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原标题《台积电三星“二代目”：英雄主义远去，实用者生存》，作者：陈默，编辑：江岳，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58年9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州仪器的电气工程师基尔比手工制作了一块简易集成电路。
这是一场他心里也没底的试验：使用同一种半导体材料制作电子器件，把它们集中在一块极小的半导体芯片上并相互连接，形成微型电路。当他兴奋地把这个想法告诉同期入职的同事张忠谋，后者不以为然，两人的上司也觉得这事儿麻烦且不靠谱。
于是，当基尔比坚持在那块简易电路板的输入端接入10伏电压时，估计没几个人知道，现代电子工业就此迎来改变。这被认为是史上第一块半导体芯片，“轮子之后最重要的发明”。
依靠半导体技术和产业链的优势，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周期。此后数十年，芯片战场上硝烟四起，美日、日韩、中美……背后的角逐方不断变化，冲在一线的芯片公司们——比如以高通英伟达为代表的芯片设计公司、以台积电中芯国际为代表的芯片晶圆代工公司、以英特尔三星为代表的芯片垂直整合公司，也陆续崛起。
某种意义上，芯片战争前半场的关键词是理想主义。
至少对于那些奋身投入其中的创始人而言，他们拼尽全力所追寻的，远远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商业成功，在技术理想或者家国情怀的指引之下，他们甘愿自我牺牲，排除万难。他们被时代选中，最终也创造了新的时代。
当芯片战争进入下半场，创始人远去，接班人上场。从2020年左右开始，芯片大厂换届陆续进行，战场上的主角换成了三星的李在镕、台积电的刘德音与魏哲家、英特尔的基辛格、中芯国际的高永刚。
不过，与创始人相比，他们缺乏足够鲜明的个人风格——当理想主义不再是芯片战场的主旋律，务实，也成为“二代目”们更普遍的选择。
毕竟，寒冬之下，生存优先。
一、二代目登场
时间来到2018年。
6月5日，在最后一次主持完股东会后，年近87岁的台积电创始人、董事长张忠谋表示，相信新的董事会及新的领导人可以顺利、成功接班，“台积电的奇迹绝对没有停止，奇迹会一次又一次创造。”
接替他掌管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的是刘德音与魏哲家，前者出任董事长，后者出任总裁。
两人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毕业于美国名校，都在台积电工作多年，从2013年就开始出任共同执行长——这是双首长制的雏形。张忠谋当时认为接班的火候还不到，在刘德音与魏哲家的性格中，有70%-80%还是工程师成分，他觉得，要到两人70%-80%是生意人性格时才能接班，“因为他们要为公司赚钱”。
从性格上看，刘德音与魏哲家形成互补。《经济日报》曾报道，当张忠谋遇事要精辟见解分析会听刘德音意见，而举棋不定时则看魏哲家决策判断。
刘德音是典型的工程师：内敛稳重、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张忠谋曾经评价他的长处，“他是很reflective（深思熟虑）的人。假如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他的）思想会非常缜密。”
这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信息博士，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和英特尔工作过，1993年加入台积电。接班前，他在台积电的40nm、28nm 、28nm、16nm工艺等方面贡献良多，还操刀完成了台积电第一座12英寸晶圆厂。
一位曾与他在中学和大学同窗七年的同学形容，刘德音绝不是同学里最出名、最聪明、成绩最好的那个，却是最有修养、耐力最够的那个，习惯细水长流，游泳从来都是千公尺起跳。他也很有担当，汉微科董事长许金荣曾告诉媒体，“每次他被张董事长（张忠谋）骂了，总是一人承担下来，从不会推说下面的不对。”
魏哲家则更加明快。他活泼幽默，出现在媒体面前时总是笑嘻嘻的，自称喜欢《鹿鼎记》里的韦小宝。“魏哲家决策相当明快，这是他的长处。就像几十年前一个日本首相，有人形容他做决定好像一个机关枪似的，快速啪啪啪。”张忠谋这样评价。
三、对手
以接班人为观察维度的话，芯片战场的新格局，是在2022年基本确定下来的：刘魏二人在台积电基本站稳，三星李在镕正式接班，英特尔基辛格开始重振极客文化，中芯国际任命了新任董事长高永岗。
至此，创始人基本退隐，二代目与新接班人们成为主角。
2000年成立的中芯国际，原本是家国情怀的展现：创始人张汝京是1970年代就在德州仪器工作的老芯片人，从名字到选址，都透着他对国家芯片事业发展的一腔热情。从打桩到投片生产，中芯国际只花了13个月，创下行业速度新高。仅仅成立3年，它就成为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在生产工艺上跟台积电叫起了板。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事动荡始终是它无法摆脱的阴影。
因为与台积电的官司败诉，张汝京在2009年被迫离开，此后，接任CEO王宁国因大股东反对而离开，直到2011年，曾在台积电和华虹NEC任职并参与创立中芯国际的邱慈云出任CEO，动荡才暂时告一段落。在这段动荡期内，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资本开支差距进一步拉大。
2017年，梁孟松与赵海军成为中芯国际的联合CEO。
梁孟松的到来，曾经极大提振过中芯国际的士气。他曾是台积电研发处处长，在台积电的多次技术升级中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又加盟三星，成为其晶元代工部门的技术长。正是他力主三星电子放弃20nm，直接进入14nm工艺，帮助三星抢到了2015年苹果iPhone 6S的A9处理器订单，以及高通大单，让台积电损失高达10亿美元，并引来了后者的知识产权诉讼。
接任CEO后，梁孟松只用了298天就实现了中芯国际的14nm量产，堪称奇迹——台积电14nm工艺从研发到量产，花了三年多。
然而，2020年12月，中芯国际宣布委任前台积电营运长蒋尚义为副董事长。他是1997年加入台积电的研发主管，曾牵头多个关键技术节点的研发。毫不知情的梁孟松表示“十分错愕与不解” ，认为自己“不再被尊重与不被信任”，提出辞职。
不过，在中芯国际的挽留之下，梁孟松最后没有走，一段时间后，蒋尚义离职。后者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加入中芯国际是个错误决定，也是一生中做过最愚蠢的事情之一。
人事变动并未停止——2022年3月，中芯国际原董事长周子学辞去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中芯国际首席财务官高永岗接任。有观点认为，这与中芯国际的战略变化有关，在2022年的缺芯大潮之下，中芯国际的业务重点从先进制程研发转向更加务实的成熟制程扩产，这导致了高管层面的再次变动。
另一家频繁更换CEO的，是芯片巨头英特尔。
从2019年到2021年，三任CEO走马灯一般上任，分别是布莱恩·科再奇、司睿博和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其中布莱恩因桃色绯闻匆忙离职，临时补位的司睿博是财务出身——这导致英特尔在手机、PC和制程工艺方面都出现问题，比如英特尔在7nm工艺制程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关键性进展，苹果也在Mac中弃用X86架构的英特尔处理器。
随后接任CEO的基辛格，曾任英特尔首任CTO。
“他非常聪明、非常有野心并且傲慢自大。”前英特尔高管罗纳德·史密斯对《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基辛格18岁就进入了英特尔，在还是一位年轻工程师时，就写下誓言：要成为英特尔的CEO。但在英特尔工作30年后，他被迫离职。
为了重新请他回来，英特尔可谓下了血本。《华尔街日报》报道，执掌英特尔的第一年，基辛格就获得了价值近1.8亿美元薪酬，是他前任的7倍，比苹果掌门人库克还高一大截。
英特尔不能继续“躺平”了。基辛格的回归，传递的信号之一是英特尔要重回技术路线。
自称数据驱动的基辛格，可以说是在英特尔长大，如今他想“恢复标志性的英特尔”。在创新大会上，他穿的衬衫上就用ASCII码写着：“把极客带回来。”——他希望把过去英特尔那种以工程技术为中心的文化带回来。
如今的英特尔，肯定不是基辛格曾经喜欢的样子。“失去光彩的硅谷巨头。”这是人们如今提到英特尔时最常用到的词语。移动互联网的十年，也是英特尔失去的十年。这位电脑芯片霸主，错过了移动互联网的盛宴，只能羡慕ARM和高通的崛起。
关于基辛格的任务，《金融时报》的评价是：面临科技史上最艰难的东山再起之一。
在电脑芯片领域，英特尔面临着AMD的巨大挑战——2016年，英特尔和AMD的市场占有率分别是80%和20%，如今是60%和36%。在数据中心业务方面，英伟达和ARM也在不断蚕食其市场。
“老人”基辛格显得野心勃勃。他上任没多久就提出了IDM 2.0战略，试图夺回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英特尔的研发费用显著增加，大幅超越了AMD和NVDA。报道称，英特尔想在4年内推出5代先进制程工艺，从Intel 7一路推进到2024年量产Intel 18A工艺。
此外，基辛格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重启晶圆代工。在《福布斯》资深撰稿人帕特里克·穆尔黑德看来，这是基辛格掌舵英特尔以来，实施的最大战略变化。而早在2012年，英特尔就与台积电、三星共同入股投资ASML，并占据最大份额。
2022年2月，英特尔以54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芯片公司高塔半导体。穆尔黑德认为，此举将帮助英特尔加速垂直整合，直接进入晶圆代工产业——也就是台积电的地盘。
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降维打击，但争议也随之而来。有评论者认为，大力投资制造工厂，使英特尔难以聚焦于科技研发。“由于基辛格先生投入巨资用于芯片制造，英特尔的股票已经下跌。”《纽约时报》评价。
四、使命与特质
时间倒拨几十年，芯片产业的“一代目”们还在荒野之中摸索。他们身上带有一些共同标签，比如：基于理想的信念与坚持，以及杀伐决断的勇气。
1987年，56岁的张忠谋在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从零开始创办台积电。他开创了晶圆代工的新行业，并将它做到极致。到2020年时，台积电已经生产了92%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可以说，如果没有台积电，现代社会的诸多文明将会停摆。
1974年，三星的李健熙对父亲放出狠话：“爸，就算是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他用自己的钱收购了韩美合资的一家半导体公司，由此奠定了三星半导体帝国的基石。
至于中芯国际的张汝京，他生于1948年的南京，考上台大，赴美读到博士，又进入德州仪器，一路顺风顺水，但他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提醒：“你什么时候去大陆建厂？”心愿最终在2000年的上海实现。有台湾的朋友来上海探望后告诉媒体，张汝京穿着工作衫和旧毛衣，看上去像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草草拼就。
“他说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为这个梦想要彻底献身，好像甚至牺牲性命都可以。这个人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件事，这才是最可怕的。”
在创业之路上，理想主义如同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吸引无数跟随者前赴后继，水滴石穿。与此同时，创始人也会因本身强烈的个性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两相叠加，继而成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魅力型（克里斯玛型）权威。
“张忠谋是一个不能容忍愚笨的人，所有人对张忠谋是又敬又怕。”曾任台积电技术长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的胡正明这样说过。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张忠谋在台积电的影响力。也有观察者评价，在三星，李健熙有着“帝王般的影响力”。
在此基础上，他们也更有直面挑战，在最关键的时候力排众议、杀伐决断的底气。
比如在2009年的行业波谷中，张忠谋成功说服台积电董事会，将次年的资本投入从27亿美元增加到59亿美元，大幅增加28nm产能，让台积电在此后数年迎来了高速发展。
但，创始人终究不得不退场。“假如一个人可以长生不老的话，我会继续做下去。”2017年宣布将正式退休时，张忠谋如是说。这一次，他卸下所有职位，裸退。
“二代目”证明自己的这条路，并不比“从0到1”的过程容易许多。他们所接手的公司，往往已经被打上了过于强烈的创始人烙印。不是每家公司都能拥有库克——坦白来说，即使是让苹果公司挣到更多钱的库克，也没能拥有乔布斯那样的名声。
在芯片的战场上，更是如此。“二代目”们普遍展现出的特质变成了：务实。
2023年的行业下行周期中，李在镕拾起了父亲“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降价大杀器——对成熟制程的芯片降价10%。据韩国媒体报道，3月20 日，李在镕与公司芯片部门高管举行会议，尽管有部分高管认为有必要减产，但是到最后，李在镕的态度依然是拒绝。
在三星电子2023年Q1业绩公布后，分析师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芯片业务的拖累。此时，李在镕终于扛不住了。一周后，三星电子表示，将削减存储芯片的产量。他没能像他父亲一样咬牙到底。但审时度势，没人会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消费电子需求快速增加，全球持续出现史无前例的缺芯潮，芯片价格一度暴涨。后疫情时代，消费疲软，从2022年开始，芯片市场掉头向下，反映在财报中，就是一片齐刷刷的营收下滑、亏损增加。
寒冬还在继续。
魏哲家在2023年台积电的首场法说会上提到：2023年全年，内存之外的半导体产业将下滑4%，晶圆代工产业将下滑3%，台积电则会持续微幅成长。
基辛格宣布裁员、减少运营开支、削减高管薪酬和季度股息，本人也减薪25%。此外，英特尔推迟了在德国建设工厂的计划，美光科技、西部数据、海力士、铠侠等多家芯片大厂纷纷减产。
在三星电子2023年Q1业绩“暴雷”后不久，台积电公布了2023年3月营收——较上月减少10.9%，同比减少15.4%，创下17个月来新低。媒体近日报道，业界传闻称，因2023年Q1业绩不及预期，台积电高雄、南科等多个厂区扩产计划放缓，产能将重新调配。
但所有的危机都可能孕育机会。这是芯片行业反复上演过的剧情。
芯片创始人们曾经在行业低谷时大胆出击，打出漂亮的翻身仗。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半导体战况正酣，DRAM价格大跌，竞争对手纷纷减产时，三星在李健熙领导下开始了逆周期扩张——当时三星每片芯片的成本是1.3美元，但只能卖0.3美元，出现巨亏。后来，随着DRAM价格的回升，三星守得云开见月明。
说到底，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分野在于路径。只要最终抵达的是伟大，只要技术与商业的结合真正改变了世界，让它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所有的努力都会有价值。
这有点难。但对于二代目们，这也未尝不是“成为自己”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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