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作者：张天祁、冯灏，编辑：李珊珊，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4月27日，经过十个多小时的飞行，丫丫专机降落上海。至此，这场意外地把大熊猫送上了顶流的事件，几乎告了一个段落。
今年春天，从丫丫开始，大熊猫们集体当了一把从各大视频平台到社交媒体的顶流，先是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因为身手灵活，翻墙越狱被抓而上榜，之后是热度蹿升最快的熊猫“花花”，从三月初她就开始霸榜微博热搜，“花花被夺笋”“花花，果赖”“花花跑步姿势”，一天能上榜好几次，人送外号“顶流女明星。”[1]
这是一次无差别的熊猫热，不同于过去仅与某一只或是几只熊猫有关，这一次，不需要为某项大型活动代言，生个孩子，或是做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是只熊猫，不管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它跑个步、打个滚、打个哈欠，分分钟便有机会成为顶流。
顶流的大熊猫明星背后，一群痴迷大熊猫的“猫粉”们也浮出了水面，他们将熊猫昵称为“滚滚”，意思是圆滚可爱。他们中的很多人每日必看这些圆滚可爱的熊猫直播，一眼认出自己最爱那只熊猫更几乎是基本功。
“猫粉”的覆盖面是如此之大，丫丫降落时，在新华社节目中，一群男男女女隔着机场落地窗拍摄丫丫专机，其中的一位老阿姨告诉记者：“看不到丫丫，心到了就可以了”。而丫丫需要先隔离一个月的消息传来，更是有人哀叹，“不直播吗？”或是，“希望及时更新照片和视频”。
然而，这些热闹的背后，大熊猫，这群本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国宝”们，像今天这种聚光灯下的生活，是合适的吗？
熊猫花花的超话置顶写着这样一段话。“幼年园不是网红打卡点，它是一个处所。基地和别的旅游景点不一样，毕竟这里是圈养大熊猫生活的地方……再次呼吁观看大熊猫时不要大声喊叫（特别是大熊猫睡觉的时候）！不要投喂任何东西！不要外放饲养员声音逗弄大熊猫！更不要带宠物。请不要伤害它们，任何生命都应该是被尊重的！”
可以想见，在漫山遍野的游客的注视下，熊猫的日常“营业”的环境有多喧闹，多么不友好。
第一位研究中国野生大熊猫的外国专家乔治·夏勒曾将大熊猫形容为“竹林中的隐士”，并认为它，有神秘色彩。然而，今天的大熊猫，这种神秘动物的身边却常常只有泥沙俱下的世俗生活中的喧嚣。
离开了曾经世代居住的竹海，大量被圈养的大熊猫从出生便是在人们的关注之下，对它们，人类围观、赞叹，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爱。
随着媒体技术的日渐发达，人类可以随时随地看到熊猫直播，于是，圈养大熊猫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像《楚门的世界》，生活的每一个片段都被记录和展示，暴露在人类观众的注视下，成为了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真熊秀”——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目前圈养的600多只熊猫中，大约400只熊猫拥有自己的超话。
然而，关注之下，人们从这种猛兽身上不再能看到凶猛和危险，只是欣赏它们的娇憨和可爱。那些圈养中的大熊猫们，是流量明星，是各种象征，却独独不是作为那群自由地生活在山林环绕的竹海中的动物。
“熊猫历经演化而生存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夏勒曾在《最后的熊猫》中写道。[2]在那本书中，这位大熊猫专家提到：最早决定圈养大熊猫时，圈养只是临时举措，为了更好地放归野生大熊猫。
一场被夸大了的危机推开了“圈养”之门
大熊猫生活成为今天的“真熊秀”，要从大熊猫圈养开始，而大熊猫圈养的开端要从几次竹子开花说起。在后一次竹子开花中，濒危的大熊猫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和捐款，更重要的是，大熊猫的圈养有了动机和理由。
第一次竹子开花是在1975年冬季。当时，先是平武县、然后甘肃和四川北部各县，陆续发现大熊猫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被发现的大熊猫往往毛发无光，异常消瘦，活着的大熊猫则步履蹒跚。一份死亡报告显示，大熊猫的胃是空的，身上的脂肪已经只有不到一厘米厚，是饿坏了。
当时的林业部门很快判断，大熊猫的死因和岷山竹子开花关系密切，是竹子开花死去，导致大熊猫陷入食物危机。
彼时，为了拯救大熊猫，各级政府派遣了大量科研人员进山调查，并动员当地民众配合去山里搜救大熊猫，把它们带回来圈养。
那是大熊猫圈养的早期实践。当时，有28只大熊猫获救后安置在了王朗自然保护区，过去这里曾捕获和短暂圈养了多只“国礼”野生大熊猫，现在这些圈养设施发挥了用途[5]。
而到了1983年，竹子再次开花，这次集中在卧龙保护区和九寨沟等地区。有了上次危机的经验，这次竹子开花的苗头刚刚出现，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就得到了集中关注。
这一次，大熊猫显示出了自己吸引眼球的顶流实力。大熊猫的状况第一时间得到了媒体报道，当时的媒体频繁使用大熊猫危机、大熊猫身处饥饿之中、拯救大熊猫这类标题，大熊猫的死亡数量和获救数量会不定期更新。大熊猫似乎已经陷入了一场重大的物种危机，必须等待人类来解救。[6]
作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代表，大熊猫的安危也得到《纽约时报》等外媒的关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轰动话题。在中国和美国的媒体上，都能看到农民拯救坠崖大熊猫，用拖拉机运到县城收容站的小故事。
更为著名的故事是美国总统夫人南希发起的“捐零钱救熊猫”的活动，她从美国学童手里汇集了一万美元，在陪同总统访华时交给中方。几百名中国儿童挥舞着大熊猫旗帜，在北京动物园迎接她。她在现场把这张支票转交给了北京动物园，并且告诉在场的孩子这笔钱来自美国儿童。
国内也发起了类似的募捐，孩子们省出压岁钱、午饭钱来捐助大熊猫。在上海，一个项目号召学生们寒假每天捐出一分钱给大熊猫。这场募捐招募了53万名学生，每个学生都在认捐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7]。
公众对危机的关注之下，四川林区大熊猫抢救队员“富裕”了，巡山乘坐的是日本丰田援助的最新款越野车，吃的是美国人寄来的罐头饼干，穿着英国人捐的防寒服。四川省林业厅野保处处长当年甚至登报让大家别再捐钱了，因为每天拆信封、回信就要忙到两三点，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大半年了[8]。
各类宣传和报道攻势下，竹子开花与大熊猫的物种危机几乎已经成了定论。夏勒却并不这么认为，箭竹开花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密切关注大熊猫的动态。在卧龙的五一棚观察站，周围大片的竹林已经枯死，按夏勒的估计，竹林大概死亡了四分之三。
然而，竹林的枯死没有直接影响大熊猫的日常，夏勒长期观察的几头大熊猫依然故我，甚至没怎么改变活动范围，只是集中在了剩下的一小片绿竹林里，照样还是春天吃笋，夏天吃叶。山下没有开花的拐棍竹生长得不错，但大熊猫们还暂时瞧不上。
这并不是说竹子开花的威胁不存在，在宝兴县，夏勒发现大熊猫虽然没有饿死，但竹子已经枯死了9成，大熊猫们为了觅食出现在村落周围，大吃玉米、青草。不过夏勒依然认为，这种危机是地域性的，并没有波及整个野生大熊猫群体。相比饥饿，当时对野生动物的盗猎和大量采伐森林才是对熊猫生存真正的威胁。
被尊为中国熊猫研究泰斗的潘文石，当年正和夏勒一起观测大熊猫，他同样不认为箭竹开花是威胁整个大熊猫群体的大灾难。在1984年的一项研究中他认为，竹子开花不太可能造成大熊猫的生存危机。他甚至怀疑1976年竹子开花期间，并不是每一只死亡的大熊猫都死于饥饿[9]。
可是，在这个全世界人都关注大熊猫生存危机的时刻，几位专家的意见是无法逆转舆论的。
保护大熊猫种族延续成了最重要的课题。1984年1月1日，林业部下属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决定将该年度的国际募捐活动用于拯救大熊猫，以促进珍贵稀有物种的科学研究和人工繁殖。各级政府在提供大量保护大熊猫经费的同时，专门拿出一部分建设大熊猫饲养和繁殖场。
令夏勒生气的是，借着这波拯救大熊猫的风潮，各个县争相盖起了自己的熊猫圈养设施。唐家河地区建了一座大型研究中心，平武县建了两个小的，甘肃白水江保护区也盖了一座大的机构，仅最后一家机构，就花了一百多万美元。
要建立这样的机构，有大熊猫在手当然会更容易获得批准，这也滋生了很多乱象。当时各地都在“救援”大熊猫，很多生活环境不错，身体健康的大熊猫也成为了目标。夏勒熟悉的野生大熊猫“桦桦”，就被捕获后送到了类似的圈养机构，新闻报道说这只年轻的大熊猫“年老体弱”。
潘文石也认为这些救援机构可能形成反效果，他越级给高层写信，想要阻止各县都在展开的“救援”。他后来写道，“我不认为把野外自由游荡的大熊猫抓起来关进笼子里是妥善的做法，这些动物最后的生存机会，无非是拥有一个更合适，更广大的栖息地[10]。”
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回应，到1987年，大概有90头大熊猫处于圈养状态，已经能够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种群。
越做越大的圈养生态
1982年起，中国停止向国外赠送大熊猫，以呼应保护濒危物种的全球号召。
在此之前，大熊猫经常充当“国礼”的角色，在外交中发挥作用。熊猫外交最出名的案例，当属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总理宣布赠与美国两只大熊猫“兴兴”和“玲玲”。它们乘坐空军一号飞往华盛顿特区，享受了一把总统级待遇。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它们首次公开亮相就吸引了约两万美国民众[11]。
但在“国礼”的光鲜背后，大熊猫保护的状况则很是尴尬。当时全国各动物园和研究机构圈养大熊猫共39只，但大熊猫在各家动物园太受欢迎，很少有动物园愿意出借大熊猫。送给外国的大熊猫中，只有两只来自圈养。
80年代，情况出现了变化。停止向国外赠送大熊猫后，国外仍然有对大熊猫的需求。同时，随着圈养大熊猫的增加，圈养机构成为更稳定的供应方[12]。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以3个月的租期，短期向洛杉矶借展了一对大熊猫，后来又转借给旧金山动物园。由此，大熊猫短期借展开始流行。1992年前，共有54只大熊猫，先后借展到世界各国。
短短几年内，美国多家动物园圆了大熊猫梦，连博览会和连锁超市办活动都想争取大熊猫站台。大熊猫还出租到了日本、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曾被中国无偿赠与大熊猫的墨西哥，甚至做起了二道贩子，把大熊猫租给美国一家动物园做短期展览。
每一次借展，都能给出租方带来数十万美金的回报。
圈养大熊猫—借展捞钱—扩张圈养机构，大熊猫短期借展从一种文化交流，迅速演变成一门一本万利、自我增殖的生意。甚至有的圈养机构为了牟利，在野外捕捉大熊猫来扩张队伍。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大军曾经批评，“对于野外大熊猫来说，这种捕捉和偷猎没有区别[14]。”
短期租借的商业性，以及对于濒危物种繁衍的阻碍，引起了动物保护人士的批评。1988年，美国联邦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禁止了商业目的的熊猫租借。其后，中国也不再以商业目的出租大熊猫，改为长期的合作科研，一般以十年为期。要求合作方必须兼顾科研和宣教功能；大熊猫及其后代产权始终归属中国，且出生在国外的幼仔必须在4岁以前返回中国。
这不意味着没钱可赚。2011年，《南方周末》曾经报道，大熊猫引进的通行费用是每只每年100万美元，个别国家可能会因为特殊原因低一些。这笔资金允诺60%用于野外大熊猫保护，40%用于人工环境下的大熊猫科研[15]。
《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中国动物园协会高级工程师刘农林回忆，当年大熊猫合作科研的这笔经费，对圈养机构的进展非常关键。“当时的成都繁育基地只有一块地，钱要自己找，日本人先拿出了一年的钱，才能有今天的成都基地[16]。”
面对10年大订单，国外合作方们最初有点犹豫。养大熊猫的花费远远不止引进费，单单伙食费一项，爱丁堡动物园从荷兰进口竹笋每年就要花7万英镑，因而，被迫在园内种竹子来降低成本，而多伦多动物园的大熊猫场馆就花了1450万美元[17]。
高投入有着高回报。爱丁堡动物园在大熊猫到达之后，游客人数猛增了51%。算上门票和周边收入，爱丁堡动物园一年赚足了410万英镑[18]。大熊猫“泰山”在美国出生后初次亮相，黄牛票就炒到了200美元一张。
同样，大熊猫在国内也是既吸粉又吸金。对于大熊猫繁育中心这样的大项目，地方政府都会争相提供优惠条件。比如大熊猫保护中心碧峰峡基地，当年选址未定时有6个地方政府参与竞争，最后胜出的雅安拿出了足足6000亩土地[19]。
林草局（前林业局）和住建部的区别仍然存在。两部委各自拥有圈养机构，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属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则由住建部主导，两个机构分属不同的系统，旗下的大熊猫少有联姻。
除此之外，很多大熊猫研究和繁殖机构都开设了相应的旅游项目，用大熊猫吸引外地游客。这让一部分研究繁育机构和动物园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无论是在繁育机构还是动物园，高度受人关注的大熊猫都很难过上清静自然的生活，也没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聚光灯下的大熊猫与蓬勃的“猫粉”圈
大熊猫圈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63年到1989年，大熊猫新生儿的成活率只有37%，只有13.9%的大熊猫活到了4岁繁殖期，圈养成年大熊猫的补充主要来自野外捕获。好在大熊猫相关科研的进步飞速，1990年到2002年，71%的新生幼崽得以存活[20]。到现在，大熊猫的圈养幼崽成活率超过了90%。
大熊猫圈养多年的预期目标是超过300只，根据新华社2010年的报道，这个目标在当年已经实现。到达300只，意味着熊猫能在100年内维持90%以上的遗传多样性，形成了一个可自我维持发展的健康种群底线。虽然种群质量还可以再提高，但至少保存大熊猫种群遗传基因上，这个数量已经达标了[21]。圈养大熊猫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2022年底，全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已经增长到了673只[22]。
迅速增长的大熊猫数量证明着圈养技术的突破，但太多大熊猫也带来了管理上的难题。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环境科学助理教授李彬彬向“知识分子”表示，对于这些承担繁殖任务的机构，最大问题可能是如何安置这些熊猫。
李彬彬认为，圈养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随着熊猫日益增多，无论是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还是成都繁育研究基地，都面临空间限制的问题，即使资金充裕，也越来越难找到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地方另建圈养设施，有效扩充动物福利较好的圈养区域。
野化是圈养大熊猫的出路之一，圈养的熊猫如果能加入濒危的小种群，补充基因的多样性，可能增加小种群的生存希望。
对圈养大熊猫来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固然不错，但野外才是熊猫的真正家园。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民曾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表示，圈养大熊猫只是明哲保身，而野外放归“是必须要走的路，不然就是我们的失职了[23]。”
这条必须要走的路却相当有难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野生动物生态与保护实验室负责人李晟向“知识分子”表示，放眼全球范围，对于大型食肉动物，人工开展重引入项目的失败教训远多于成功经验，总体上来说难度非常高，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需要有扎实、深入的研究工作作为科学支撑。
目前大熊猫的野化尝试虽然不是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成功的案例。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一共野化放归过11只熊猫，有9只存活。不过，野化要从小做起，通常要处在和人尽量少接触的环境中，绝大多数圈养大熊猫不会，也几乎无法回归野外，尤其是我们熟悉的明星们，对于它们，生活离人类很近而离野外很远。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19年，大概400只熊猫有自己的超话，这覆盖了巨大多数量的熊猫，熊猫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饭圈，也就是“猫粉”们[24]。
线下看一次熊猫不容易，“猫粉”追踪熊猫动态的主要方式是，iPanda熊猫频道和熊猫媒体pandapia，iPanda提供24小时熊猫直播，供大家围观熊猫的生活。对一些痴迷的“猫粉”来说，看熊猫已经成了他们的日常，认出不同的熊猫是基本功，还要记得熊猫的作息、习惯，结束直播后还要带话题发微博。
在猫粉的说法里，滚滚（大熊猫）是高度拟人化的。小时候住的是“幼儿园”，饲养员是“奶爸奶妈”，没有雌性雄性只有“男熊女熊”。在本地展出就是“营业”，借展动物园就成了“打工”。
有意愿和能力长期去线下拍大熊猫的粉丝，则会成为粉丝眼里的大神。通过微博上发表大熊猫的照片与视频，这些人也拥有了自己的粉丝群，能够影响整个“猫粉”圈子或者至少某些熊猫粉丝圈的舆论，差不多相当于粉圈的“站姐”。
粉丝们投入最积极的，是猫粉中的亲妈粉，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心上熊”，不仅关注自家“心上熊”的一举一动，还要维护超话保持人气，甚至还要帮自家熊控评[25]。
“和花也不是网红，她是凭着自己的颜值和努力的性格让喜欢她的亲妈亲爸爱上她。”单看“大熊猫和花”超话置顶里的这句话，不知道“和花”是熊猫的人，可能真的会把她当成一位养成系爱豆。
亲妈粉们对“自家熊”的支持尽心尽力。为了“自家熊”能够出圈，亲妈粉们会在纽约时代广场为大熊猫买投屏，会在大熊猫生日发起带话题抽奖，众筹为熊猫买食物、买玩具。有时候也要和其他大熊猫一争高下，在大熊猫平台打榜投票，会为谁第一、谁刷票互撕以及撕官方。甚至连大熊猫的玩具分配也会争。
建超话、发返图、做应援、粉丝控评、撕同好、撕基地、撕饲养员……流量爱豆有的，“猫粉”圈子里也都不少。
对于大熊猫的福利状况，“猫粉”们分外关心，如果发现大熊猫繁育过程中宿舍不达标，食物质或量不达标，大熊猫直播时看起来状态不好等等情况。“猫粉”可能在各个平台发起舆论攻势，打电话投诉也是常有的事，有些还会直接投诉到圈养机构的上级。
一些情况下，这些“猫粉”的关心确实推进了大熊猫福利的改善，但太多的关注也让圈养机构疲于应付。比如大熊猫贝贝曾经被认为是离开母亲后抑郁，它的妈妈被说成是疯狂找孩子，舆论要求它们“母子团聚”。大熊猫保护中心特地澄清，大熊猫这个年龄断奶是合适的，作为独居动物，断奶后的大熊猫回到母亲身边风险太大，甚至可能被认不出孩子的母亲攻击[26]。
也是因为这样，动物园和圈养机构和“猫粉”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一方面“猫粉”群体确实带来大量关注和支持，但“猫粉”频繁地提出各种要求和投诉也让动物园和圈养机构小心应对。
“猫粉”这种生态，是当初做熊猫展的机构始料未及的。李彬彬表示，展出的大熊猫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做自然教育，让大家关注的不是大熊猫个体，而是大熊猫整个种族后续生存的生存教育。
但现在即使圈养大熊猫内部，大众的关注也是冷热不均，明星熊猫之外，也有一些大熊猫的关注度并不高。虽然“猫粉”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大熊猫，但这种关注能不能推广到整个大熊猫群体，尤其是野外的大熊猫群体，或是只是造就更多的流量明星？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无数网民的广泛参与，会为熊猫这个略显迟钝的古老的物种带来什么，一切都仍是未知数。
消失的栖息地：聚光灯外的野生大熊猫
不同于聚光灯下的圈养大熊猫，野外大熊猫仍然过着清静的生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告诉“知识分子”，大熊猫养殖和野生大熊猫保护，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两个轨道上。“我们跟养大熊猫的人好像更多的时候在两个世界之中，我们关注的是野生的大熊猫，主要的关注点是自然栖息地中的森林变化和人类干扰控制；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笼子里的熊猫。尽管越来越多的大熊猫会经过野化训练回归荒野，但是整体来讲这两个世界建立联系的速度和程度，其实比大家期待的低。”王放说。
现在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有所恢复，2021年，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冉江洪则向“知识分子”表示，按照大概十年前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野生熊猫有1864只，现在准备开展第五次调查，他估计野生大熊猫数量总体在2000只左右。总体来看熊猫数量可能是上涨的，但部分小种群的危险程度也在增加，如岷山南部种群。
不过，冉江洪亦提到，分割熊猫种群的除了自然的山系，还有公路、村庄、耕地之类的人类活动产物。受到阻隔的熊猫种群之间很少互相交流，小种群的灭绝风险本身就比较大，加上近亲繁殖、随机漂变，很容易灭绝。引入外来熊猫也不一定能补充基因池，反而可能会引入不适合当地的基因造成额外风险，会远交衰退。
野外大熊猫数量正在增加，然而，威胁却仍然存在，这些威胁，来自碎片化的栖息地。
早在2016年，《光明日报》的采访中，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杨志松表示，熊猫栖息地面积相比过去总体有所增加，但栖息地破碎化现象仍然严重。除非减小栖息地的碎片化程度，否则即使是放归大熊猫到野外，也不足以保障当地大熊猫种群的长期生存[27]。
今天，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生态系统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主任彭奎同样对“知识分子”表达了自己对栖息地破坏问题的担忧。“我国动物保护的最大误区之一，就是寄望于花巨额代价去圈养动物然后野化，而普遍忽略聚焦栖息地的破碎化。少破坏一些合适的生境，多建一些基因交流的廊道，动物保护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栖息地破碎之外，直接的人类活动也是野生大熊猫及其栖息地面临的重要威胁。李晟介绍，上世纪70、80年代，威胁野生熊猫的主要因素是盗猎和大面积的森林采伐。现在随着对大熊猫保护力度的增加，这两种威胁已经得以消除。但在过去20年间，很多保护区内林下散放的家畜越来越多。在四川岷山地区，有研究团队评估了保护区内过去10年间散放牛马数量的增长及其影响，结果发现那一片区域里大熊猫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下降了30%以上。此外，家畜进入林地，还会大大增加人兽冲突发生以及动物疫病传播的风险。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也在浮现，这也是保护中的常态，需要我们的保护区和管理部门以适应性管理的思路去积极、动态地应对。”李晟说。
栖息地被剥夺，变得碎片化之外，栖息地的质量也正在成为问题，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秘书长杨彪向“知识分子”提到：熊猫的优质栖息地在减少。
杨彪解释，过去大熊猫是在山地中的竹林生活，上面有高大的乔木，下面有竹子，这种森林是非常普遍和典型的，但由于过去对森林的采伐太严重，恢复时，即便大面积栽树也很难恢复整个森林生态。
“恢复大熊猫的栖息地，其实就是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原生的森林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应该尽量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也非常难。”杨彪说。
在微妙复杂的森林栖息地，野生大熊猫有着自身的生存之道。王放说，他最希望告诉公众的就是，野生大熊猫跟圈养大熊猫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野生大熊猫发情繁殖会激烈地争斗，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繁殖成功率相当高，其实在没有人类强烈干扰的情况下，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增长稳定又积极，速率甚至可以超过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
在王放看来，野生大熊猫并不弱势，也完全无需依赖人类，它们身上有野生动物的生存能力。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完整的森林，恢复正常健康的生态系统，野生动物会创造自己的生存机会。“保护熊猫不是把它抓起来，保护熊猫其实就是给它们自由的栖息地。”王放说。
《最后的熊猫》中，夏勒记录了当年离开中国时最后一次见到熊猫的经过。在营地周围，夏勒多次接触过的野生熊猫“珍珍”突然出现，夏勒慢慢挨近，但珍珍一下就发现了他。
“她抬起头，满不在乎地看看我，转背对我，斜倚着身子，照旧睡她的觉。她无视我存在的态度中，带着惊人的自信和无比的自由。”两个半小时后，珍珍打了个哈欠走去吃笋，身影消失在竹林和雾气中。“她的突然现身仿佛是一件临别赠礼。”
或许这种互不打扰的关系，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才是我们应该和大熊猫，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方式。
（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吴蕾、实习生李璐参与对本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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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作者：张天祁、冯灏，编辑：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