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城记工作室 (ID:DUCHENGJIPLUS),作者:黎广,编辑:潘展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离开大理前,最后的午餐,阿溪找了一家饵丝店。


“这应该是下关最早的饵丝店,没有摆调料台,老板调出什么味道,你就接受什么味道,而且你发现没有,只要告诉收钱的那个人你要什么,结完账你坐下来就行,服务员绝对能在一屋子的喧闹声里找到是谁点的这碗饵丝,她们就是这么厉害。”


饵丝店的正对面,就是龙尾关,古时候大理真正的关隘。


△ 这道斜坡的尽头,就是龙尾关 时代周报 黎广/摄
△ 这道斜坡的尽头,就是龙尾关 时代周报 黎广/摄


“过了那个关,就是大理了,所以龙尾关也是大理和下关的分界线,从那过来,就是下关。”


唐朝的天宝年间,也就是1270年前,大将军李宓带着10万的部队,也到过这个地方。


阿溪说李宓想要从龙尾关过去,打下南诏国的都城大理,结果在下关全军覆没,但白族人民还是把战死的遗骸收集了起来,盖了一座万人冢,就在现在的天宝公园里面。


△ 龙尾关附近的天宝公园 时代周报 黎广/摄
△ 龙尾关附近的天宝公园 时代周报 黎广/摄


“后来大理人也给李宓在苍山山脉的最后一座山——斜阳峰上,供养了一座神庙,叫将军洞,那里可以看到龙尾关,这就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对当地人来说,李宓在历史上是个侵略者呀。”


阿溪已经连汤带饵丝都吃完了,碗底的“平安”二字依稀可见。


这个家伙,是土生土长的大理古城人。十几年前,他不堪大理的喧闹,离开古城,搬到了下关。


后来他发现,身边不少的儿时玩伴,大多也因为大理的出名,而纷纷离开。


一、风花雪夜


“风花雪月”是大理的四个标识,对应的地理位置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


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叙事,在几十年前,把大理塑造成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旅游目的地。


△ 谈风花雪月的年代,人们其实迷恋的是大理的生活方式 受访者供图
△ 谈风花雪月的年代,人们其实迷恋的是大理的生活方式 受访者供图


但那时的大理还与喧闹无关。


改变发生在2014年的电影,《心花路放》播出以后,黄渤在电话里大喊“去大理,去大理”,于是在电影梗的推波助澜下,大理从风花雪月的宣传方式,进化到了2.0版的网红古城。


在今年春节,那个曾经被视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理想国、嬉皮士天堂的大理,变得人满为患。


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在大年初四的时候,在朋友圈说“烦死刘亦菲和李现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拍个大理的戏,弄得全国网红都到大理了,吃个面包都要排队,而且20分钟不挪步。


那种感觉就像大理已经被人和车塞满,连一滴水都落不到地面。


△  新建的洱海生态廊道 时代周报 黎广/摄 
△  新建的洱海生态廊道 时代周报 黎广/摄 


当时代周报记者在假期的尾巴赶到大理的时候,原本以为人潮已经回到工作岗位,却还是耗时近60分钟才从下关赶到古城。


“其实以前,不过就是20分钟”,阿溪在车里感叹,“现在也知足了,20多公里的路,终于不需要再开两个小时了。”


作为大理古城里土生土长的人,他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大理,还是你当初认识的那个大理吗?


这个提问十分巧妙,它不是寻求一个答案,而是为了思考。


他说小时候,古城洱海门外是一片尘土,下雨的时候车轱辘一定会打滑。


那个样子的大理,是他心里的大理。


△ 十几年前,当地的小孩爬在树上看城楼 受访者供图
△ 十几年前,当地的小孩爬在树上看城楼 受访者供图


“当时全球范围流行嬉皮士,中国的香格里拉因为《消失的地平线》而全球走红,书里把香格里拉说得很神秘,是长生不老的世外桃源,所以变成了城市人回避现实生活的天堂。”


“但那时候香格里拉很远,很多人走到大理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也不错,就在古城里租个院子住了下来,抽烟喝酒看书,也写书作画玩音乐,每天和当地人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也到三月街去赶集,他们真正懂得旅行的目的。”


△ 2008年大理古城 几个音乐青年聚在一家街头小店 受访者供图
△ 2008年大理古城 几个音乐青年聚在一家街头小店 受访者供图


就像东方这个词汇最早在西方传播一样,福楼拜甚至认为,幸福和东方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


阿溪今年40多岁,在大理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小时候,他放学没事的话,也会和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玩游戏。


在他眼里,那个时代的陌生人是懂生活的,甚至会思考人生意义,那些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开始慢慢塑造阿溪。


比如他不爱去人多的地方扎堆,不喜欢纸醉金迷,吸引他的是山涧里的一条瀑布,或者和朋友坐在一起发呆。


等他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发现大理古城已经开始变得浮躁起来了。


阿溪在古城里有个老宅子,他奶奶生前就住在那儿,他既不想把房子租出去,也不想住在古城,他觉得对于大理人来说,古城越来越不像古城。


△ 2008年,一位老者在洱海边散步 受访者供图(右边黑边为底片扫描的留痕,下同)
△ 2008年,一位老者在洱海边散步 受访者供图(右边黑边为底片扫描的留痕,下同)


于是他选择离开大理,搬到下关。


那栋老宅子,锚住了他心底的那座大理。


二、“新”古城


第一次去大理是2008年。


那年胡同参加了5.12汶川地震的灾后救援和报道,半个多月的时间,他在四川看到了太多的生死。


回到广州后,他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梦:坍塌石板下的缝隙里,看到几个孩子,他们说叔叔别担心,我们还能再坚持一下,你去喊其他人来救我们吧。


接下来的画面是他自己变成了废墟下的孩子,从缝隙里往外看,天边正徐徐升起一轮红日……


于是胡同决定暂别工作。按照阿兰·德波顿的说法,旅行能表达出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


那年8月,他去了大理,他说那一整个月,都在不停地闲逛和发呆,从喜洲到双廊,从风情岛到鸡足山。


△ 2008年,在洱海边玩耍的孩子 受访者供图
△ 2008年,在洱海边玩耍的孩子 受访者供图


那时候大理在他面前,就像白族妇女手里那只掉了色的塑料油漆桶一样真实,他看到洱海边驼运苞谷的骡子,一声不吭只顾前行;看到不知名的小庙里烟火,升腾起许愿人触不可及的梦想。


有一天,他甚至在古城里最繁华的街道、人民路上参加了半场婚礼,“新郎被新娘团‘胁迫’着,在去见新娘的路上,要到每个路过的酒吧里讨要一杯喜酒,酒吧的人会很开心,新郎也会很开心,只有本地人在人少的时候才这么玩。”胡同说。


最后他看到在双廊田间出殡的队伍,那场葬礼,似乎安葬了他梦里的那些孩子。


△ 2008年 当地人在小庙前祈福聊天 图中的桌子上,甚至还有一只纸扎的白鹤 受访者供图
△ 2008年 当地人在小庙前祈福聊天 图中的桌子上,甚至还有一只纸扎的白鹤 受访者供图


从此以后,困扰他的梦境消失了。


那年之后,胡同总是隔一两年就去一趟大理,他觉得大理的灵魂,是当地人即便被世俗社会包围而仍旧保持的恬淡、慢条斯理,他们似乎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说正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打发方式,这种方式或许不如朝九晚五那么光鲜,但却充满生命力。


但最近这些年,在大理红得发紫以后,他发现大理已经被民宿老板,餐饮投资人,点心师和咖啡职人所占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让大理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打造成流量密码。


那个在上世纪被嬉皮士发现的大理,那个因为白族的原生态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如今正在消失。


就像艾略特在研究喜爱旅行的波特莱尔时说,他发现交通工具的美感,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浪漫乡愁——那些驼运苞谷的骡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喝92号汽油的铁皮机器。


△ 2008年,双廊镇上的一头骡子 受访者供图
△ 2008年,双廊镇上的一头骡子 受访者供图


到了今年,胡同说那些美感在急剧衰退,尤其是守在古城店铺里的那些掌柜,口音已经开始非本地,云南人独有的尾音“噶”,听到得越来越少。


伴随而来的,是在任何大城市或者旅游景点看到的精品咖啡、天空之镜、外卖小哥、与扎脏辫的小摊,这些表现形式,盖住了大理真正的样子。


当地唯独剩下的就是饵丝饵块、鸡丝米线、乳扇、生皮这些独有的美食,但对阿溪和胡同来说,这些也已经不是以前的味道了。


△ 味觉记忆的掌控者是味蕾,它在儿时就开始收集信息 所以味道不受理智所控 受访者供图
△ 味觉记忆的掌控者是味蕾,它在儿时就开始收集信息 所以味道不受理智所控 受访者供图


“因为很有特色,所以很多外来人开始学着做,这当然也没问题,但最后他们打起了价格战,本地人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退出了。唯一的好处是古城里吃的东西贵不起来,就是味道不大对。”


但这对于第一次去大理的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毕竟大理还有山海。


三、离开的,留下的


大年初八的那个夜里,阿溪开车上青光山,大理殡仪馆就在山腰上。


他说这几个月以来,已经是第四次上山了。“以前大理人都在自己家里设灵堂,后来大家搬到了小区,就要看小区里有没有共识,设置一个公共区域悼念先人,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看看车库能不能办,实在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来殡仪馆了。”


过世的是阿溪发小的家人,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但他们的言行举止,像极了影视剧中的场景。并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而是大家围在火盆前,一边烤火,一边吃酒撸串,追忆逝者生前的点点滴滴。


△ 人走远了,就是走远了 时代周报 黎广/摄
△ 人走远了,就是走远了 时代周报 黎广/摄


第二天,当他们再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说起关于大理古城的变化,共同的价值观是认为这些变化是发展的必然。


交通不便,出行困难,千篇一律的网红餐馆和打卡点,没有好吃的,也没有就业,这些年,我们自己都很少去古城了,甚至有朋友来玩,我们都不建议住在古城里面,没意思了。”餐桌上,阿溪的朋友们这么说。


在大多的县域一级的小城市,人际关系、或者说脸熟是重要的资源,在这个晚宴中的七八桌人里,都是大理本地人,彼此也都认识,他们如今大部分,都选择了离开古城。


潘西的祖籍是网红小镇喜洲,特产是喜洲粑粑,“我们一家都是最本地的喜洲人,现在一家子在下关租了个100多平方的房子,租金只有1000多块钱,反正喜洲是回不去了,只剩下有时候带孩子去看老人家的时候走一趟,在老房子附近喝一杯咖啡。”


△ 2008年 在才村码头附近洗衣服的人 受访者供图
△ 2008年 在才村码头附近洗衣服的人 受访者供图


作为本地人,潘西在喜洲小有名气,外地人盘了个铺面在他老宅子附近卖咖啡,总是会给他打个折,这是他在喜洲唯一的特权。


潘西说自己朋友在古城里有几座房子,地理位置不好,几乎是无人的小巷,后来周围的房主把屋子租给别人盖民宿,人气开始旺起来。“朋友想着也挺好,有客人出现,就自己做点儿吃的,可以挣点钱,但过了一阵子发现不对,人多了以后,物价就贵了,挣的钱实际上只是抵消了物价的上涨。


潘西很无奈地笑了起来,反正觉得原来的恬静生活,怕是回不去了。


甚至在古城里做餐饮的老一辈,也都离开了那里,“因为盘下门面的大多是外地人,他们这个群体之间没有感情,所以互相压价,然后再压成本,导致地方美食几乎消失了,那些老餐馆,反倒只能去下关开馆子,维持住了出品。”


这就像整座城市,除了建筑以外,平移到了下关。


△ 好在大理还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时代周报 黎广/摄
△ 好在大理还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时代周报 黎广/摄


但下关的高楼大厦也与日俱增,与今天的一线城市越来越像,终有一天大理也会和其他城市一样。


除了山水。


三毛如何能将撒哈拉沙漠描绘为“最美丽的家”?人类学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好奇那些住在沙漠或者悬崖边的群体,身体如何与周遭环境厮磨,从而产生一个有异于城市的精神特质,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是去过那样的生活。


但如果在异地生活也希望享受和城市一样便利,就无法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态度和文化根基。


那么无论到哪里,旅行者都会以城市化的逻辑来审视其他人。对于旅游来说,这多少有些狭隘。


△ 早些年双廊镇的集市 受访者供图
△ 早些年双廊镇的集市 受访者供图


不如说这是一种群体无意识,但它所导致的,是这样的一群人,将城市的生活逻辑带到其他地方,长此以往,不同区域之间的人文差异将逐渐消失。


“大理做的那个洱海生态廊道,是大理这么多年以来做得最好最好的事,把整个海西都盘活了,而且走在上面确实舒服,但我就搞不懂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要做个网红的心型打卡点,简直庸俗。”潘西甚至能接受不准在廊道上溜他的爱犬,也无法接受那个粉红色的异类。


△ 生态廊道的网红打卡地 心型装置被潘西称为“媚俗” 时代周报 黎广/摄
△ 生态廊道的网红打卡地 心型装置被潘西称为“媚俗” 时代周报 黎广/摄


对于大理人来说,暮色属于所有人,但暮色之后不想回家的那段时光,只属于大理本地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城记工作室 (ID:DUCHENGJIPLUS),作者:黎广,编辑:潘展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