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好放弃将要握在手里的25迈晚风，灰溜溜地把车推了回去。
这是他连续加班超过晚上九点的第三周。
据统计，在深圳临境外籍人员高达115.2万人口，常住外籍人员数有3万余人。
他们很特别，从上百个不同国家来，不同语言不同肤色，很多人来深圳前后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又没那么特别，想在深圳“搞钱”，终究也还是要和千千万万普通深漂一道，卷在高压的职场里。
今年是Alan离开“罢工之都”法国来到中国的第八个年头。
前四年，他一直在杭州，从事外贸工作。
那时候还没有“内卷”的说法，他从外贸小白做起，工作内容相对简单，没太大压力，前两年基本没怎么加过班。后两年时间里，随着业务能力提升，工作逐渐游刃有余，25岁的他有了成家立业的想法，渴望“拿到更多”。
“之前去过深圳，环境我很喜欢，也听说深圳工资更高。”19年，和许多深漂一样，Alan抱着“搞钱”的念头，来到了深圳。
尽管已经在杭州这座互联网城市经历了4年的职场洗礼，但他还是被深圳的内卷吓了一大跳。
“不管你加班到几点，永远都不会是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Alan任职的外贸公司位于龙华，公司除了他是外籍人士，其他都是中国人。
尤其是当下的3、4月份公司业务旺季，Alan经常加班到深夜。令他困扰的是，除了自己的业务销售指标，还有额外的“老外业务”——老本行技术工程内容以及同事和外籍客户交流时的“翻译”工作，很多时候在客户使用俚语或者语境理解不了的时候，老板要求Alan“义务”去帮助同事。
“老板就喜欢让我这个老外加班！”说到这个，他略显激动。
Alan因加班，将见面推后了一天但让他感到最不适应的，还是来深的前半年。
“各部门之间存在业绩竞争，有些同事喜欢通过‘自愿加班’讨好老板，还有的甚至会不想别人的业绩好出现沟通不太配合的情况。公司出现了两种工作现象——努力工作的同事没日没夜地干活，摆烂的同事把活移花接木到别的同事身上。”
那段时间他总是晚睡早起，夜晚两点睡，早上七点半起床，不是加班晚睡就是焦虑得睡不着，半年下来爆了半张脸的痤疮，“一夜变回青春期”。
“我总是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拿不到订单是不是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差？整个人在早上闹钟醒来的一刻就开始高度紧绷，直到夜晚来临才舒缓一点，第二天又开始日复一日的循环。”
在深圳工作的西班牙人Sofia也有过类似的崩溃时刻。
她是一名专业的模特经纪人，所任职的广告公司里大多是中国人，工作职责主要是接到拍摄需求后，和模特沟通，以及全权负责模特拍摄时的大小事务。
“我现在最怕手机微信响起的声音，害怕打开微信老板找，同事找，工作群里出现@我的名字，简直微信ptsd。”
在Sofia看来，节假日的商业需求较多不放假可以理解，日常需要及时和甲方沟通也没有问题，但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休假的时候还是需要回复老板和同事的信息，以及领导为什么爱制定“不可理喻”的KPI。
入行第一年，Sofia就经常因为休息日没有及时回复领导微信而被扣绩效“工作态度”分，甚至还被领导开会批评过没有团队意识。
Sofia对这件事记得很深刻，27岁的她还像个孩童一样被当众批评，“那绝对是颠覆我观念的时刻”，在她的认知里，员工是给老板赚钱的，老板应该对员工好才对。她那时心里直打退堂鼓，脑子里不停旋转着“要不回国吧”的念头。
“西班牙的生活氛围很浓重，时间感觉过得很慢，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不会浏览工作信息，老板也不会找员工，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做法是正常的。
但是你想想，当所有同事都是秒回老板工作微信的环境下，我没有做到及时回复的做法就会成为‘异类’。
而且中国老板话语权的分量，会在当月工资缩水的那瞬间，变得非常具体。”
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工作环境下，Sofia胖了不少，掉发也挺严重，“我庆幸自己不是模特，没有外貌身材管理要求，不然不仅变胖变丑，还会失去工作。”
一整年，躲进休息室的卫生间放空成了Sofia的“怪癖”，有时候是因为压力大偷偷哭泣，或者带着巧克力，蛋糕等高热量的食物“暴食5分钟”；有时候，只是纯粹想远离“含老板率”过高的手机几分钟。
对于职场内卷让员工的生活和工作几乎完全缝合，在中国生活了6年的英国人Jack深有体会。他目前在深圳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文案经理，过着一家三口，两点一线的生活。
刚来深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对大部分人留在座位上加班而慌张，感觉自己准时走是件“怪事”。
Jack表示在英国职场里，准时下班才是“正常”的现象，英国人更多的工作观念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
“如果你每天都需要加班，那老板反而会认为你的能力不足，会专门找你进行谈话去了解你工作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在中国，好像员工每天无偿加班，老板反而会觉得你是努力的‘好员工’。”
内卷的大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还衍生出了不少让外国朋友们感到意外的国内外职场差异，它们体现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和细枝末节里。
例如考勤，不仅卷，还很狠。
在英国人Jack眼中，他来深圳工作后，完全就是进入了一种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
“在英国，普通文员岗位是弹性工作制，员工自觉地早来早走，晚来晚走。中国职场的话就显得比较‘无情’，我所在的公司迟到一次还需要乐捐20-50元，但最绝的是，大部分的同事都能拿到全勤奖。”
“我还有听朋友说过他的公司会规定上厕所时间限定在15分钟内”，他笑称这大概就是深圳速度能产生的原因。
Jack和中国同事在开会讲解活动文案让Sofia担惊受怕的微信，在很多外国人眼里，还是“效率”的代名词。
“如果你选择用邮件跟中国客户沟通，那你想说的话很容易就石沉大海，因为大家都习惯使用快捷的微信，现在我们公司也很热衷发微信了，确实方便很多。”俄罗斯人Dan在深圳创业两年，他发现改变沟通工具是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2020年，Dan在龙岗注册了深圳市波哥亶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但在以效率著称的深圳工作了两年的新西兰人Ramsay，至今还是对冗长的会议无法理解：“将精力损耗在会议上，并不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更像是领导的个人秀舞台”。
今年春节后返校上班，Ramsay所在的学校召开了长达三天的教师会议，这让他目瞪口呆——“howww？”，他不明白一个会议需要开三天的意义在哪里，会议中途他几次抬头看四周，总能看到摇摇欲睡进入梦乡的同事。
而说起领导，来自爱尔兰的Craig来深工作的第一天就惊讶地发现，在职场上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等级”，比起在欧美大家会对领导，老板直呼其名的常见现象，中国职场更多偏向使用 “X总”或“经理” 等权威头衔。但另一方面他也直接地感受到，明确的等级结构，有利于工作过程中形成高效的分工和配合。
Jack也因此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职业体验：中国同事隔三差五会提供热心帮助，这种庞大的“团队精神气”是他在西方职场里不常见到的。
至于谈起年龄焦虑的话题，新西兰人Ramsay完全理解不了这个说法，在他接受的职场规则里，工作越久越吃香是毫无疑问的答案。
“35岁怎么会老呢？醒醒！在西方这是最好的工作年龄阶段之一，经验丰富工资高，处事周到职位高，就算一个人活到80岁来算，35岁不应该是职业巅峰吗？”
在他认知的西方职场里，是绝对不能性别歧视的，年龄歧视也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如果一家公司被发现用年龄来设定员工能力，那无能的应该是领导层，而不是面试者本人。
“但我也确实注意到，我工作环境里的中国同事大多数都比较年轻。”
毫无疑问，国内外职场存在诸多差异，只是面对内卷，外国人和普通深漂无异，要么逃离，“打不过就加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始终适用。
Alan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生活有非常清晰的目标，三年内升职为销售总监，攒够第一个100万。
他觉得，在深圳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就能实现，公司最大的外贸订单就出自他的手：“我最喜欢深圳的一点，就是它只有一个规则：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对英国人Jack来说，他的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强，经常和新同事说你好后不到三个月就要说拜拜，在充满竞争的工作环境里，他也因为不想“落下”而努力在职场快速成长起来。
新西兰人Ramsay则对“责任”有了重新的定义：“以前工作，无误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负责，现在自己没完成好是对团队不负责。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的韧性也常常让我颠覆三观。”
有一次，Ramsay曾几次邀请过工作上相处不错的同事下班喝一杯，但都被拒绝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中国人跟快乐有仇呢”，他说，但几个月后他才了解到这个这位同事下班后要去接二胎的老婆下班，回家还要辅导小孩作业。
虽然如此，文中的6位外国朋友都持有同样的想法——也许把提高深漂的幸福度提上日程，一个快乐的员工，工作效率会更高，老板和员工双赢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局面。
这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深圳打工人的愿望呢？
备注：文中Alan、Ramsay、Sofia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