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木子童
编辑、制图丨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晚景凄凉”是每个劝婚长辈的终极狠话，而“抱团养老”则是年轻人对抗恐吓的魔法：
“不结婚不生孩子，等你老了以后怎么办？”
“我是没有孩子，但我还有朋友啊！”
相约独身的我们相信，相伴一生的朋友将如家人一样可靠，即使孤身走到人生的终点也能互助养老。
然而，当理想落入现实，一切真的能如预想般顺利吗？
当一部分探险家率先走向实践，他们发现，在实际操作层面“朋友”的身份是如此的弱势。
没有亲属关系，仅仅做为朋友，有些事情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她说：“无论如何，我们最后都将是孤身一人，区别不过早晚而已。”
所以不必害怕孤独，也不必为了逃避孤独而选择婚姻，孤身一人也能很好地养老。
然而，偏偏是这样的她，在73岁的年纪，向市政府提交了结婚申请，和96岁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结为夫妇。
结婚的原因是：上野要履行帮助色川处理临终事宜的承诺。
色川大吉，日本泰斗级的历史学家，妻子早逝，儿子远隔，独自住在东京周边的乡下。
上野是色川家的邻居，疫情期间一直在第一现场帮助照顾色川。两人相约以自己的人生真正实践一回“独身互助养老”。
终末期来临前，一切都像书里想象得一样美好，经济条件充裕，色川可以聘请专业的看护工作者定时上门服务，上野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只需要帮助他处理统筹安排与生活关照。
然而，当色川明显感受到时日无多，上野开始着手为他处理身后事，两人骤然感受到“非亲缘”的无力接踵而至：
作为无亲缘关系者，紧急关头，上野不能为大吉的住院和手术同意书签字，不能在过世后为大吉提交死亡证明申请书，虽然照护大吉期间，大吉早已将资产委任上野打理，但当上野来到银行柜台前，她的操作请求依然会被拒绝。
银行工作人员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回答说是“友人”，对方表示无法办理，直接打电话向色川先生进行了确认。
诸如此类的麻烦事数不胜数，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日本，要想获得他人身后事的处理权限，唯一方便的解决方案只有成为亲人。
成为亲人不一定非要依靠婚姻关系，也可以成为收养关系。但由于“改姓制度”的存在，上野和色川最终还是选择了结婚。
在日本，一家通常只能有一个姓氏，如果成为养子，那么养子必须改父母姓，妻子婚后也要改随夫姓。这意味着，如果色川和上野组成收养关系，那么根据年长一方收养年幼一方的原则，上野要改姓色川。
不必多说诸位也能想见，如果一位古稀之年的女性主义标志性人物改了姓，将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为了不给上野添麻烦，色川选了一条日本男性绝少乐意选择的道路——“入赘”，夫随妻姓。
当色川连续5天水米未进，即将迈过冥河三途川，上野带上两人早已签好的结婚申请书，紧急驱车前往市政府完成了婚姻登记。
婚后15个小时，色川撒手人寰，只做了“15个小时新娘”的上野千鹤子终于拿到了为他处理后事的通行证——“名分”。
名分到手，那些曾令上野束手束脚的难题迎刃而解，她顺利地为“上野大吉”处理好了身后事宜。
这或许是向往互助养老的我们第一次能够真正窥见它的现实阻力：
即使是“独身养老理论”的专家，最后也不得不借助“形婚”才能完成养老送终的君子之约。
社会的惯性是如此强大，无人能够豁免。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养老”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上野千鹤子的经历仍然令人悚然心惊。
“朋友”很难成为稳固的依靠，但“朋友”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晚年唯一摸得着的。
2020年，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接近10%，比2015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当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婚不育，必然有更多人独身走向人生的终点。
作为独生子女，我们甚至少有兄弟姐妹。
到那时，我们太需要一种办法，来赋予“朋友”更多的权力，让“朋友”真正能成为一生一起走的倚靠。
或许有人已经想到：
这有什么难的？立个遗嘱，把身后事全交代给朋友不就好了？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遗嘱的定义是：
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遗嘱只能在人死之后生效，无法应对生前的需求。
当你突发急病治愈无望，只能“插管吊命”时，朋友能不能帮你选择结束无意义的痛苦治疗，安详地步入良夜？遗嘱无法赋予他这种权力。
“朋友”什么也做不了。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生前预嘱”。
所谓生前预嘱，就是一种指示性文件，由人们在意识清醒时签署，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
绕过拗口的定义，你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一种生前起效的“遗嘱”，能让你按自己的心意死去。
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本人无法作出决策，医生一定会选择最保守的方式治疗。
北京西城区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吴医生对我坦言：
“如果是生和死之间的抉择的话，我个人会选择保护自己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办法其实就是不要终止治疗。”
这是一个极为朴素的判断——在没有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终止治疗，医生有可能被指责“没有尽到救死扶伤的职责”，陷入医疗纠纷，但如果坚持救治到最后一刻，虽然可能令患者临终遭遇痛苦，在职业道德上却无可指责。
作为“养老搭子”，你或许掌握了很多朋友的“临终愿景”：“搓麻的时候王老太说了，以后她可不插管，不受那个罪。”
但这无法成为医生的决策凭证，除非你有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并没有强制执行力，但它是“免责护身符”。有了这道护身符，医护人员就可以更大胆地作业出更加人性化的选择。
因此在国外，生前预嘱也被称为“养老三大件”之一，有些人甚至会把它纹在皮肤上。防备突然陷入昏迷或遭遇认知类疾病，避免因为“延命治疗”而白白受罪。
不过在中国，生前预嘱还远远称不上“通用”和“好用”。
严格来说，生前预嘱只在中国极为有限的地区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效力。
去年6月，深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其中第七十八条提及生前预嘱，规定当个人意愿与亲属意愿相矛盾时，法律将会保护个人的意愿。
这是我国第一个将生前预嘱以立法形式确立的条款。
如果你在深圳，那么手持朋友的生前预嘱就可以“如朕亲临”了。但在深圳之外的更广大地区，生前预嘱还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
约定俗成，我们相信它具有一定效力，但并没有任何法条法规提供了明确的界定与支持。
是否遵从生前预嘱的意愿，全看医疗工作者的现场决断。
临床医生也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程序，什么样的一个证明才是受法律保护的？”
很遗憾，没有人能说清。
在更明确的法规出台前，医生只能遵照老路——“请联系一下病人家属”。
在医院，直系家属优先，旁系家属其次：“实在找不到家属，我们会找社区。”
同样的情况重复出现在每一个医疗场景中：
急救车司机小攀告诉我，不论有没有朋友陪同，“我们一定会要求先联系家属，实在联系不上家属的就打给警局”。
“紧急关头，朋友还没有警察好使。”
别说生前预嘱，就连我们信赖的“遗嘱”也并不总是可靠。
当然，不是说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是说现实有太多难以预料的情况。
2021年，上海市宝山区曾经有过这么一则诉讼。
一名马姓老人将名下价值300万元的房产和积蓄赠予一名水果摊老板，因为老人病后无人照顾，全靠水果摊老板的帮助才得以安度晚年。
老人晚年，通过遗嘱抚养协议公证指定水果摊主游先生继承遗产，这件事在当时做为道德榜样宣传上了新闻。
没想到，看到新闻后，老人生前拒绝照料的亲属闻风而来，提出异议，认为老人的遗嘱公证无效，因为在作出公证两年前，老人已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无法证明他是健康且清醒的。
法院最终支持了亲属的诉求，游先生只能寻求上诉。
即使没有任何亲属，“朋友”在遗嘱执行中也很容易被“刁难”。
今年3月，还是上海。
一位女士病危时立下遗嘱，把价值千万的财产转赠好友王先生，王先生在其过世后前往银行提取遗产，银行却以“唐女士已离世且没有任何亲人”为由，拒绝配合取款。
最终法院判决王先生胜诉，要求银行配合。虽然结果是好的，但显然王先生如果拥有“亲属”的身份，就不会遭遇这样一场麻烦。
不止如此，遗嘱管的是身后事，订立遗嘱前“清点财产”的环节也是一道难关。
很多老年人会选择提前清理财产、解约长期理财产品、将不同银行卡归拢至统一账户，尽可能减少亲朋好友处理后事的麻烦。
但并不是每个人在产生财产管理需求时都还能够自主完成。比如色川大吉，因为摔断腿骨，就不得不委托上野千鹤子代办。
此时如果户主本人神志清醒，事情还好说，以工商银行为例，帮忙办事的“朋友”只需要持本人委托书和相应卡片到银行，就可以完成代办。
但如果户主本人神志不清，无法作出明确委托，那么除非到公证处尝试极有可能无法达成的公证，“养老搭子”也束手无策。
除此之外，中华遗嘱库负责人陈凯律师告诉我，还有两件事，就算有遗嘱，仅凭“朋友”的身份也无论如何无法替本人做主。
一件，是遗体捐献，另一件，是安葬的方式。
严格来说，遗嘱只负责指定财产的分配方式，并不包括遗体捐赠和安葬方面的权利。
虽说安葬方式通常会遵照逝者遗愿，但如果遗愿与家属意愿爆发激烈冲突，那么闹到法庭上，大多还是家属说了算。
举例来说，如果一位男士与婚外恋人感情甚笃，希望死后与恋人合葬，但原配夫人不同意，宁愿挫骨扬灰也不想让二人双宿双飞，那么最终通常还是尊重原配意愿。
毕竟逝者已矣，冥国自有冥国的法度，现实世界的法律还是要以照顾生人为主。
遇到这种情况，就算“养老搭子”手持遗嘱，也还是无能为力。
总结来说，“朋友”是个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名分，想以朋友的身份帮助朋友养老送终，总会遇到许多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
要想解决问题，只有两种办法：
获得提前授权，或是向社区等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组织“借权力”。
独身养老的需求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2022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订立遗嘱的独身人士越来越多。并且，其中近两成年轻独身者选择把遗产馈赠友人，伴随少子高龄化的发展，这一数据必然还会攀升。
未来，“养老搭子”可能会和“咖啡搭子”一样，成为一代人的标配。
但正如前文所说，总有些事情，是“养老搭子”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这些事情，最终只能仰赖社区或警局。
这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它依附于“家庭本位”的社会，强行为游离于家庭之外的闲散分子构建了一条回归正轨的临时通道。
但权宜之计不可长久，起码社区工作者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2020年，北京地区曾推出“老年人委托代理与监护服务试点”，派遣社工帮助老人完成养老方面的所有事宜，包括陪同就医、担任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担保人，以及管理和保护老人财产、代理老人诉讼，料理老人身后事务等问题。
试点效果良好，老人有口皆碑。
然而，今年当我致电相关街道时，街道工作者说：“我们不了解这个，没有相关文件，可能试点以后没有推行。”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是否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养老搭子”的身份尴尬，让互助养老真正可以轻松运行？
参考更早进入老龄化与超老龄化社会的国际其他国家，“意定监护”或许会是答案的一种。
什么是意定监护，从定义来说：
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也就是说，成年人可以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指定一位“生命管家”，当失能后，由这位“管家”接管财产与生活。
与法定监护人不同，意定监护人是谁，完全取决于指定人的意愿，不必要有亲缘关系。
从法律层面来说，“意定监护”也要比“生前预嘱”更有依据。起码在《民法典》总则编中，有关于“意定监护”的详细规定。
如果要给“养老搭子”一个合适的“名分”，那么“意定监护人”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了意定监护的身份，“养老搭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替朋友管理财产、代理诉讼、料理后事。即使意定监护人意见与直系亲属发生冲突，意定监护人的意见也将受到法律保护。
就算想把骨灰撒在芭提雅的伤风败俗之地，只要提前和意定监护人沟通好，也没有人再能把你拦下。
在全球，“意定监护制度”广泛存在。在美国，它叫做持续性代理授权制度；在德国，它叫做成年人照管制度；在日本，它叫做任意监护制度。
做为家庭式养老的补充，各国政府正在大力普及这一制度。
日本厚劳省制作的“任意监护制度”宣传页
“意定监护人”要照管一位老人临终前的方方面面，这个工作并不简单，要想做好，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与经验素养。
在意定监护制度发达的国家，意定监护人正在逐渐由“养老搭子”向专业机构转型。
日本长野县的“生命设计中心”，就是其中一员。
根据官方数据，交纳50万日元预收服务保证金，以及五千至3万日元不等的月服务费，就可以与它签约，指定其成为“意定监护人”。
中心可以为委托人办理遗嘱、遗产继承、养老金、保险、高龄期居住、安宁疗护、尊严死，以及遗体捐赠、葬礼、墓地等死后事务处理。还可以担任委托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身份担保人。
就像一位高超的指挥家，协调方方面面，井井有条地安排独身老人的晚年。
这或许就是“养老搭子”的终极进化形态。
遗憾的是，在中国，“意定监护制度”的认知度还在低位。
少数城市，比如北京，有过基于社区的“意定监护服务”试点，但最终无疾而终。
在医院、银行等地出示意定监护人证明，对方可能还要愣上一愣，很难确定这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
更详细的意定监护规定尚未出台，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也尚未成型。对于如何防范意定监护人“变坏”，没有对应的章程。
意定监护是未来的出路，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独身老人来说，它还远未成熟。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相比于各有局限的“生前预嘱”与“遗嘱”，“意定监护”将是未来独身养老中，“养老搭子”们最值得依赖的全能抓手。
距离八零九零后的终点，还有几十年要走，这时候开始讨论这些，是否为时尚早？
一点儿也不早。
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中，上野千鹤子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察：
“回顾社会保障先进国家的老人福利历史，就会发现，老人福利的推广往往是响应护理一代的要求，而非被护理一代的愿望。”
这不仅是因为“护理者”渴望更轻的护理负担，也是因为年轻的“护理者”希望在老后得到同样的照顾。
终点离我们还很遥远，但也并不能么遥远。
而未来是否如我们所愿，正是当下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