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头图来自:深圳微时光


在社交平台上,一位37岁的深圳二孩妈妈,分享了最近她在香港的求职经历——面试一周找到新工作,在整个求职过程中,没有面试官问起她的年龄和婚育状态。


这段分享引发了极其热烈的讨论,讨论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香港职场工作多年的人,对此似乎习以为常,“香港公司不会问你结婚、生孩子、年龄这些隐私问题的,能力、经验和学历是招聘的关键指标”。一位女性用户特别提到,自己52岁,最近刚刚找到一份新工作。


另一种是经历过深港两地职场,或者在深圳职场沉浸多年的人,他们陈述的,大多是内地“35岁即失业”的职场年龄危机,以及大多数女性都遭遇过的与婚育相关的性别歧视。


2019年,彭友林在香港读完研究生后,因疫情等因素,放弃了当地的工作机会。过去三年,他先后在广州、深圳各打过一份工,经历过欠薪,加班等职场毒打之后,他计划再去香港,寻找新的机会,“相比广州工资低,深圳加班狠,香港的工作,性价比是最高的”。


香港女孩贺竹深今年在广州一所高校读大四,她身边的同学,大都在应付考公或者考研。她计划本科毕业后回港求职,“香港很急、很快,但不卷。职场下限也要高一点,你总能找到活儿干,就算是去麦当劳,也是可以实现温饱的”。


在职场内卷白热化的今天,如何跳出这套竞争规则,是每个人不得不思索的问题。彭友林们,也在用抓得住的机会,尝试另一条路径。


“性价比最高的职场”


按照彭友林最早的职业规划,毕业后在香港找份工作,“月入几万不是问题”。


现实给了他沉重打击。毕业前夕,他拿到香港一家公司的offer。考虑到当时香港的局势,他计划先回广州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港寻找机会。回到广州后,长辈推荐他到一家足球俱乐部工作,月薪6000块。


很快,疫情来临。他在足球俱乐部工作待了一年多,受地产行业影响,俱乐部运转逐日举步维艰,在他工作的最后三个月,公司连薪水都发不出来。


彭友林的第二份工作在深圳,收入比之前高了一截,工作强度也比之前强了许多。他主要负责业务推广,每天要应付的事务繁重琐杂,经常在夜里11点回复客户问题。工作与生活搅在一起,令他不胜其烦。


从相熟的朋友口中,彭友林了解过香港的职场生态,“香港的福利保障都要好一点,大家心态上没有这么强的危机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下班就是下班,一般没有人下班后还找你。”


图源自深圳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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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没有深圳卷,机会也没有深圳好。广深港三个地方,香港性价比是最高的,薪酬更高,工作强度也没有深圳大,深圳是又累薪资又低。”这是彭友林对三地职场的印象评价。


离开香港三年,彭友林的签证早已过期。他计划找好工作后,与持有香港工作签证的女友登记结婚,以此解决签证的问题。


女友袁园2017年从香港一所高校毕业后,便留在当地从事保险工作。疫情来临之前,她的工作、生活顺风顺水,“收入还不错,那是香港黄金时代的尾巴”。


袁园和彭友林都认为,香港在短时期内,回到2019年之前的“黄金时代”几乎不可能,但两人还是更向往香港的机会和工作环境。


“在深圳这三年太焦虑了,这跟在香港的焦虑不一样,香港是渴望向上的焦虑,在深圳,是找不到路的焦虑。我身边很多深圳朋友,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疫情之后,袁园从香港搬到深圳生活,受疫情、封关等因素影响,每年销售保险赚到的钱,比起之前缩水了一大半。


与贺竹深一样,袁园也认为,香港对普通打工人要更友好一些,“香港的收银员,一个月都有一万七八,你愿意吃苦,还是能赚到钱的”。


今年一月份,港府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小时37.5元调升至40元。根据特区政府公布数据,2022年第三季,香港就业者每月收入中位数为2万港币。


“捡漏”的好时机


过去三年,受通关政策影响,贺竹深回香港的次数寥寥可数。今年春节,贺竹深回港待了两个多月,她在熟悉的生活半径内,觉察到香港经济的一些微观变化。


贺竹深家附近的几条街道,疫情前是游客们最爱光顾的地方,街两边分布着大量药妆店、珠宝店。今年回家,她发现这些店铺,大都被本地餐饮和咖啡店取代。


感觉服务本地人的餐饮业反而更旺了,以前服务游客的那些生意,确实衰落了。新闻上讲,莲香楼这些香港老店关闭了,据我了解,疫情前更依赖游客的消费”。


贺竹深也发现,香港本地餐饮比以往更亲民了,“出现了很多30块两菜一汤的盒饭,这个以前是没有的”,这也是过去三年,香港餐饮业的求生策略,“很多原来做高档酒楼的老板,为了应付疫情的冲击,转做快餐外卖了”。


图源自深圳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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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生态上的微观变化,在香港同龄人身上,贺竹深能感受与内地不一样的竞争氛围。


去年年底,她回到香港参加聚会时,发现临近毕业的朋友们,就业心态相当轻松,“普遍想的就是过完年,二三月份再说吧”。


在贺竹深的印象里,香港多数大学生,本科毕业后会直接进入职场。香港职场在招人时,对文凭的评判也更理性,“有个前辈跟我说过,如果你做的不是技术含量特别高的职位,本科生是最好的,如果你是硕士,老板会有点犹豫,如果你是博士,老板可能就把你刷掉了”。


在广州的同学中,考研、考公是大多数人的毕业选择,“很多人进入大学,就开始规划考研或者考公”。


除了考研考公,很多同学也不敢放弃其他选项,“身边的人都在实习,有些贴钱去实习,丰富自己的简历,或者争取秋招、春招等各种机会。大环境的竞争太激烈了”。


在贺竹深熟识的香港同龄朋友中,大家会利用寒暑假,去尝试不错的实习机会。平时课余时间,大多数人会选择奶茶店、服装店兼职,“就是想赚点钱,并不是丰富履历”。


“香港没有那么卷,反正你最后总是有一份工作做的。香港的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很急、很忙,但竞争的人没有那么多。卷人也有,不过整体氛围没有特别卷的意识。”


根据近期搜寻香港工作机会的见闻,彭友林发现,当下的就业形势比他2019年毕业时要乐观许多。


他先后向几个相熟的香港朋友打听过工作机会,对方很快就给出了回应,“他们公司里都有在招的合适岗位”。彭友林正在争取的一些意向岗位中,不乏收入可观的工作机会。


他的经历也侧面印证了香港当下的就业市场现状。


2020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到,过去两年,香港流失劳动人口达14万。港府2022年9月就业及空缺统计报告显示,零售业缺4995人,航空运输业空缺3523人,金融服务空缺4468人,教育行业空缺7905人。有人形容现阶段,是外地人才去香港“捡漏”的好时机。


香港一位高端猎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香港初级人才市场一直处于不饱和状态,本地毕业生数量满足不了市场需要。而且,由于过去两年中高端人才流失,不少公司更加重视初级人才的培养及晋升。


去年年底,香港推出了“高才通”等人才引进计划。根据特区政府公布数据,截至3月6日,该计划收到超过1.4万份申请,申请者一半为30岁以下年轻人。


相比内地,香港职场对30岁以上女性也更为友好。据统计,香港年近40岁女性,就业率为75%。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出版《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22年版)》,2021年香港就业人口中,女性为186.51万人,男性为180.51万。


在186.51万女性就业者中,20岁至29岁女性占比15%,30岁至39岁、40岁至49岁、50岁至59岁女性,分别占比 26.79%、26.5%、22%。专上教育程度(大专or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就业者,时薪中位数为111.1港币。


“人才荒”现状下,香港的居住成本也在下降。据香港美联物业公布数据,去年12月,香港平均租金下跌4.1%,至每平方米360.9港元。


还未确定工作,彭友林已规划起未来的存钱计划,“去香港后,打算每个月存2万块,在这边节衣缩食,一个月最多存六七千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