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现实中,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
一个对社会阴暗面无动于衷的人,动不动就来一句“哪里都有好有不好”,要求受害者“凡事多看好的一面”,可当自己遭遇不公时,哭得比谁都欢。
一个笃信心灵鸡汤的人,坚信自己才是一切的根源,所以遇到任何罪恶,都嚷嚷要包容要宽恕。可他们不但过不好自己的人生,而且总是有一种奇怪的偏执:面对权力和罪恶时确实很“宽容”,但面对弱者时却总是强人所难。
一个将“情商”歪曲为“谁也不得罪”的人,坚信“生气是最大的罪”,结果不但憋得很难受,而且面对各种事情都会陷入盲目。
……
以色列哲学家埃亚尔·温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狡猾的情感”。他告诉人们:愤怒、嫉妒和偏见,这些许多人眼中非常糟糕的情绪,往往让人们的决策更理性。相反,一个抹杀所有是非观念、无视对错、刻意强调“情绪平和”的人,连保护自己都做不到,更别说其他了。
这是因为人是情感动物,面对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情感释放。这种情感并不完全是自发的,也包括了社会性情感,即对公正、平等和雅量等社会规范的认同。如果刻意漠视情感,不但不是理性,反而是极度的非理性。
许多人习惯曲解各种概念,比如将自由等同于“放纵”,将“情商”等同于“和稀泥”,都是例子。所以,在各种心灵鸡汤里,“控制情绪”是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即所谓的“理性压倒情感”。在他们看来,人的所有错误决策,都是因为在理性和情感的博弈中,错误地选择了后者。
但在埃亚尔·温特看来,人类的情感绝不是进化过程中与阑尾一样的赘余,而是一种必要、有效且复杂的思维工具。
情感在人类演化中的首要作用是节省人的认知资源,如果人类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要反复思虑与琢磨,那么人的思维工具就会不堪重负。相反,若是将大多数情景交给本能处理,那么就能将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务去分析和判断。
所以,人类的祖先通过不断的身体记忆形成本能和直觉,把握住大量冗余信息里的关键要素,从而获得达尔文意义上的胜利。由于这样的分工极其高效,因而在演化当中处于优势,进而成为主流遗传至今。比如恐惧感可以让人类及时规避风险,这就是进化中的一个例子。
信任也是一种情感,并且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性工具。一个拥有信任的社会是可贵的,一个社会失去信任,后果则会很严重。
1997 年,华盛顿的两名研究人员菲利普·基弗与斯蒂芬·南克在一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他们邀请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千人就他们对不熟之人的信任程度打分,包括汽车修理工、初级保健医生、负责公共服务的政府官员。研究中,一项很有意思的发现是,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与其所住国家的GDP密切相关。对陌生人信任度高的国家,GDP也相应较高。如果去旅行,对这一点会感觉非常明显。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民众往往越友善。
信任是人际合作的助推器,合作进而又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但信任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信誉。一个社会缺乏信誉,信任就难以为继。反过来说,缺乏信任最终也会导致信誉毁于一旦。
在这方面,人类应该相信自己的情感。如果一个人一边对社会没有信任,一边又各种“正能量”,他肯定是在忽悠和麻醉自己。就像一个朋友所说:“很多家长每天都要花时间挤在校门口接孩子放学,压根不敢让孩子自己回家,但却不耽误他嘲笑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很危险”,这句话所描述的那些人,还有他们那种没有信任却要强装信任的思维方式,就会带来不够理性的人生决策。
当然,有时情感因为更“理性”,也会有趋利避害的一面,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典型例子。为什么许多人会不自觉地站在施暴者一边?因为他们恐惧于权力或是暴力。埃亚尔·温特就写过:
“在与权势人物的相处中,我们往往会对其产生正面情感。即使可能被这些权势高于自己的人加害,受到对方的不公对待,人们也往往会顽固不化地保持这种正面情感。改变境遇的机会越渺茫,人就越有可能对权势人物表达正面情感,而将自己受到的不公对待归咎于自己。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妇女遭家暴,却拒绝离开有施虐倾向的丈夫;老板劣迹斑斑,却莫名其妙地得到了员工的谅解;重要客户盛气凌人,甚至目中无人,却无人追究。如有权势之人施以小恩小惠,情感机制也会放大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会因此过于看重此类恩惠,毫无来由地相信权势人物拥有仁慈正派的品质。”
这种情感趋向显然是“聪明”的,也是许多人追求的“生存之道”。但对于这样的情感趋向,人们还是需要抱以警惕。因为它只会导致社会越变越糟。
所以,情感有时也会处于交战状态,对弱者的同情,面对权力与暴力时的自我保护机制,二者常常会陷入交战状态,一个文明人理应选择前者,最起码不要沦为后者的帮凶。
这个时候,“保持愤怒”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愤怒”是一种糟糕的品质,他们总觉得一个人不愤怒不生气,就是有涵养的表现。但他们却忽视了一点:在文明社会里,一桩丑闻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愤怒,而政府机构的一点点小失误,也会被民众揪着不放,而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里,那些所谓“有涵养”的人,坐视各种不公,最终的结果无非是让自己也变得危险。
可以这么说,法治框架里的“愤怒”是文明社会的必需品,也是宝贵的品质。它意味着民众普遍对社会有着高要求,对不公的容忍度很低,这种普遍心态会推动社会前行,它也是真正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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