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木子童

编辑、制图丨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对于一个膝下无子的老人来说,这可能是最体面的一场葬礼。

 

2019年,杰尼斯事务所社长Johnny喜多川去世,全体杰尼斯艺人为他送葬,如送别父亲般痛哭失声。

 

 

他被誉为日娱教父,一手打造东亚流行文化的游戏规则。

 

但在光辉的背面,一道阴影始终如影随形:多年来,他被多次指控性侵旗下未成年男艺人,父亲般的关爱背后,似乎隐藏着恋童癖与强奸者的动机。

 

这在日本几乎已经是个半公开的秘密,但又被所有人默契地选择遗忘。

 

直到今年3月BBC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上线,这道从未愈合的创口被重新揭开。

 


 

提起东亚流行文化,永远绕不开杰尼斯事务所。换句话说,凡是你能想得起来的日本男星,一多半都出自杰尼斯旗下。

 

从风靡亚洲的偶像组合Arashi、SMAP,再到木村拓哉、泷泽秀明和锦户亮等明星,专门打造男性艺人的杰尼斯撑起了日娱半边天,它就是全日本的造星工厂。

 

而创始人Johnny喜多川则是这座梦工厂的唯一真神。他参与练习生签约到出道的全过程,掌控所有成为明星的资源与路径。

 

对于相貌秀美的美少年来说,杰尼斯是逆天改命的梦想应许之地,但同时,它也是喜多川的私人狩猎场。

 

许多少年在这里为他们的梦想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当15岁的小林第一次推开杰尼斯集体宿舍大门时,呈现在面前的是少年漫画般的耀眼场景。

 

明亮的宿舍里,J家美少年聚在录音机前,做着广播节目的扮演游戏,场面热闹且充满青春活力。

 

“我感到很高兴。”小林回忆道,努力练习、成为明星的梦想仿佛就要起步。

 

然后不久后,Johnny喜多川起身走向他,对他说道:“去泡个澡吧。”

 

他不仅帮小林亲手放好洗澡水,还亲手帮他脱下了外衣:

 

“直到这一刻,我都还在想,他真是太亲切太热心了。”

 


但接下来,喜多川的手伸向了他的裤腰。少年羞窘地躲闪,他提出自己来。

 

而喜多川沉默了。

 

当笑容消失,亲切的爷爷形象碎裂成虚幻的镜像,少年意识到,他依旧是那个手握所有少年前途的威严掌权者。

 

恐惧瞬间攫住了少年的肢体,他一动也不敢再动。任由喜多川褪去全部衣物,抱进浴缸,像人偶般摆弄。

 

那天晚上,喜多川提出帮他按摩,但“与其说是按摩,不如说是抚摸”,从天黑一直持续到天明。

 


很少有人敢于拒绝喜多川的“关爱”,因为那意味着你将被赶到舞台的角落,从此告别出道的可能。

 

由于是集体宿舍,少年们的床铺相隔不远,每个人都能清晰地听到房中的声响。

 

当熄灯后,喜多川进入房间,隔壁床铺上发出淅索声,其他人就在黑暗里保持沉默:

 

“啊,今天是他了呀,那明天可能就轮到我了。”

 

 

1999年,《周刊文春》的系列报道里,一名前JR回忆道:

 

“Johnny先生会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宿舍共进晚餐。然后对我说,去睡觉吧。当我上床睡觉后,他也走进房间,躺上了我的床。他摸了我的生殖器,起初是嘴,随后他涂了些黏糊糊的东西,然后是手指伸进来,然后是他的下体。

 

这很疼,非常非常疼。”

 

但事后,他既没有报警,也没有找到父母哭诉。因为前辈们告诉他:

 

“这是你必须忍耐的,不忍耐就无法出名。”

 

对于Johnny喜多川的指控并非个案,它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里,无数次复现于不同人口中。

 

早在1988年,杰尼斯早期偶像团体Four Leaves成员北公次出版的《致光GENJI》中,就曾公开描写喜多川对未成年练习生的侵犯行为。

 

 

1996年,另一位杰尼斯出道艺人平本淳也出版《少年爱之馆》,也提及众多遭遇喜多川性侵的艺人,同时他还指责喜多川为维持少年雌雄莫辨的体态,要求他们注射雌性激素。

 

 

恶行贯穿喜多川执掌杰尼斯的一生,直到去年还有年轻艺人谈及相似经历:

 

“喜多川会要求我一直我服侍他到睡着,我手上有录像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去年年底,在日本著名“八卦议员”东谷义和的直播间里,前杰尼斯练习生冈本Kauan讲述了15岁开始遭遇喜多川性侵的故事。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个别当事人难以证实的“野史”,那么1999年《周刊文春》的系列报道就是一记真正的实锤。

 

1999年10月,《周刊文春》连续发表了10余篇针对杰尼斯的调查报道。

 

记者采访到多名离开杰尼斯公司的练习生,从他们口中听到了这座造梦工厂背后的阴暗丑闻。

 


受害者中,最小的只有12岁,甚至不足以被称为少年,只能说是男孩。

 

他们的描述与已被披露的情节高度相似,都指向了喜多川利用权力实施的大规模性骚扰与性侵。

 

这是喜多川丑闻第一次被有影响力的正规媒体报道,在日本民间引起了热烈讨论。

 

杰尼斯事务所立刻否认,同时于11月以侵犯名誉权为名把《周刊文春》告上法庭。

 

但2023年东京高度法院宣布《周刊文春》胜诉,法院在调阅多方证据后,认定杂志有关喜多川性虐待的报道属实,并未损害其名誉,因此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以当下的常见逻辑来推论,彼时彼刻开始,喜多川就该身败名裂,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制裁。

 

然而诡异的是,这则惊天大瓜却成了哑炮,除了《周刊文春》外,日本主流媒体几乎没有任何跟进报道,大家仿佛集体中了“一忘皆空咒”,默契地选择了回避。

 

于是如我们所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喜多川依旧是日本娱乐界的教皇,享受着鲜花掌声和无与伦比的尊荣。

 

依旧在漆黑的夜晚爬上少年的床榻,并在赞誉声里体面地走完一生。

 


 究竟是哪里出了错?

 

为什么恶行曝露在阳光下,反而是阳光失去了颜色?

 

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陈旧的日本法律不足以规制喜多川。

 

准确来说,喜多川的行为很难在法庭上被定义。

 

在2017年前,日本刑法中,强奸罪只适用于男性对女性的施暴,而未成年男性即使遭遇侵害也无法适用这条罪名。

 

至于或可适用的强制猥亵罪,一来举证困难,二来不足以概括暴行的全部。

 

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刑法规定,所有性犯罪都是“亲告罪”。

 

即使检方已在其他案件中掌握犯罪事实,也不能越过当事人发起公诉。

 

这条法律本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而设立,却成了强奸犯的避风港。

 

没有人有信心对抗杰尼斯事务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在喜多川在世的日子里,没有任何受害者就性侵问题提起诉讼。

 

于是明知道喜多川的性癖,日本执法与司法系统却无法做出响应。

 

 

与此同时,对付丑闻的另一把利刃——“媒体”也黯然失声。

 

在法律无法戍守的领域,我们总期待媒体至少能主持舆论的正义,但在喜多川事件里,媒体却成了消音器和灭火筒。

 

1999年,《周刊文春》激情四射地连续14周做出系列报道,直指喜多川和杰尼斯帝国对练习生的压迫。

 

当年主持报道的记者中村回忆,当时已经成年的受害人谈起当年仍然会情绪崩溃:

 

“我从没见过人能哭成那个样子,浑身都在打颤。”

 

他决心把一切真相公之于众。

 

 

然而资料详实的报道后,接踵而至的不是正义的伸张,而是无言的排挤。

 

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等立刻跟进深入报道,而被称为“五大纸”的五家日本主流新闻社如同一团点不燃的惰性气体,共同选择沉默。

 

头版大幅报道着其他新闻,只在塞花边新闻的边角栏里简略地提上两句事件的发展情况。

 

一场本可能发酵为全国性大事件的丑闻,就这样被拖进了公众的遗忘周期,最终不了了之。

 

这是日本新闻界独有的“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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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新闻边角里的喜多川事件报道

 

正如没有个人敢于在法庭挑战杰尼斯,也没有新闻媒体敢于得罪这棵摇钱树。

 

得罪杰尼斯,意味着不再能获得杰尼斯成员的一手消息、不再被邀请参与杰尼斯活动,也不会有杰尼斯成员出现在这家媒体的访谈、节目之中。

 

而几十年的运营下,杰尼斯早已深入日本媒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在五家主流媒体旗下,你甚至很难找到一档完全没有杰尼斯艺人的节目。

 

被杰尼斯拒之门外,无异于一次抽筋扒皮,越是家大业大,越难以抉择。

 

于是,1999年的《文春》风暴里,主流媒体选择了“理智”的退缩。

 

今年BBC旧事重提,即使喜多川已然去世数年,主流媒体依然选择了沉默观望。



习惯是种可怕的东西,即使是悖离常理的恶行也会在长久的存在后变得“合理”。

 

喜多川事件里另一个可怖的侧面是,短暂的舆论批评后,日本社会渐渐接纳了这位老人的非法性癖。

 

“Johnny先生是喜欢小男孩的同性恋,这是常识。”

 

《少年爱之馆》作者平本淳也在接受BBC采访时说道。

 

他直言,很多父母明知道喜多川的爱好,仍然削尖了脑袋试图把孩子送进杰尼斯。

 

一些父母甚至直接告诉孩子:“为了成名,你得把屁股奉献给Johnny先生。”

 


数次报道后,公众对此事心知肚明。

 

但他们说,相比于喜多川在流行文化界的贡献,“我并不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事情”。

 

 

于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当受害少年谈起喜多川,除了恐惧和憎恨,他们还会提到“爱”和“感谢”。

 

一位前杰尼斯练习生坦言,在16岁时,他曾被时年70多岁的喜多川以按摩为名性骚扰,但是:

 

“当事情变成是或非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错的。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很讨厌他,其实我很喜欢他,即使到现在,我也喜欢他,我仍然觉得我们被他很好地关爱着。”

 

 

在那栋集体宿舍里,被喜多川宠幸,意味着被爱,意味着得到红的可能。

 

很多少年视之为等价交换,即使付出的代价会给他们留下终身阴影。

 

一位受害者在《文春》诽谤案中出庭作证,在向法官陈述遭遇后,他补充道:

 

“我喜欢Johnny先生,我祝他长命百岁。”



他们如同房思琪般,在遭到师长侵犯后,主动把这臆想为了爱与关心。

 

若非如此,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如果这是恶行,为何社会不制裁恶棍,反而把他捧上神坛?

 

邻人的视线本该对隐蔽的罪恶做出最朴素的道德审判,但在日本,“揭露喜多川”本身反而更像是一种罪行。

  


在这个高度耻感的社会里,被上位者侵犯的人总是处在实质上的舆论弱势。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反常识,但实际是,状告上位者会给别人添很多麻烦,而“添麻烦”就是日本社会最大的非道德。

 

2015年,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性侵,报警并提起诉讼后,媒体和社会送来重重压力,荡妇羞辱如影随形。

 

一段时间内,因为“太不安分”,她甚至无法找到工作。

 

历经长达8年的诉讼,她终于胜诉,法院判处山口敬之支付332万日元赔偿,但这完全不足以概括8年间她所承受的人生颠覆。

 

她的私照传遍社交网络、面容被P图成色情影像,而事件里另一个主角山口敬之在这场风暴里得到了最好的隐私保护,形同隐形。

 

同类事件里,默认更体面的做法是“适可而止”,让事情停留在并不太给人“添麻烦”的能量层级,一旦超越这条界线,就成了受害人“不懂规矩”。

 


我们常说,日本是个“同调社会”,如同沙丁鱼群,每个人都在窥看着别人的行动来定位自己。

 

这通常能带来巨大的安全感,但当你试图逆行,它却成了碾压性的压力。

 

组织当年系列报道的《周刊文春》记者中村体会尤深。

 

轰轰烈烈的报道后,中村愕然地发现,原来振臂高呼的从头到尾只有自己。

 

紧接着,他被定位为了“危险人物”,传统报社、出版社和电视台都有意将他排挤出了圈外,他们说:“他是会报道这种东西的危险家伙。”

 

那一刻,中村意识到,在日本媒体界,事件的真相与公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守了大家共同的规矩:

 

“这23年,我始终处在绝望里。”

 


在喜多川事件中,你既无法责怪司法者、受害人,也无法责怪主流媒体,他们各有各的不得已,也都做了能力限度内的努力。

 

然而,这得体的分寸感就像一张又一张湿手帕,糊在日本社会的良知上,带来痛苦而无望的慢性窒息。

 

所有人对症结心知肚明——只要所有人都勇敢一点,恶之花就将不再拥有生存的空间。

 

但生活不是少年热血漫画,所有人都希望先去勇敢的是别人。

 

于是,直至今日走上日本街头,你能够听到的依旧是对Johnny喜多川喋喋不休的赞美:

 

“喜多川是谁?”

 

“他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