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县城接连关闭了5家幼儿园后,苏林准备写辞职信。读了三年学前教育,一毕业就碰上了幼儿园关停潮,她的未来一下子跌进了茫茫的旷野。

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寒意首先传导到幼儿园,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上一年,又大幅减少了1.48万所。曾经“一位难求”的幼儿园,如今“一生难求”,掀起抢娃大战。

当人口红利消失,供需关系逆转,身处危机之中的幼儿园经营者和老师们,在大趋势的背景下,都在以个体视角奋力挣扎。



扩张中的特色民办园

只赚县城贵妇的钱

2022年,吴思在湖北县级市安陆开了家幼儿园。出生率下滑的大环境,叠加疫情影响,在周围人眼里,她这个决定,堪比“49年入国军”。

逆风开局,将近两年时间过去,吴思的安博仕幼儿园,却成功翻盘,不仅没有倒闭,入园人数反而不断增长,从最初的100人,增长到了350人。

安博仕幼儿园的孩子在编竹席(图源:受访者)

明明县城民办园接二连三关停,为何吴思的这所新园反而能存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先从县城民办园“越努力,越不幸”的经营困境说起。

“民办园的发展,走入了一个怪圈。”在南阳办了十几年幼儿园的郑伟校长,时常收到私信,焦头烂额的园长们,都在担心以后的路。

生源始终是幼儿园的生命线,但在和公办园竞争的抢娃大战中,民办园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前者是正规军,国家补贴收费,每月学费普遍不超过八百,这个价格,对县城工薪阶层来说,亲民友好。论场地,公办园不必担心土地供应,自然“壕”气十足。园区开阔,设施完备。论师资,这里的老师们大多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拼杀出来的在编幼师,手里捧着铁饭碗,专业且稳定。

公办园同时手握硬件软件优势,单凭这两点,就足以对80%的民办园形成降维打击,绝大多数工薪家庭,自然会将公办园作为第一选择。

为争夺生源,民办园不得不绞尽脑汁,思索对策。实行小班制管理,开设特色课程,比如双语教学、户外探险、科学实验,可这样一来,幼儿园的人力成本、耗材成本也会被陡然拉高。

“为了吸引生源,现在幼儿园举办的活动花样百出,环境创设层出不穷,耗材支出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郑伟点明,这就是民办园现在的困境,越挣扎,利润空间越窄,倒闭得越快。

幼儿园要活下去,唯有先做减法。吴思找到郑伟校长咨询,得到的解决方案,便是砍掉原本的特色课程,实行区域游戏课,将园区场地分为不同的游戏区域,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烹饪、刺绣、编织、呼啦圈、篮球、高跷等实用技能,从而提升专注力和学习力。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新鲜,去年走红网络的诸城市青蓝大风车龙都幼儿园,采用的正是区域游戏课程设计,将日常的烹饪技术、编织、刺绣融入游戏,孩子们无论是煎鸡蛋、炒酸奶还是编筐、做马扎,都能做得有模有样,收获了评论区的一致好评点赞。因为教学内容生活化,青蓝幼儿园还被调侃为“幼儿职业技术学院”。

青蓝幼儿园走红tiktok(图源:受访者朋友圈)

看似“接地气”的课程设计,实际深藏着幼儿园方的“心机”。

青蓝课程主要集中在生活技能和体育锻炼两方面,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健康体魄,更重要的是,这些课程能在最短时间内出教学成果。“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掌握了新的技能,他们立刻就会口耳相传,再加上短视频的拍摄、线上推广,即便你是一所新园,也能在很短时间里得到认可。”

在安陆这个四线城市,安博仕的收费并不低,8000元每学期,比当地普惠性幼儿园两三千一学期的收费高出了一大截,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所民办园的招生。

当地55所民办园中,大部分幼儿园的招生人数只在100人左右,规模最大的一所幼儿园,经营了十余年,招生人数也只有四百多人,对比之下,足见安博仕在当地的火热程度:经营不到两年,拥有350名学生。“基本上不太在意学费的家长,都会第一个来我们这里。”

能够接受8000元一学期的家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家中经商,比较富裕;另一类则是体制内人员,工作稳定,保障健全,可支配收入高。吴思的幼儿园吸引的正是这部分“县城贵妇”,她们重视教育,舍得为孩子投资,如果能以精细化内容,持续满足家长需求,那么像安博仕这样的县城幼儿园有增长的空间。



没有编制的幼儿园老师,离开学手艺

青蓝游戏课程,像一根救命稻草,让困境中的民办园看到了一线生机。他们中不少人,不远千里,前去诸城打卡学习。

“我们园长最近走路都雄赳赳气昂昂的,底气十足,她觉得我们是这里唯一一所网红幼儿园,一定会成功。”孙小田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她所在的民办园,在东莞下辖的小镇上,务实的园长,一听说青蓝游戏课程后,便立刻将其引入。

但很快孙小田发现,当扩招生源成为了目的,这本“真经”被念歪了。

为了能让家长迅速看到成效,老师和孩子们都被绑上战车,每天不断重复练习,直到学会。

孙小田细数她每天的行程安排,“简直就像风火轮一样转个不停。”小朋友入园后,她得带着孩子们一起转呼啦圈,而后吃早饭,开始区域性游戏课程,“做饭的做饭,织围巾的织围巾。结束后继续转呼啦圈、吃午饭,睡觉……”周而复始,无论是孩子,还是老师,身心俱疲。

忙成麻花的生活(图源:受访者)

孩子哭着不想去上学,孙小田每天起床都得挣扎着给自己心理按摩。每周双休的工作变成了单休,月薪三千的工资却没见长,过去孙小田常能看到孩子们的笑容,被轻松治愈,现在她却觉得自己和孩子一样,在重复工作里,日渐枯萎。“那是粉底液没办法掩饰的憔悴。”

像孙小田这样的民办园老师,不堪内卷压力,选择离开,而公办园里,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们,危机感更为强烈,他们仿佛暴风雨里的树叶,随时可能坠落。

当苏林回顾自己一年多的幼教生活,发现危机的伏笔早早就已经写下。

毕业时,她碰上了当地幼儿园老师编制改革,作为大专生的她,只有先在幼儿园工作三年,才能考取正式编制,就这样,她和县里一所普通公办园签订了临时代课老师的合同。“当时,我也没想要一直从事幼教,只是想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作。”出生率下跌,幼教缩编,种种信号都说明,幼教的前途晦暗不明。

临代老师每个月薪资3500元,入职后第一个月,苏林就遇到了工资拖欠的情况。她去询问园长,园长告诉她,县里暂时发不出钱来,她要是有急事自己可以借钱周转。苏林毕竟刚毕业,一时也抹不开面子催促,到了第二个月才收到工资。“这个学期,县里鼓励创办普惠园,每个老师能拿到800元一个月的补助,但我们园仍然一分钱没见到。反而因为保险贵了200,每个月到手只有3300了。”

收入不升反降,苏林的工作内容还在不断增加,幼儿园实行两教一保,每个班配备一名主班和一名副班。比自己大五岁的学姐,有正式编制,有工作经验,自然成为了主班,苏林则作为副班,协助配合。可到了工作时,她才发现工作任务全落在了自己这个“临时工”身上。

“我们这个幼儿园,小班每个班30个孩子,如果只照顾孩子,其实工作量还好,但是幼儿园还有各类活动,比如说环创、秋游、春游、节庆、公开课、教学比赛等等,这些工作内容积累在一起,就会比较忙。”

苏林忙碌的生活(图源:受访者)

每当苏林在忙碌工作,主班反而轻松悠闲地玩着手机。她对此感到不公,曾将情况反映给园长,“我觉得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该对他们负责,如果有一点疏忽,孩子伤着碰着,我都不敢想象结果会怎么样。”但园长碍于熟人情面,只是在一旁和稀泥。

主班之所以能有恃无恐地摸鱼,归根结底在于家长无法查看这所公办园的监控。因此跟园长告状无果后,苏林就多了个心眼,她开始拍摄vlog,记录自己的幼儿园生活,留存作为证据。一旦有一天,自己这个临时工被搬出来背锅,也能立刻用这些视频反击,整顿职场。

不过无论是做了五年幼教的孙小田,还是刚入社会没多久的苏林,没有编制的她们,都已经在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孙小田毕竟有着在“幼儿职业教育学校”任教的经验,相信以自己的动手能力,不愁找不到工作,而苏林也打算学门手艺,“我家在镇上还有栋房子,我打算做个烘焙工作室,给县城和附近村里的老人做蛋糕、点心。”



转型为小学托管班

追逐人口红利的风向

路振定开了十二年幼儿园,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云南南华县的幼儿教育行业里,也算小有名气,2022年,他在县教育局看到出生人口数据后,感到脊背发凉,思考再三后,他果断选择调头,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

路振定是幸运儿,他见证了民办园发展的黄金年代,并且亲身参与其中,尝到了人口红利的甜头。

十多年前,要让孩子上公办园的难度,甚至超出了家长自己考上清华的难度。为了让孩子入园,家长得四处托人打点,排队摇号,有时还得再额外交一笔数万元的赞助费。“入园难,入园贵”成了普遍现象。路振定看到了其中的机会,“那时公办园严重短缺,大家为了让孩子入园打破了头。只要把门打开,就等着钱源源不断地流进来。你说谁不赚?是个傻子都能赚。”

于是他在镇上开了家民办园。“方圆8公里以内,只有我们一家幼儿园,专门面向周边的乡村招生,每年的利润大概能够有30%左右,规模在整个南华的十多家乡镇幼儿园里排名第一。”

每年路振定去乡村走访招生,都像在采集未来的种子。只是通向乡村的路越来越宽,但路振定目睹的田野却来越荒芜。“村里的老人,不断去世,人越来越少。有时候即使是白天,你也会感到后背发凉,一望无际的田野,没有一个人。”

路振定能招上来的学生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两年前,他的幼儿园有150名左右学生,但如今只有100名左右,今年有60多个大班生毕业,可是现在预计,能招上来的学生不到15个。即便能每个月从政府拿到一笔补贴,也无法支撑幼儿园的正常经营。

当人口红利已经到了尽头,当初在风口的人齐齐跌落。路振定那些身家百万的朋友们,也都在谋求着改变的路,他们中有人改为经营儿童游乐园,有人在幼儿园的基础上加上了托管班。路振定当然也在改变,他决定追赶人口红利的方向,从乡镇离开,回到县城,经营小学托管班。

其实,小学托管班门槛低,主要就是给孩子们提供饭菜,监督孩子们写作业。路镇定所在的县城,也有很多家这样的机构,“以前,我会每天开车8公里,把孩子送到县城里的托管中心,但是走了很多家,发现不是饭菜不满意,就是工作人员素质不达标,都不太称心,所以我就想到不如自己开一家中高端的托管班。”

和吴思一样,路振定将客户群体定位为县城中产家庭,“孩子们的父母大多都在县城做生意,没有出身普通工薪阶层的。”每月托管收费1300元,在人均收入2830元的南华县,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来参观的家长,看了三荤三素的菜谱,见了从省城回流回来的老师后,放心地交了钱。

“等招满30个学生,我就停止招生,之后用心提高服务水准,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在县城做出口碑。”路振定计划,先将托管小班发展成熟,再在当地进行扩招。看到目前托管班的招生情况,他对接下来的经营发展信心十足,唯一令他忧心的,还是幼儿园员工的安置问题。

“这些老师,从小女孩的时候跟着我,到现在也已经人到中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她们说离职的事。”



结语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无论是郑伟校长,还是苏林老师,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学前教育的本质简单纯粹:让学龄前的孩子们,能够在自主游戏中培养能力,收获快乐。

然而当教育和利润、绩效、检查挂钩,一切都变了味道,老师们忙于活动竞赛,园长们寻找新鲜噱头,唯独幼儿的感受和需求被放在了末位。潮水带来死亡,潮水也孕育生机。

幼儿教育的原始意义已经开始慢慢被人遗忘。

当县城幼儿园们在寒潮中纷纷凋落,或许从业者们才会低头思索,回归教育本质,在大浪淘沙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本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