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专家说这种担心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但不得不说，这种银行崩盘所造成的危机恐慌，本身就是美国金融业糟糕状况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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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银行成立于1983年。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加州硅谷高科技产业兴起，出现了一大批急需发展资金的初创公司。
于是，硅谷银行（SVB）的经营策略便是服务于初创企业，或者说从那些获得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吸收存款，后期业务范围扩大至风险投资基金的银行融资服务。
俗话说得好，想发财的人未必能发财，但那些给想发财的人提供服务的人，多半都能发财。
即使企业已经度过了创业阶段，硅谷银行仍然能提供这些企业需要的各类服务，例如商业银行服务、私人银行服务、投资银行服务和风险/信用投资。
换句话说，硅谷银行不是服务于普通的个人或者企业的银行，而是服务于高科技初创企业及其背后的风险资本的银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硅谷银行业务遍布北美、亚洲和欧洲，FACEBOOK、Twitter、思科（Cisco）、Ring、Beyond Meat和Shopify等公司都曾是其客户。
在美国，约50%获得VC投资的科技型公司与硅谷银行有合作。该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总资产价值约2120亿美元。
几年前，疫情的到来甚至还为硅谷银行带来了一波强大的流动性。
疫情前两年，硅谷银行的资产扩张显著快于同行，盈利能力强，成长性好。原因是美联储释放大量流动性，美科技股股价暴增，在2021年科技投资的热潮中，硅谷银行的客户存款从1020亿美元激增至1890亿美元，但是贷款业务跟不上存款的步伐。
于是，硅谷银行就在低利率期间拿着客户存款购买了大量美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但正是这些投资，让硅谷银行绷不住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行的总资产为2120亿美元，其中7%为现金，35%为净贷款、55%为固定收益证券。
可供出售证券的规模为261亿美元，其中161亿美元为美国国债，66亿美元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14亿美元为商业抵押贷款证券（CMBS）以及11亿美元的外国国债。持有到期证券的规模为913亿美元，也都有美国政府的担保。
可以说，这些投资倒都是中规中矩，几乎都没有违约的风险。但是问题就出在了“中规中矩”上面。
相比于同行的操作，这些证券产生的收益太低了。美国国债的加权收益率仅为1.5%，机构担保债券加权收益率为4.2%，外国国债加权收益率为2.1%，居民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加权收益率位于1.3%-1.9%之间。MBS和CMBS的加权收益率均为1.6%，CMO的加权收益率低于1.5%。
再加上美联储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大幅加息，硅谷银行持有的各类证券的加权收益率均低于这些证券近期的利率。
说句白话就是，当一个证券近期的收益高涨，你手里的低收益率版本可就卖不出去了，毕竟人家要买肯定买看涨的，不会买收益率低的。
硅谷银行瞬间弹了弦子。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四季度，硅谷银行（SVB）未确认损失总计150亿美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硅谷银行的主要客户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去年倒闭，而监管当局对FTX的调查逐步引起硅谷银行客户的不安，引发了挤兑潮。
一方面为了挽回长期债券的损失，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挤兑潮，硅谷银行出售了21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但这样一来，原本不会计入亏损的部分随着出售完成计入了亏损，对硅谷银行堪称百上加斤。
就这样，这家美国第16大的银行轰然倒塌。
回看硅谷银行倒下的过程，似乎有点“冤枉”。毕竟看看他们的资产组合，风格十分保守，很大一部分是低风险债券，一点儿也没有美国投资银行家拿着别人钱疯狂造作的风格。
数据也支持这个观点，截止2022年12月31日，硅谷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3.9%，比最低监管要求高出5.4%，总资本充足率为14.7%，比最低监管要求高出4.2%。
要知道，当年雷曼兄弟完蛋的时候，其杠杆率高达30多倍，债务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这种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令人咋舌。相比之下，如今的硅谷银行在美国业界甚至可以说是良心代表。
胡作非为的捞得盆满钵满，暴雷之后也没承担什么责任，相对负责的竟然憋屈到卖身还钱还不能自救，这美国的金融业还能有好吗？
为什么美国金融业这么混账？这就要谈到一桩90年前的法律，以及它在美国历史中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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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恶果延宕全球。此后，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必须限制金融资本的胡作非为，不能让整个世界被他们绑架。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与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联手提出一项法案，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禁止商业银行为客户交易非政府证券，或者自己投资非投资级证券，也不许它们承销或分销非政府证券，或与投资银行建立任何联系。同时，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也不许吸纳存款，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
这项法案被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被叫作堤坝法案，在这个法案的限制下，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商业银行，不能与高风险的投资银行进行混业经营。这样的话，哪怕投资银行暴雷，由于“堤坝”的存在，相关风险也不容易蔓延到老百姓身上。
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前检察官费迪南德·佩科拉负责调查，他将银行老板拖到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面前，解释他们在股市崩盘中的责任。这些人在国会支支吾吾地变相认罪，让美国民心趋向加强监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最终获得通过。
正是这项法案给了普通人较为安全的半个世纪，在1933年之后，无论投资客们如何整活儿，都不会太大殃及普通人的生活，不夸张地说，那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
然而，就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的当时，小J·P·摩根便恨恨地说：“如果我们被剥夺了接收存款的权利，将来应该不太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资本供应的服务了，美国如何加强经济竞争力呢？”
当然，在那个刚刚经历过大危机的年代，这种话只被看作金融资本家的无能狂怒，但是，这种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痛恨，作为伏笔埋了下来。
1960年代，不能用普通人的存款池作为自己造作的水源，投机客们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状况。毕竟，没有商业银行的大笔存款，投资银行所做的只能是小打小闹。虽然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个好事儿，但对于贪婪到骨子里的投资银行家们，这简直是要他们的命。
投资银行家们开始游说国会允许他们进入市政债券市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周围出现了一种游说亚文化。
当时整个世界处于冷战和阶级斗争的热浪之中，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且只会便宜投资银行家的行为，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都无法赢得共识，所以这些游说都没有成功。
正如乌鸦开篇所说，想要发财的人不一定能发财，但那些为想发财的人提供服务的人往往都发财了。为投资银行家服务的游说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一些游说者甚至吹嘘该法案如何保障他们的孩子读完大学。
但投资银行家毕竟拥有海量的游说资金，只要他们坚持，美国这套体制对他们来说十分容易通关。
投资银行家针对国会、法官、政客锲而不舍地游说，终于在1980年代开始兑现成果。所谓“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能够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这种鬼话，让不少人拿了好处之后可以堂而皇之地给投资银行大开绿灯。
1986年12月，对银行业具有监管管辖权的美联储重新解释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决定商业银行最多可拥有5%的证券业务。
这个口子一旦开了条缝，后面只会不断扩大。
1987年春天，在听取了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的建议后，美联储决定放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允许银行处理多项承销业务，包括商业票据、市政收入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时任花旗集团副董事长的托马斯·西奥博尔德表示，一个非常有效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群知识渊博的投资者和一个非常老练的评级机构，便可以杜绝投资银行的不当行为，根本不需要碍手碍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这鬼话气得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怒不可遏，但在美联储高层，沃尔克已经属于少数。最后，美联储以3票对2票赞成对混业经营放宽监管。
1987年3月，美联储批准了大通曼哈顿银行承销商业票据的申请，还透露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将商业银行最多可拥有的证券业务上限从5%提高到10%。
当年8月，投资银行家们最大的胜利到来，他们游说时任总统里根任命前摩根大通董事和放松银行业管制的支持者艾伦·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打开了魔鬼的大门。
1989年1月，美联储董事会批准了JP Morgan、Chase Manhattan、Bankers Trust和Citicorp提出的申请，除了市政证券和商业票据之外，他们还可以参与包括债务和股权证券的交易。
1996年12月，在主席格林斯潘的支持下，美联储发布了一项打破先例的决定，允许银行控股公司拥有投资银行附属公司。
至此，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彻底侵蚀，只差临门一脚了。
毕竟，那个年代冷战已经结束，阶级斗争的氛围早已消退，新自由主义伴着美国的胜利傲视天下，监管这两个字似乎就成了错误的代名词。在投资银行家无止境地游说下，放松对投资银行业的监管，让投资银行家也充分享受繁荣的果实，成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共识。
毕竟，这钱大家可以一起挣，还不用担心穷人起来造反，多么美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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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临门一脚，是一个叫桑迪·威尔的人踢出的。
桑迪·威尔组建了一个名为旅行者集团的大型金融集团，由当时一些领先的保险和投资公司组成，并着眼于收购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彻底摆在明面上，再由国会出面废除它。
威尔背后的鼓励者，正是格林斯潘。威尔在1998年定下了一桩700亿美元的并购谈判，将投资银行旅行者集团与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合并。这是公然违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威尔迅速开始加码游说，有人开玩笑说，提出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新一轮政治筹款活动的开始。
1998年5月，众议院以214票对213票通过立法，允许将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合并为大型金融集团。9月，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以16票对2票通过了一项妥协的银行改革法案。
但事情在1999年10月21日再次陷入僵局，众议院和参议院会议委员会的马拉松式谈判破裂，眼见法案就要胎死腹中。
银行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菲尔·格拉姆警告花旗集团游说者罗杰·利维，威尔必须让白宫就该法案采取行动。
桑迪·威尔果决地行动，他通过时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关系，得以在当天晚上成功致电克林顿总统试图打破僵局。
起初，克林顿因为担心秋季的中期选举，对于此事尚有疑虑。但桑迪·威尔的恳切言辞与慷慨献金，让克林顿表态支持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众议院和参议院于11月4日批准了该法案的最终版本，克林顿于当月晚些时候签署《金融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投资银行家们20多年来价值3亿美元的游说，最终成功了。
诡异的一个小插曲——在整个游说过程中出力颇大，与桑迪·威尔关系匪浅的罗伯特·鲁宾在克林顿签署法案后几天就辞去财长职位，成为合并了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银行的花旗集团CEO……
这之后的历史，大家想必不会陌生，克林顿落笔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9年之后，雷曼兄弟破产，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再次如1929年一般，影响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尽管无数推卸责任的投资银行家表示，2008年的次贷危机与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无关，对银行业混业经营的限制不利于美国经济竞争力。但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的脸抽肿。
我们应该做的是将投资银行业务与银行业务分开，让银行做一些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冒险的事情，那太可怕了。
——桑迪·威尔
回到这次硅谷银行的倒闭事件，如果不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硅谷银行压根就不会有新世纪以来广泛涉猎投资银行业务的资格，那么也不会有投资失误被迫倒闭的风险；而同样如果不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导致混业经营在整个业界大行其道，就不会有那么多银行采取激进的投资风格，致使风格还算稳健、负责的硅谷银行因为收益率太低而大受损失。
当新自由主义模式让监管成为早该去除的累赘，投资银行业解开了自己的枷锁，放肆地用普通人的存款给自己制造利润，“负责”的银行会倒下，而“疯狂”的银行将背负不断激增的风险继续向前狂奔，一切的结局便早已写好。
普通人们，只是承受代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