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秘密（ID：chengshimimi），作者：一大碗，编辑：大倾城、尤可，原文标题：《上帝创造了世界，但萧山人创造了萧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挑泥大赛”，纪念围垦岁月）
萧山的“东伯利亚”在哪里？
老一辈人会告诉你，萧山东北部沿钱塘江一带。百年前，这片南沙大地，曾是盐碱滩涂，人迹罕至。
钱塘江河口段，以龛山、赭山、河庄山为界，曾有过多次江道大迁移。最初的主河道南大亹（音同“门”），南宋起数次短暂北移。直到明末清初，淤沙日积，江流北趋，中小亹通流，终于康熙年间尽归北大亹，史称“三亹变迁”。而如今的萧山，便是江道变迁后，原南大亹逐渐淤积形成的沙地。
每每潮失故道，所经之地，逃不了洪涝灾害，百姓流离失所，农田毁尽，大地一片生灵涂炭。宋代通判黄震的《万柳堂记》里，就曾写到“其地窳以曲，长风巨浪，日夕舂撞其下。岂惟居民懔懔，动与天吴海若争疆界”，天吴、海若，即指水神、海神。与天地争一处安身之土，似乎是一代代萧山人的天命。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围垦，“向潮水夺地，向海涂要粮。”据《萧山围垦志》载，历经三十多次大规模围垦，至2007年底，萧山围垦总面积达到54.6107万亩毛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
立于如今繁华的钱江世纪城，我们将追随老沙地人的指尖，回到70年前那片江滩的不毛之地，见证一座城如何从江潮肆虐里拔地而起。
“潮水来了，塌江啦！”
狂风呼啸，哗啦一声，丁柏田抬头一看，屋上的瓦片已经被卷走，在空中胡乱飞舞。瓢泼大雨铺天盖地往老丁头上灌，如潮水淹了进来。屋后几棵大楝树摇摇欲坠，下一阵风刮过，咔嚓，树干逐渐变大，在眼前越逼越近，最终压倒在房上，屋子立刻就坍了。好在，老丁一家提前准备，塌了就躲进另外几间屋里。再不济，蓑衣笠帽一披，往外逃。
▲旧时，钱塘江边的沙地人多居住在茅草屋中，风平浪静时，江滩上的蒹葭随风摇曳。 摄影@章胜贤
“我听到哭喊、惊叫声震天，伴随着风雨声回荡在广袤的沙地上。”那种声音弥漫在老丁的回忆里。老丁是义盛公社蜜蜂大队第七生产队队长，1956年特大台风来的时候，他们小队30多户人家，只有老丁家住瓦房，其他99%的人家都住草舍。
草舍更不比瓦房，当风圈开始触岸，老鼠白日乱窜，鱼儿翻滚上浮，没人意识到大地发出的警报。待暴雨伴随滔天巨浪倾泻而来，草苫直接被狂风卷走，水漫进草舍，人们已经难以逃离。第二天起来，已是“直头舍打虎跳，横舍睏晏觉”——直头舍调了位置，横舍悄无声息倒下……
直到上世纪末，钱塘潮难依旧时有发生。老沙地人都曾或多或少，有过遭受钱塘江灾害的亲身经历。
▲遇上钱塘江大潮汛，无情的潮水像千军万马，排山倒海冲上江堤，江堤内的庄稼和茅屋无情地被吞噬了。 摄影@章胜贤
钱塘性情之暴烈，在唐《柳毅传》里，就曾有寓言：掌管钱塘水域的龙君名为钱塘君，喜怒无常，因胞弟洞庭君之女受夫家欺侮，怒起屠龙，大杀四方，生吞泾河龙王次子。回来后，洞庭君问他：“所杀几何？”答：“六十万。”再问：“伤稼乎？”答：“八百里。”
钱塘一怒，杀生六十万，庄稼受灾八百里。其时钱江水患之严峻，可见一斑。
“一年三坍江，满眼白茫茫。人似沙头鸟，漂泊居无常。”是钱塘两岸，人们口口相传的童谣。沙地滩涂水土难保，根扎不深。沙地人自比沙头鸟，南岸塌了渡向北，北岸塌了再回南，循江潮摆向在两岸来回往复。
仅1946年坍江，就让六千余户人失去土地，四万难民流离失所。此前头蓬一带盛产食盐、棉花、蚕茧、络麻、毛豆等，以“三白、二黄、一麻”出名，是萧山晒萝卜干的发源地，货物经此至杭州、上海、绍兴。老街上商贸兴盛，教堂与元帅殿并立，有“小上海”之称。然大潮拍岸而来，屋舍、商行一朝裹挟而去，徒留一片狼藉，真真叫“贼偷勿算，火烧一半，塌江全完”。
“汹涌的钱塘江正在下方旋转、冲击。下面的泥土早被掏空了，可人们还认为自己站在土地上，安全得很！”1969年“7·5”特大洪水的坍江亲历者姚坚定还记得那一日的异象——江上突然飘来树木、家具，甚至猪牛！那是上游桐庐受了灾，整个村子都被冲下来了。要知道早年间，草舍多为毛竹、稻草搭建，有根木头柱子已经属于条件不错。很快，三五成群，越来越多，成千上百村民，蜂拥去捞水里的东西，捞家具、捞木头，到钱塘江“发财”去了。
“同生命开玩笑，那是穷怕了。”滩涂上围满了人群，没注意到钱塘江变得无比宽阔，江对岸海宁都变得影影绰绰，远远可见一条白线，潮声轰鸣，震耳欲聋。猝不及防中，眼前十几二十米宽的滩涂在轰隆声中倒塌，人们惊叫着“塌江了、塌江了，赶快跑”……就像灾难片里的画面，等他反应过来向内陆跑去，身后脚踏的滩涂瞬间已无了……此后多年，他婉拒各路邀约，看潮竟令人如此胆战心惊。
正是在如此险峻的环境下，吃苦耐劳的沙地人与钱塘为邻，靠自己的手脚，开一片地，讨一份生活。围垦，是世世代代江边人，都在陆陆续续进行的事。但那时的围垦，是零散的，又常常是徒劳的。有时刚刚开垦的新田，过了一个冬天，就被次年的浪潮吞没。有时入睡还在高地的草舍，第二天醒来已经没入水边。
时至今日，我们熟悉的钱塘江，看似已经温和许多，而这一转变，却非自然形成。后来的萧山大部分区域，每一粒土，都是人工的。
“向潮水夺地，向海涂要粮”
1966年初夏，一个惊喜的消息开始在滩涂上传开，说是水利员徐荣居然在大堤外种活了棉花！这可是场大事体，“我们本来是守，现在我们可以攻了！”徐荣兴奋地告诉同僚李水福。
事情要从1954年南沙大堤再度坍江开始说起，徐荣，这位后来被益农当地老百姓亲切地唤作“伯伯”的老人，当时不及而立，作为水利员来到前线负责治江工作。在他眼前，目之所及，皆是四处奔走逃难的农民。他与同僚深感痛心，在与省水利厅紧急报告后，争取到了4万元下拨资金与几位下派工程师，共同商议对策。最终决定用土筑堤，堤外抛石的方法，得以保住大堤。
▲坍江 图自《萧山围垦志》
保堤只是第一步，1955年4月，徐荣参与了在北海塘与南沙大堤相交处建造水闸的全过程，水闸由绍兴水利局出图设计，萧山水利局工程师陈光裕负责施工。老百姓听闻喜大普奔，口口相传，“这里要建一弄闸了！”此时说的“一弄”，是指一口单间的水闸。有了这一弄闸，挖了排水沟，内地的水就能排入钱塘江了。
一年后，闸建成，徐荣提议取名为“益农闸”，既谐音于老百姓口语里熟悉的一弄闸，又寓意在益于农作。“益农”这个地名，也由此而来。此后，他用一些石块在堤外筑起小石坝，围了一块小小的“试验田”。潮进潮退，沙头涨高，这一亩多的土地渐渐成熟，他就在这块地上开始种高粱、豆类等作物，最后竟然真的种活了棉花！
如今回溯，这小小的一亩田，便是萧山大规模围垦的起点，而徐荣参与建造的益农闸，一路挖到瓜沥白洋川，也成为后来围垦运石船只通行的重要河流。
回到1966年，徐荣将棉花情况报告给了后来围垦中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夹灶公社党委书记赵五八。赵五八，在众人的追忆里，这位老书记“瘦小精干，戴着草帽赤着脚，皮肤黝黑，还总是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
当时公社人多地少，吃不饱，劳动力也没有出路，还要轮流出工，棉花的喜讯让赵书记看到了希望。此前一年，南阳、赭山两个公社已经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联合围垦。但上头的情况是“三不”，项目不获批准、财政不出钱、领导不参与。县里犹豫不决，可时机不容错过，赵书记决心不要国家一分钱，以群众的力量，向潮水夺地，向海涂要粮。
这年农历八月十八观潮之日，在益农闸旁的一间石屋里，赵书记联合党山公社、长沙公社的书记、社员们，商量围垦之事。这次碰面，堪比萧山围垦史上的“红船会议”。会后，几人在另一个滩涂又做了约10米见方的小围垦试验，确认滩涂淤涨程度已经达到围涂标准。
这年10月，三个公社联席会议，共同成立益农围垦指挥部，赵五八为总指挥，同时决定，从各生产队公积金里抽取围垦必需的材料费用，每亩地2元，谁出工，谁得地，公平公正，所有劳力不付报酬，一律以生产队记工分。
11月19日，第一次围垦正式出工。工地的标杆，还是指挥部特意去借来的五支毛竹——当时这周围愣是一根竹木都找不到。按照潮汛，筑堤任务需在24日完成，五天时间里，三个公社的25000人，围起了9000亩土地，筑起了6250米的大堤，成为萧山大规模围垦的首次胜利。
谁曾想，首围成功的五个月后，1967年，那场莫名其妙的大冲击，连同怒吼的钱江春潮一起，一夜之间，冲开了血汗所筑的大堤，300多米的缺口，抢险迫在眉睫，而总指挥赵五八，却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了。派来现场的区里的水利员，临阵上马，根本难以处理和指挥这样的抢险工作。
就在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如天降猛男，总指挥赵五八从关押的牛棚里逃了出来！骑着他那辆老爷自行车，火急火燎地奔赴现场。他一到，人心才定。随即了解情况下达命令，抽调各公社精兵强将，赶赴江边，堵上缺口，经过十几天紧张抢救，总算保住了这9000亩地。
“萧山的农民是有觉悟的，他们不为形势所左右，所以围垦这种大型工程从未停止过。”做了一辈子萧山围垦的水利工程师陈光裕曾在回忆里如此赞赏。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时局动荡，形势莫测，围垦却年复一年，踏踏实实地成了一项势在必行的工程。
“吃的咸苦饭，睡的白沙滩，夏天蚊虫咬，冬天喝北风，月点灯、风扫地，披星戴月，满身是泥沙。”这是一句沙地围垦人的顺口溜。那时的萧山，岸上走的人、路上跑的车、河里开的船，都往一个方向，一路向北，朝江边去。最多的是走路人，行进的队伍何其长，前不着首，后不见尾，队伍里的人装备相似，挑着一根扁担，前头挂土箕、铁耙，后头放着饭篮、茶杯、碗、干菜、霉豆腐。
冬天，是围垦最有利的时间。与夏季钱塘江两三米的潮头高度相比，冬季仅四五十公分，已经相当温和。且避开农忙，水量平稳，滩涂外露的面积大得多。但是淤泥深厚，稍不留心就会泥足深陷。所以即便天寒地冻，也只能脱光鞋袜。
靠挑两只土箕，一脚一脚，一担一担，远远近近都是“嘿哟嘿呦”的号子声。一队人刚倒完泥，挑着空担下堤埂，另一队人则正挑着泥喊着号子上堤埂。围垦大堤最高有十多米，站在堤脚下往上看，有时都会头皮发麻。镜头一拉远，从高处俯瞰，方圆几里，几百支队伍，把江岸切割成整齐规划的段落。
“你想想，沿塘一夜之间搭起一万多间草棚舍，那速度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陈光裕打了个比方。
“最苦的是大堤合龙。合的龙口，就是堤坝最后的缺口。草包灌石沙，一包包扔到水里，有些人得站在水里，天冷呀，在水里泡一会儿，人就冻得瑟瑟发抖，牙齿都格格响，浑身皮肉乌紫。换人时，爬上来喝口烧酒，火里烤烤。二是练泥，也叫踏泥，在挑泥前，先由一部分人组成突击队，头天夜里到滩涂淤泥里踩，泥水没到半腰里，把泥踩结实，把水分挤走，第二天挑起来干一些，否则根本没法把淤泥挖起装在土箕里。”
从设计、改善水利设施，到抢险工作，但凡出现突发状况，都需要陈光裕这样的水利工程师们第一时间赶赴。从1952年开始的四十余年里，陈光裕几乎伴随了每一次萧山围垦的历程。直到2005年最后一次围垦，已经退休的他，仍以顾问身份参与其中。
有一年台风刮得堤坝告急，他与同事们刚到现场，洪水就突然决堤，冲出200米的大缺口。几人立即爬上附近一间草舍，但水很快漫上来，眼看就要没顶，危急时刻，大家抱住旁边的几株毛竹，在洪水里生生挺住，坚持了整整一夜，等到第二天水退才脱险。如果没有这几株毛竹，恐怕几人已经遇险。
陈光裕的围垦手记里，清清楚楚记录了每一次工程的时间、参与人员、围垦面积等。这个耗费一生记录的第一手资料，被无偿赠予萧山档案馆，成为萧山围垦史记中的一部分。
一旦出现险情，抢险要抛大量石头堵截潮水，保住大堤。石头多从南边山区开采，最多时，山宕（采石场）有超过120处。青龙山低下了“龙头”、鱼青山刮光了“鱼鳞”，雷山直接挖到地下30多米成了“雷湖”，据说未来要造成深坑酒店。还有长山、红山、大和山、党山等等，连绍兴的坟头石都没有放过。
山宕的活儿，是拼命的活儿。采石工被叫做“石宕师傅”，领班为“把宕师傅”。最关键的工作是打炮，把宕师傅找好炮眼，两人合作持钢钎重锤凿出预定深度的小洞，然后用少量炸药逐步扩洞，直到正式装炸药，炸开采石。如若躲避不及时，就有可能受伤。也因此，在那个年代，山宕里的工人，断胳膊断腿都时有发生。
把宕师傅葛文龙讲过一只故事：1987年9月，一次爆破作业中，他和副手金荣正在半山腰为扩炮后的炮洞装炸药，突然发现石头已经松动，他知道不对，一把推开金师傅，叫他逃命。金师傅当机立断抓住悬挂在空中的把宕索，攀上山顶，然后迅速甩下。千钧一发之际，葛师傅几乎是以杂技演员的身姿速度，扑向把宕索，拼了命地飞扑上山顶。身下的山石轰隆一声，已经坍塌下来，四周一片尘土飞扬。“大难不死啊，这条命真是捡回来的。”
也有一些人没能获得葛师傅的好运，在《萧山围垦志》记载的1966~1988年间围垦工程中殉职的52人里，就有40人是在采石工作中遇难的。
除了这些技术活，其他敲石子、运石子的活，都由临近村落的普通村民们承担，同样记工分。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也是全员出动，男男女女都在山场拿着敲榔头敲碎大石，石头地难走，要一直穿着雨鞋，敲碎的石子还会飞溅到身上、脸上，衣服破洞、皮肤上拉出小口子，都是寻常。
船到船埠头了，山宕就会吹海螺，听到信号，村民无论在干什么，都会立刻起身，肩挑怀抱，把石头搬运到船埠头装船。也是这样的举城工程，让萧山原本泾渭分明的两种人，里贩人和沙地人，拧成一股绳，真正走到了一起。
“你说的未来，啥时来？”
南阳小围垦成功后的第五年，南阳公社永丰大队党支部书记沈桂江认为，海涂已经成熟，可以耕种，随即向社里提出迁户要求。但是迁谁、怎么迁、政策怎么订，全是问题，南阳公社一看，两眼一抹黑，立刻躺平摆烂。
沈书记这下急了，他与村里几位领导一商量，决定直接找县长！他们将迁户理由、迁户对象、如何发动群众等逐条写成报告，天蒙蒙亮就坐着汽车赶到萧山县政府，不顾门卫盘问，直奔县长办公室。县长费根楠当然不认识他，但没想到，费县长不仅未责怪其莽撞越级，反而在听完他滔滔不绝的陈述，当即表示支持。
沈书记一行带着县长批复同意的报告，回到永丰大队里，传达精神，发动群众。可想而知，起初的发动并不顺利，村民们既担心围垦地再次坍江，也没有信心能在海涂盐碱地种植作物。“你说的未来，啥时来？”《山海情》里，苦怕了穷怕了的老百姓问道。
沈书记给予的回答很实在，条分缕析一一解决村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作物种不好，内地给补贴；如若塌江，同意搬回内地；凡迁户者，资金补助人均25元，打灶费每户25元，人均自留地一分；另外优先为迁户队安装灯泡。由此，迁户迎来第一波小高潮，南阳公社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次年（1971年），迁户工作在全县大规模组织推广。
白花花、硬邦邦的大地上，没有拖拉机的第一代移民，靠双手铁耙掘，掘到满手泡，插秧者跪在田地里，用小毛刀挖开口子，再把稻秧按进土里，用手揿实。一期种下来，脚发霉手泡烂。水稻种下，每天早上要灌满水，等到晚上再排掉，灌上一个月，以此洗地排咸，排出来的水，都是酱油色，又咸又苦。头几年，地虽然大了，但水稻产量很低，只有二三百斤一亩，广种薄收，日子更是紧巴巴。
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三联大队。新移民刚刚盖好房，开始全面开荒耕种，噩耗传来，一工段北抢险大堤被冲垮，潮水已经向三联涌来。一时间，拖家带口，背着棉被干粮，哭天抢地，上山逃难……
但是啊，“天天吃到大米饭，是多美好的向往啊！”“一号围垦”的移民江风曾这样说道。迁户之苦，没有压倒沙地人对生活的热爱。吃苦耐劳、勤勤恳恳里，也包含着沙地人的心力和智慧。想尽一切办法，割青草拌河泥、养猪积肥，甚至收集海涂上围垦人的粪便，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枉勇往，曾经的“白沙地”，走到了稻浪翻滚的今天。
粮食、棉麻、蚕桑、西瓜、蔬菜、竹笋……如今，（据《杭州日报》）围垦区的耕地占到萧山总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工业发展，水闸、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也日渐完备。人迹罕至的“东伯利亚”，终于成为了欣欣向荣的都市。
奔竞不息，萧山奇迹
1993年10月开工的1.3万亩围垦，首次采用机械化围垦，其技术由萧山自主研发。2005年，萧围东线采用科技围垦，至2007年12月，围垦土地1.78万亩土地，萧山最后一次围垦成功。围垦之战，从此在萧山人的基因里，刻下了一种天然的自信，敢与天公试比高。
▲萧山历次围垦地图及面积图 资料参考自《萧山围垦志》
“上帝创造了世界，但荷兰人创造了荷兰。”这是一句荷兰人讲起围垦时的玩笑话。世界上两大围垦，一是荷兰，经历数百年的围海造田，拓展出约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5%；二便是萧山，与设备先进、机械化操作的荷兰相比，萧山的围垦，是靠百万人力，以愚公移山之精神，围出大萧山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完成一场笨小孩式的奇迹。
“愚公是谁？愚公就是我们的群众；”李水福叨叨，“上帝是谁？上帝就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同意了围垦。”
▲在曾经的垦地上，越来越多的高楼树起，致敬曾经的围垦人，没有你们，就没有萧山的现在。 摄影@吕海彬
感谢萧山区农业局水利工程师陈光裕接受采访
参考文献
[1]费黑、陈志根主编《萧山围垦志》
[2]陈岚主编《我与萧山围垦》
[3]张宏智《20世纪60-90年代萧山钱塘江滩涂围垦及其影响研究》
[4]秦静《萧山潮起》
[5]公众号：萧山发布
[6]《萧山围垦 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萧山围垦文化记忆》
[7]胡竹峰《萝卜干与沙地以及围垦》
[8]《萧山1950-1989 董光中纪实摄影作品集》杭州市萧山区文联 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秘密（ID：chengshimimi），作者：一大碗，编辑：大倾城、尤可，摄影：停香、黑白之舞，设计：徐世明，插画：朱小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