择了流产。


这个没有顺利出生的孩子,成了母亲乃至整个村子的遗憾。“我觉得我怀的应该是男孩。”母亲不止一次说道,而村里人也会一边择菜,一边叹息:“如果是男孩,应该生下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承担繁育重任的女性,是不配称为后代的次等性别。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的压力,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有一定的根基。


当女性主义思潮如野火蔓延互联网,与此同时,在抖音和小红书上,留守乡镇的90后、00后们依然在排队接男宝。你很难想象,在号召男女平等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有女性需要儿女双全,来证明自己的人生值得一个“好”字。


经历过乡村隐性的性别不平等,淇子能够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思潮意识看不见摸不着,但摆在这些女性面前的生活却琐碎而具体。


“我们无法替别人的人生负责。难道我们指责她们,说她们没有思想的觉悟,就很伟大?如果我们唤醒了她,却不能帮助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那样不也很自私吗?”


孤独闯过独木桥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是摆在基层女性面前的问题。而作为出走后的娜拉,淇子已经和自己的奶奶、母亲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


她身处法国,世界妇女运动兴起之地。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在这里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份主张妇女权利的宣言。淇子在这里生活,隔三差五就会碰上女性主义游行,穿过街区,会看见墙上写着的女性主义标识。


在家乡劳作的奶奶和母亲,和这一切是那么遥远。当淇子和她们打电话时,她们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要个孩子。从13岁开始上寄宿学校,淇子闯过升学之路,家乡已经不知不觉被抛在了身后。虽然感到孤独,但挣脱枷锁之后,淇子感受到的是开阔的自由。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基层女性来说,这句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更意味着一条荆棘之路。


要求学,摆在基层女性面前的,首先是落后封闭的环境造成的信息差。


淇子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一以贯之的理念很简单,“能读得下去,你就读,我砸锅卖铁给你读。但是如果你读不下去了,你给我早点出来赚钱。”他们所能提供的,仅有经济上的不遗余力,但在人生方向的指引上,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一困境在填报高考志愿的关键节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高三那年开家长会,老师特意叮嘱,“马上要高考,需要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你们回家要跟孩子商量一下,回来之后填写志愿表。”但是因为父母并不了解填报志愿的重要性,导致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根本没和淇子提起。


在人生选择的关键节点,淇子充满了困惑:今后要选什么专业,应该要选什么学校,去什么地区发展?但是,作为村里第一个成绩不错、要冲击985大学的学生,没人能回答她这些问题。她只能对着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页一页翻过,去研究对比山东、湖南各地大学的不同,这也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外面的辽阔。


除了信息差,基层女性求学路上,还要面对生而为女带来的种种限制。


很多女性在求学路上或多或少曾听说过,“女孩子小学成绩好,上了初中就会落后。”“女孩子不适合学理科”“女生心理脆弱”之类的话,淇子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生活在这样的歧视之中,似乎无论她优秀与否,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如男性。



除了这样的打压,基层女性的耳畔,也少不了甜蜜的诱惑:“你是女孩,所以不用这么辛苦读书。”“你是女孩,有一个差不多的文凭,将来结婚生孩子,过安逸日子就好。”


这样的教导,往往来自于年长的女性,淇子在填报志愿时,就有阿姨教育她,“女孩子,你并不需要真的努力,而且你还是学文科的,你并不需要去学校特别好的地方,你还不如留在江浙地区,上一个普通的这种 211 就OK了,不一定非要去上985。”


这些给出建议的年长女性,并不是有意要去捆绑束缚后辈,只是她们自身的经验也同样有限。


本就是被剪断翅膀的鸟儿,她也无法告诉雏鸟,如果可以自由飞翔,天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只能重复着自己的错误,将雏鸟的翅膀剪断,劝诫她选择安稳。


所幸的是,淇子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虽然没有得到来自家庭的指引,却也没有遭遇过多的干涉和阻挠,她的志愿选择、研究方向,每一步都由自己掌控,而这也让她学会了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负责。


黄桃罐头背后的中年女人


三十岁的淇子,在面对人生未来时,体会到了旷野般的开阔,她可以尽情探索自己人生的边界;但那些从出生、成长到老去都在农村的女性,她们只能被粗糙的生活无情打磨。


山东平邑地方镇,这座人口8万余人的鲁南小镇,是有名的黄桃罐头之乡,自八十年代发展果蔬罐头加工产业以来,目前已经拥有罐头加工及相关企业一百多家。安以彦的小姑安萍就生活在这里,现年50岁的她,以采摘黄桃为业。


小姑所在的村庄,受访者供图


和淇子的家乡苏南乡村相比,鲁南乡镇重男轻女的情况要更为严重。上个月,安以彦的二叔意外去世,在处理后事时,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去殡仪馆参加葬礼,即便是二叔的女性亲友,也不能出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鲁南乡镇依然保留有这样的习俗,可以想象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小姑,她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性别歧视和不公只会更为严重。安以彦的爷爷奶奶,有五个孩子,三儿两女,家里有限的资源,都倾斜给了三个男孩,小姑安萍只读到了初中便辍学务农。


村头标语,受访者供图


在鲁南,像小姑这样被迫辍学的女性有很多,她们的人生往往有着相似的剧本,在家人的安排下嫁到婆家,生儿育女,劳作不息,但小姑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曾经抗争过这样的安排。


二十多年前,当时农村的离婚率还比较低,夫妻有矛盾多半都会息事宁人。但安萍没有,当她发现前夫出轨后,尽管当时她的儿子已经有十二岁大,她毅然选择了离婚。


由于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村里的性别比例失调,男人比女人多,自然也就有不少条件一般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安以彦的村庄一百多口人,就有十多个这样的老光棍。


二婚的小姑,并不愁嫁,但由于她已经三十岁,并且生育过一个男孩,因此她的选择范围也很有限,经媒人撮合,她最终和邻村的一个大龄未婚男性相亲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窗户上晾晒的柿子,受访者供图


婚育是基层女性的一道坎。从徐州八孩女子,到被前夫用汽油烧死的拉姆,基层女性往往是因为惨烈的婚育问题,登上热搜,才被互联网看见。幸运的是,小姑的第二段婚姻还算顺利,但像她这样的大多数女性,所要面对的困境,也因此被忽视。


小姑的现任丈夫是建筑工人,从事重体力劳动,常常需要喝酒解乏,久而久之养成了酗酒的毛病,每每喝醉,都要和小姑争吵。


有一次因为醉酒,还不小心将腿摔断,伤筋动骨一百天,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小姑不仅需要赚钱养家,还要挤出时间照顾他。劝酒酗酒在农村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男人在饭桌上推杯换盏,一醉方休,女人则默默忍耐,为他们收拾这些烂摊子。


村头的黄狗,受访者供图



经济独立,是大部分基层女性的神话,挣扎在温饱线上,才是普遍状态。


在乡镇,女性能够从事的工作十分有限。大多数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工作,当服务员,当店员,当推销员。


初中学历的小姑,主要工作是在家给当地的初级加工厂清洗桃子、苹果、大蒜之类的水果蔬菜,等待专人上门验收。桃子成熟时节,她还会帮人去桃林摘桃。零零总总算下来,每天的收入大约五六十,在乡村可以维持自己基本的开销,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家里有人不幸倒下,她们根本难以支撑。



农民的生活缺乏保障,养老成了重大难题。由于缺乏安全感,不少家长都会劝说自己的女儿留在家乡,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将来能够有个依靠。


安以彦的婶婶就是这样,曾经她希望女儿能够读书成才,找个体面的工作,但当女儿真正考上重点大学之后,她又舍不得女儿走得太远,劝她不要读研,留在县城找个安稳工作就好。但是家里的男孩,从来不会有这样的规训。


安稳和顾家就像是一副镣铐,把她们牢牢锁在了这片土地上。小姑曾经有机会离开,在第一次婚姻结束后,“没有家庭的羁绊,也许是她离开乡村最好时机。”安以彦回想起来,如此感慨,但考虑到照顾母亲,小姑还是选择留下,扛起生活。


基层女性,是一种双重困境


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了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家庭主妇神话: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而如今的基层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她们一方面接受过教育,有青春的梦想,另一方面却也要被无形的枷锁束缚,相夫教子,过安稳人生。


一些基层女性正尝试穿过性别、地域、阶级的阻隔,离开乡村,野蛮生长;而有一些则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依照着千百年来的生活惯性,将自己的纠结不甘熬进生活。无论哪种,她们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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