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 （ID：ifengbook），作者：文化直播间，头图来自：《狂飙》剧照
“山本先生告诫过我：如果想当导演，就得先学着写剧本。我认为先生的意见十分中肯，所以此后拼命地写剧本。说副导演的工作过忙、无暇写剧本的人，是地道的懒汉。”
徐纪周开始自己写剧本，便是看了《黑泽明自传》中的这段文字。2000年左右，他在中戏导演系读大学，写了几个剧本，四处投递。一部模仿《罗拉快跑》的剧本落到高群书手里，得到评价“写得不错”。彼时，高群书正在筹备《中国刑警》，愿意给年轻的徐纪周一个机会：“你要是愿意去采访，把剧本写出来，就交给你拍。”
《中国刑警》里的“白骨奇案”，就出自徐纪周之手。他作为一个“学戏剧的”，从高群书这个学新闻的师傅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后者拍戏，情感悲悯，有人文主义的关怀，但同时视角克制，拥有新闻调查般的素养，且社会属性极强——这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2004年之前中国涉案剧黄金期的高度。
涉案剧退出黄金档多年后，行业土壤松动，一些带着美剧和韩剧气质的网剧出现，偏重形式感和奇观表达，“社会属性不强”。此时，徐纪周已人到中年，有自己的人生体悟，加之他多年习得的工作习惯，写剧本前，要看卷宗、做采访，功课做得扎实。这时候，将社会性重新强化到涉案剧中的能力和愿望都有了，只差机会——于是，《狂飙》的项目找到他时，他没有丝毫犹豫。
开机之前，徐纪周和演员们聊各自的人生过往，聊张译大学时期看过的戏、聊张颂文的广东故事，聊阿如那（李宏伟饰演者）少年时期被霸凌的回忆，聊李健（李响饰演者）在部队大院的成长经历。这些烙印在演员生命中的经验，也成就了《狂飙》中的一个个为人称道的角色。同时，那也是属于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以下为导演徐纪周做客凤凰网文化直播间的文字实录。
一、拍戏之前，我和演员们都聊了些什么
凤凰网读书：你有一个特点，你跟演员聊戏基本上是不聊剧情和角色的，你喜欢聊人生。
徐纪周：（作为一个演员）他只要愿意跟我聊，他肯定还是希望演到这个角色的。但只聊戏，我觉得总会有隐蔽性和欺骗性，或者说他要取悦于导演，会掩盖他身上一些东西。这个时候你跟他聊点别的，超过半个小时，人就很难掩盖真实的自己，你能看到他真实的样子、放松下来的样子。我拍戏是希望演员能把真实的生活状态拿出来，那是他最自如的部分，能让观众相信。不然好多生活戏的戏感特别强，我是比较反感这么去表演的。
凤凰网读书：听说张译老师找你的时候，带了一大堆问题来？
徐纪周：对，他的问题非常细，坦率说有的戏可能我刚想到一，人家已经想到二、三了，所以每一场出来才那么有爆发力。他最在意的就是他的人物的发动机，“你驱动我我就可以去动，但是如果发动机不准，我找不着，我这个人物没法往前推”。
《狂飙》剧照
凤凰网读书：他跟你其实是同级的？
徐纪周：我是1997年考上的中戏导演系，张译是1997年去了战友话剧团。他说他当时把能借到的话剧剧本全看了，好多都是中戏图书馆里特老的剧本，苏联剧本，他全看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戏叫《我可怜的马拉特》，我上学的时候演过那个剧本片段，我说你怎么看过那个戏，那戏挺偏的。他说看过，而且排练过。我们俩演的还是同一个片段。
后来他说在“战友”，他基本上把中戏北电的毕业汇报的戏都看了。我就很诧异，因为“战友”离我们挺远，90年代交通也不便利。而且他说了好多剧本名，我那时候看书单上有，在图书馆看见过，但是我都看不完，他都看完了，真的好厉害。
凤凰网读书：听说选角阶段你和张颂文之间有个小插曲，刚开始你把剧本递给他了，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徐纪周：他当时好像在拍新剧，一直没反馈，我们跟其他人谈得七七八八了，突然间他说他看了三集，想跟我聊聊。因为我之前看过他演的《扫黑决战》和《隐秘的角落》，觉得这个演员演得很好，让我很好奇。
见面之后，张颂文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广东拍呢？”我说广州的环境让我很新鲜，让我想到了好多小时候看的TVB剧。他就开始给我讲广东的风土人情，讲他小时候的经历。他特别有表达欲望，有对家乡的巨大的眷恋。我作为一个北京城南角的孩子，听着既新鲜又感动。他和我聊了很多在广东拍的戏，很多让他很不满意，因为没有把广东拍出来。我觉得这个演员如果来了，会把他对于故乡的强烈情感放到戏里，因为《狂飙》讲的也是关于成长的一段岁月嘛。所以我就跟制作方说，你一定把他弄来，不然我会拧巴很长时间的。
凤凰网读书：那天晚上是在他租的京郊小院，腿上都是被蚊子叮的包？
徐纪周：是，他旁边就放了一个花露水，他说你要难受你喷两下。夏天北京的室外，他旁边开了一个灯，蚊子全过来了。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不叮他光叮我，这蚊子还是家养的吗？
凤凰网读书：他看完剧本后有没有提出什么问题？
徐纪周：当时我们聊到菜市场，颂文说高启强为什么一定要卖鱼？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他可不可以是一个开排档的？因为广东每个菜市场中央都会有一个档口，基本上是卖炒粉、炒牛河这类，那些摊贩中午就在那儿吃，是一个信息交汇的地方。一般来讲，这个炒档的人都比较精于世故，会说话，这样他才能揽客。如果高启强后面八面玲珑的话，他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人。
我说“卖鱼”这个事不能换，它后面有好多设计，比如告诉老默“想吃鱼了”。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安欣给他列书单那场戏，原来设定在小吃店里，我把它改到了档口，也真招了一个在档口炒菜的，那个火烧旺了之后，画面会很好看，同时菜市场所有人也能观察到，警察来了，说愿意跟你一块吃个饭，这是在所有人面前的表演，高启强的虚荣和存在感能被强化出来。因此安欣开书单这件事，在惺惺相惜之余又多了一层意思：高启强在卖弄，卖弄跟警察的关系。其实我们拍的时候，颂文就是有的话小声说，有的话大声说，“安警官交代的，我一定办好”，这是演给其他人看的。
这场戏的意味比我原来想的丰富很多，这是受颂文启发，这个档口让我们完成了更多的戏剧功能。
凤凰网读书：说到书单，你知道《孙子兵法》已经快卖断货了吗？听说之前不是《孙子兵法》？
徐纪周：原来是《穷爸爸富爸爸》，我觉得那个书特别有标志性。我大学时期，我们班同学、著名导演徐昂有段时间突然每天给我讲理财，我说这家伙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个了？后来宿舍另外一个人说，他在看《穷爸爸富爸爸》。后来我发现好多人都在看，很畅销，我去买《哈利波特》的时候也能看到，总之是2000年代特别有时代记忆的一本书。
而且我觉得高启强反正是生意人，看这本书学学理财，让钱生钱，也很正常。但最后没找着2000年那版，精装版放那又会穿帮，就换成了《孙子兵法》。其实我们还写了《红楼梦》《西游记》，当时安欣给他开的书单挺长的。
凤凰网读书：陈书婷在戏里很出彩，甚至现在有个词叫“嫂系美学”，你是怎么把大嫂的气场设计出来的？
徐纪周：我见高叶的时候，感觉她还不是一般演员为了上一个戏的那种表面寒喧，她真的很有欲望，讲自己的童年往事，讲自己少年求学，为什么上电影学院，说了很多。我特别喜欢演员身上的饥饿感，当她有这种饥饿感的时候，她的表达一定会超出我的文本。
我觉得高叶在《我是余欢水》里面就很性感，那种性感在国产剧里很少见到。《我是余欢水》的导演孙墨龙是个特别特别Nice的人，挺鼓励她创作，她的造型、妆容都是自己弄的，她说别的戏里就不让那么化。她还害怕自己主动性太强，会让导演觉得不好控制。我说如果把陈书婷交给你，我也希望你先想一个你的妆容。她说没问题。后来她就按自己的想法化，化得很浓，很冷艳。发型是我们造型师设计的，把她那个妆给强调出来。
我个人感觉国剧里其实不太容易见到攻击性很强、很有魅力、有控制欲的女性角色。高叶跟我聊的时候提到一个叫《黄石》的美剧，她说特别喜欢剧里的大姐。我回家跳着把大姐的戏看了，大概知道她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我说行，就按你这劲儿来，如果有一些太过的，再往回收。
凤凰网读书：为什么要找贾冰来饰演徐江，他身上的喜剧色彩对塑造一个黑社会老大有什么作用？
徐纪周：找贾冰是因为我们俩深交已久，没有正式合作过，但是想合作。而且拍完之后我才看了他在《欢乐喜剧人》里的部分，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喜剧演员，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好演员，因为我看过他的《囧妈》《长安伏妖》和《搜救》，这三个人物区别挺大，但他都完成得很好。而且他什么样的角色都能演，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就把徐江交给他，相信他一定会演得跟别的黑社会不一样。
凤凰网读书：你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有没有明确觉得这个角色就应该哪个演员来演？
徐纪周：李响和高启盛，都是给李健和苏小玎量身订做的。我们合作十几年了，我对他们的性格和表演方式都比较了解。
李健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他的成长环境让他对体制内公务员的压抑有一定体会。我觉得他先天身上就有那种气质，我只是把这个气质强化出来。你看一单元的李响没那么亮眼，但到了二单元时就让人印象深刻，他整个变得像个老干部，身上充满暮气，到哪儿都带个茶杯。李健之前跟我聊起他在部队大院的日子，好多这种气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完成得特别好。李响人物的复杂性和后续的升华，观众对他的共情，都是二单元建立起来的。
凤凰网读书：为什么塑造了一个高家弟弟这样的角色？对剧情有什么帮助？
徐纪周：我是觉得高启强需要一个助推力，而且他能这么快完成阶级越级，以他原来的格局和生存环境来说，缺乏一些信服力。有了高启盛的话呢，一切就合情合理，他在高启强身边起到了军师的作用。
在最初的剧本设定里，高启盛像个小绵羊一样，但这在戏剧功能上会跟高启兰重合，所以就让他变成了“斯文败类”。其实他比他哥恶多了，他身上那种要证明自己的欲望，想把所有人踩在脚下的欲望特别强烈。所以他在面对机会的时候，比他哥哥要凶残得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这家伙没什么底线的，平时显得很弱，但到发泄的时候特别极端疯狂。这种两极化的东西，苏小玎一定能演出来，而且他是双警家庭，社会上形形色色好多人，好的、坏的，他都见过。这样极致的角色交给苏小玎，我知道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只会加分。
凤凰网读书：在配角选择上，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纪周：说说李宏伟吧。和演员阿如那见面的时候，他挺瘦的，脸上带着一种很粗野的攻击性。然后我们聊天，他跟我说他是上戏的，我说上戏的怎么能长你这样呢？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后来我看资料，我说哎呀，《驴得水》是你演的。他在《驴得水》里是个很木讷的人，但是那天我看他充满攻击性，我心想这家伙塑造能力挺强。后来也是聊闲天，他说他小时候确实在农村长大的，经常被欺负、被霸凌。我说我们这里有个霸凌别人的角色，你能不能演？之后从造型上就把他打扮成村渣、村霸。
拍他欺负李青那段戏的时候，我看他真像坏人。我说你原来干过这事？他说，不是，导演，我确实是见过，但是我是被欺负的，小时候在我们村，我是李青那样的人。
凤凰网读书：听说有很多名场面，比如说两个人在KTV里互相砸头的段落，是碰撞出来的？
徐纪周：原剧本就是他砸了贾冰头一下，贾冰又拿起酒瓶子砸了颂文头一下。烟灰缸是橡胶的，是我们做的模具。但拍的时候，因为水晶的烟灰缸看着很沉，贾冰演的时候就砸了两下。贾冰知道我要的点在哪，就是“我流氓，我一定要找回来，不能倒了面”。
其实我们那个瓶子是糖浆做的，就做了四五个，我给他们说戏的时候，还捏碎了一个。当时我还挺害怕，我说只能拍两遍，拍完一条，咱把头发里糖浆渣子扫出来，再来一遍。拍了两遍，砸完了，那个劲都出来了。
然后颂文一出画，贾冰演疼得不行，直接蹭上沙发了。颂文一看，说“导演，能不能再给我加个镜头，服务员走过去之后，我也疼得不行”。这样的话，这场戏就会有一些戏虐感，化解了纯黑帮斗争的惨烈，会把一些传统桥段消解掉。
二、《狂飙》三阶段： 草莽、江湖、庙堂
凤凰网读书：“狂飙”其实是来自于一首词？
徐纪周：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头两句是“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最后两句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是我从小被家里逼着背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是要扫荡旧社会的罪恶和腐败，现在是我们政法系统内部刮骨疗毒，自我革新，扫黑除恶常态化，再加上刀刃向内，教育整顿。所以“狂飙”一词和这个剧的主题也相契合。
凤凰网读书：你是因为看了《茶馆》，所以想拍这种三幕剧的形式？
徐纪周：不光是《茶馆》，还有《北京人》《古玩》《天下第一楼》。这些戏都是三幕，每一幕有个核心大事件，在一个固定场景里讲一个行业、几个时代的变迁，群像式地展现人物，每个人物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性格，非常丰富。我是学戏剧出身的，希望在电视剧里重现经典。但《狂飙》的三幕其实比较像美剧，13集一幕，然后每一幕通过一个核心大件，把社会各阶层的人串联到一块。
凤凰网读书：为什么会选2000年、2006年、2021年这三个时间节点？
徐纪周：这三个时代的治安有不同的特点。2000年中国开始出现贫富差距，且限于当时的刑侦手段，极端暴力犯罪比较多。我那时刚毕业，高群书导演带着我拍《中国刑警》时看了好多卷宗，触目惊心，国外各种奇案，中国都有原型发生；2006年的关键时代要素是房地产、巨额的财富、拆迁征地，好多暴力犯罪都是围绕拆迁展开的；到了2021年，我们的扫黑除恶工作结束了，开始做扫黑除恶常态化，要去根，同时彻底打击保护伞，倒查20年。倒查20年跟我这20年又能契合上，所以选了这三个时段。
凤凰网读书：这20年的跨度给服化道、置景各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考验吧？
徐纪周：对，他们基本都当三个戏拍的。要在一个城市里展现三个不同时代的特点，首先就是选景。负责置景的同事告诉我，就内陆来说，第一，很多城市拍得太多了，有审美疲劳；第二，因为基建的速度太快，很多地方同质化严重。后来他们带我去江门看，说你看这边有华侨政策，有好多华侨回来，而且他们很多祖屋都留下了，建筑非常有特点，旧的和新的共存。我眼前一亮。你看一单元里的建筑好多都是旧厂街家属楼那种，一下就能把观众拽回去。
道具的选择则要看很多的资料，还要跟不同地区的人聊：你记忆中那个年代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记忆点会不一样，要尽量找大家都有共同记忆点的东西，你找着一个，刺到观众的记忆点，他瞬间就会对这个东西共情，就会觉得你准。
造型也要有辨识度。我们在造型上定了三个阶段：一阶段叫草莽。因为基层的戏比较多，所以衣服穿得比较杂乱，但是一定要把“草莽气”给弄出来；二阶段叫江湖。强调一种阶级的对立感，高启强穷人乍富，全是大撞色的衣服，一看就是暴发户，包括他手下那帮人，穿的都是那类风格。有人说黑社会是穿这样吗？我说黑社会穿什么没有统一标准，这帮人想穿成这样，他们要不断显示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扮。同时莽村那帮人，穿的颜色比较暗淡，通过着装色彩强调阶层之间的对比；三阶段叫庙堂。这个阶段的斗争是含蓄的，迂回的，表面波澜不惊，暗流涌动，所有人的着装就趋向于日常、含蓄，你不会看到有大的色彩，全部泯然于众生。
凤凰网读书：高启强到后来好像又“返璞归真”，骑着电动车去买菜。
徐纪周：我们俩第一次坐那个小院里聊，他就向我描述高启强第三单元的样子，跟我心里想的很像。那时候他只看了三集剧本，第三单元还在拉大纲，后面的剧情都是他听我说的。我觉得三单元不应该像二单元那么张扬，但我又不想人物每天穿中山装，喝功夫茶。颂文跟我说，这个人这时候一定是最低调的，因为他跟官员打交道，如果还那么张扬，官员会觉得很危险，他跟官员走得近，一定在着装上跟官员很像，而且他的气场会比官员还小，还谦卑，这样人家才会吸纳他。我说太好了，聊完后我对他第三单元的形象会更清晰，剧本上也更往这个方向去调整。
凤凰网读书：安欣有没有一个原型？有观众觉得这个角色有点过于完美了。
徐纪周：我们去采访，广东那边介绍来的第一个政法干部就一头白发，跟安欣当时一模一样。我说老师，您刚34？人家挺不好意思的。他跟我谈话时，工作还在进行中，他也是很防范的，也在审视你，跟三单元的安欣很像。所以我跟他见面之后，就把安欣在三单元第一次出场调整成了那样。
凤凰网读书：听说现实中有的警察根本不求人，确实是一些很轴的基层干部。但是他也会遇到妈妈在ICU的情况。
徐纪周：对，确实有这种情况。采访时候，他们跟我聊，孩子不上学，老人不得病，你感觉不到你跟社会的联系，你可以自己铁板一块。但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谁都得遇上，到那时候都头疼。说白了，资源分配毕竟没有那么均衡。你妈得病了要做手术，得排到三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人都没了。那对方掌握了你的需求，打个电话下周安排手术，你能不让你妈做吗？
《狂飙》里始终都在讲人情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冲突。你说这时候怎么抉择？如果你让你妈做了，就算是钱都交足了，你也欠他一人情。人家说请您吃顿饭，庆祝阿姨康复出院，医院大夫也作陪，你说你去不去？你去了，坐在那儿，这个交往就开始了。人家突然有一天找你帮忙，但在你职权范围之内不违规，你帮了，人家说我要谢谢你，弄一车茅台，跑你单位门口天天耗着你，这不给你找事？或者他下次再找你办一个事，也在你职责范围之内，但是这样积累两三次，你们其实就形成关系了。有一天他就会找你办一个违规边缘的事。
我看的资料里，好多干部都是这么一点点被拉下水的。我们设计安欣是孤儿，包括后面一直未婚，写的时候就有人说偷懒，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到太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他有这些软肋，有孩子、妻子、老人，我觉得以高启强的性格，他一定会拿这些攻击安欣，那么你就一定会面临情与法的抉择。我把这种抉择的两难更多放到了李响、张彪身上。
扫黑除恶工作真的很难，坚守初心真的很难，虽然我们在剧作上帮安欣挡住了很多软肋，但现实当中这些软肋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你要坚持法制精神，一直守规矩，不触碰这些东西，不被拉拢下来，几十年的时间是很难很难。所以要扫黑除恶常态化。
凤凰网读书：高启强有没有原型？
徐纪周：他是一些案例的汇总，但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比方说电力系统部分，涉及到“哈尔滨李氏兄弟”。还有大连的徐长元，他在土地招标时有一些手段，我们放到了莽村部分。至于性格方面，高启强有一些人性共通的弱点，有一些贪婪，但也有人情世故的练达。以及颂文很多他自己对于故乡、对于亲人的情感表达，我都放到了高启强的身上。
凤凰网读书：《狂飙》的官场语言写得很好，这是如何做到的？
徐纪周：这个主要感谢与我合作的朱俊懿编剧，他家是山东潍坊政府大院的，他从小对这方面有接触，见得比较多。另外是演员的加分，像张志坚、鲍大志老师，他们接触过也扮演过官员，演起来很清晰。包括我们找的王秘书的演员郑家彬，他家里也是政府机关的，他从小见过这个，知道大家怎么说话，话不说满，话留半分，为自己留余地。好多官场话术，只有经历过的，才知道这个话怎么说，怎么拿捏这个语气。
三、从“打黑”到“扫黑”
凤凰网读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创作？
徐纪周：我1997年考上中戏，大二大三的时候开始写剧本。黑泽明在自传《蛤蟆的油》里说，很多人想当导演没有条件，但你至少可以拿一根笔、一摞稿纸，把你的想法全写下来。我看完那个就觉得应该自己写剧本，写完之后四处去投，有个剧本就到了高群书导演那里，他看完之后找到我，说你的剧本写不错。
凤凰网读书：什么题材的？
徐纪周：当时看了《罗拉快跑》，觉得还挺好玩的，三段式，生活有三种不同可能的方向，我自己也写了一个那样的。他说你这个没法拍啊，我现在在各地采访公安，拍一个纪实的刑侦片《中国刑警》，你要是下去采访，能把剧本写出来，我就让你拍。我说那也行啊。那个时候你还敢挑？能当导演拍啥都行，然后我就去采访了。
我一个大三学生，采访的时候直接开了眼，各种各样的案子。当时选了一个案子，两个情侣闹别扭，男孩把女孩杀了，杀死之后把尸体扔到厕所里，还拿墙给砌上，后来把那白骨挖了出来。我当时起了个比较商业的名——“白骨奇案”。拍完就跟高导建立了联系，之后又跟着他拍了《打黑风暴》，当时是2001年，全国正开展“打黑专项斗争”。“打黑”打的都是刘华强那种，就是当地恶霸，跟政治勾联很少。
凤凰网读书：你怎么看中国早年的涉案剧？
徐纪周：引我入行的是高群书导演，他学新闻出身，跟我们学戏剧的不一样，没那么自我。我看他拍的《命案十三宗》，会觉得里面有很强的作者悲悯，但同时视角上又很克制，那是新闻调查所赋予他的。那个时候的涉案剧，我觉得都有特别强的社会性，像高导拍的《征服》、管虎导演拍的《黑洞》、王冀邢老师的《黑冰》、海岩老师的涉案言情剧......《重案六组》拍摄之前，全国的案卷都拿去看。
凤凰网读书：还有一个童年阴影的存在，《红蜘蛛》。
徐纪周：《红蜘蛛》属于纪实的。我那时还小，不明白那些戏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但是当时间维度被拉开，我觉得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性，跟那个时代的情感共鸣，特别强烈。
2004年，涉案剧退出黄金档。后来互联网网剧逐渐兴起，又把中国的涉案剧带了起来。但是这一批网剧受西方片和韩片影响较大，形式感强，影像风格较为强烈。我和《心理罪》的作者雷米聊天，也聊过大家还是偏重影像和形式化的表达，偏重奇观性的表达。特别强调社会属性的作品没那么多。
所以我特别希望再拍一部警匪戏，能把这种社会属性的东西强化进去。《狂飙》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接了。说是向传统致敬会有些狂傲，但其实真的是跟前辈导演学来的手艺，他们精益求精，采访，调研，努力描摹、还原社会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塑造人物也按着一种写实的方式去塑造。有人说《狂飙》是一个老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大的褒奖。
凤凰网读书：你大学没毕业就去各地采访，你采访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跟你说实话？
徐纪周：我也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一个小孩，啥也不会，就瞎问呗。采访安排我去公安局，坐那儿先吃饭，然后人家给你案子，看你挑上哪个。我说这个案子不错，他说这案子xx办的，就把办案人叫过来继续说，谁去的现场，谁抓的人，谁负责审的——当时不同环节还不是一个人。我就问当时怎么个情况啊？抓的时候费了什么劲啊？人家看你是小孩，觉得你这干嘛呢，也不愿跟你聊那么多。
那时候我还是不太会采访，现在去的话就会好一些，你的气场不要太强，不要咄咄逼人。我跟人家瞎聊，聊点正事，聊点家常，尽量晚上约着吃个饭。采访场合大家都会比较拘着，怕说错话。到晚上吃饭，人家没那么多防卫了，就多聊。但是别老围着你的采访目的聊，要多聊一聊人家自己，聊一聊这个岁数正常的话题：老人身体，小孩上学，年轻的聊一聊谈恋爱的事。等放松下来再聊到工作的事，他就会给你讲出不同面的东西。其实这和我们拍戏一样，别光盯着案件本身去拍，那就太干了。
凤凰网读书：在《狂飙》里你也拍了很多吃饭的戏，现在肠粉、猪脚面都火了。
徐纪周：吃饭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手段，大家都不是为了吃饭，而是通过吃饭完成其他目的。高启强和安欣的斗争延续20年，从一盒饺子起，到最后一盒饺子结束，是个仪式感的东西。他俩的较量从头到尾也没有拿枪互相指脑袋，我觉得那个东西好俗啊，就是烂梗。一顿饭，表面波澜不惊，内里波涛汹涌，一次一次的试探，一次一次的考验都在里面了，这个才高级。
四、一个写警匪戏的人，爱看汪曾祺
凤凰网读书：这部戏在剧本创作时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徐纪周：《狂飙》就是自我设置障碍。我跟朱俊懿共同定了个标准：从人物到故事桥段、事件设计，打死不跟别人一样，打死不跟自己一样。这也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教的。还有一个是不注水，我们尽量让这个戏密度特别大，信息量密集的同时，节奏凌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剧本里事件塞得特别多，反转特别密集。现场拍的时候，演员尽量多演，演出不同的方案。最后虽然素材量特别大，但到剪辑的时候下刀又特别狠，该删的删，这样看起来才能很酣畅淋漓。
凤凰网读书：好的剧本有什么特点吗？
徐纪周：好的剧本一定是人物写得好。剧本是写给演员看的，人物写得好，演员才会有欲望。演员班子搭起来，你这个戏才能拍。观众最终看的不是剧本，是你的戏。演员愿意来演，你这个戏才能拍得成。
凤凰网读书：高群书导演评价你文学功底很好，能不能介绍一些对你影响比较深的文学作品？
徐纪周：汪曾祺，我从高中就喜欢。他的东西百读不厌，我现在有时候心烦了，也是看他的东西。他对生活的态度，文字当中独特的节奏和悲悯感、对故土的眷恋，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文字读起来很亲切，没有任何的壁垒和障碍。我每次读汪曾祺就像吃家乡饭一样，无比舒适。我写剧本也像汪老师的散文那么写，强调阅读感，让人能读得进去。
凤凰网读书：你是会有很多闲笔吗？
徐纪周：我会有一些场景、气氛、心境的描述，演员不一定完全遵循，但我会把我对于这场戏的想法描述清楚。比如一单元最后两个人在十字路口相见，眼神已经不一样了。“高启强眼里头有一丝得意，又有一丝躲闪，安欣决绝地从他身边走过，两人擦肩而过，渐行渐远。镜头拉开，他们走向了彼此未知的命运。从此，天上云霓可能注定再也无法交错......”我自己写的时候，感觉就是拍了一遍。
凤凰网读书：张译和张颂文都是七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时代记忆？
徐纪周：颂文看了我剧本里音像店那场戏，他说导演，为什么弄音像店？我说我对盗版碟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去新街口，全是盗版DVD。他说，是，我们那时候也去新街口淘碟。那时候好多去电影学院卖碟的，拎着个旅行箱，打开全是新碟。然后送到系办公室，老师挑完了，学生才能挑，好多艺术片、老片，学生老师都爱买。这个经历我们俩一聊，特别共情，是我们自己的阳光灿烂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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