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物天地人 （ID：shiwuzq2021），作者：胡靖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责编：稼稻，原文标题：《胡靖 | 河南，粮食“主产区”省份的责任与担当》，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刚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粮食安全放在了突出位置，要求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第二大生产省份、最大的小麦生产省份，在很多地区推进“非粮化”的当下，实现了粮食产量的持续稳步增长。
基于1979年~2020年的数据统计分析，胡靖老师认为，河南之所以能戴牢粮食“主产区”的帽子，是因为技术革新等因素带来的亩产水平的提高，而非播种面积的增加。但河南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并未给农村居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粮食“主产区”的定位也使河南的区域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
由此胡老师提出：粮食缺口地区，尤其是“主销区”应该向中央缴纳“粮食生产机会成本税”，以此平衡“主产区”农民的收入。
正文
河南，是全国粮食第二大生产省份、最大的小麦生产省份。1979年以后，河南粮食产量“小步快跑”，除了在2003年遭遇了一个显著的下跌以外，四十多年几乎一直是在沿着一条平滑的曲线增长。这种趋势确实比较特别。因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国内很多地区都在“非粮化”，把“无工不富”演绎为“有粮不富”。为什么河南的粮食生产能够一直保持难得的增长趋势呢？
利用广州昆阅数据库FEDS及其计算成果，可以揭示出1979年以后河南粮食生产特殊的过程和部分缘由。[1]
一、增长趋势
河南粮食产量经历了两个上升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1979年~1999年，产量从2134.5万吨增长为4210万吨，二十年平均增速为3.45%，几乎翻了一倍（1.97）。这的确间接反映出河南的土地资源优势、农业优势。河南位于华北平原地区，耕地资源非常丰富。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河南有耕地11271.1万亩，仅次于黑龙江（25793.14万亩）、内蒙古（17255.43万亩），位居全国第三。
第二阶段为1999年~2003年，粮食产量从4210万吨直接下降为3569.5万吨，四年减少了640.5万吨，减幅为12.2%。这是当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府单纯依靠市场、放弃财政支持的一次市场化实验的结果。
第三阶段为2003年~2020年，产量由3569.5万吨增长为6825.8万吨，直接增加了3256.3万吨，增幅为1.912倍，17年平均增幅为3.89%。这里面自然有农民的努力，但主要原因是政府明确了农业政策的方向，启动了对“主产区”农业和粮食生产全面的支持和补贴。（见图1）
河南作为我国重要的“主产区”省份，一直致力推动粮食产量增长，的确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中流砥柱”之一。
二、谷物生产
1. 小麦
小麦一直是河南最主要的谷物。河南是国家最大的小麦生产省份，小麦产量长期全国第一。2020年小麦产量3753.13万吨，占河南粮食产量的54.98%，占全国小麦产量（13425.38万吨）的27.9%。从图2可以看出，河南的小麦产量一直稳步增长，1979年只有969万吨，但是到2020年，产量翻了3.872倍，41年平均增速为3.35%。（见图2）
2. 玉米
2003年以后河南的玉米产量迅速恢复和增长，逐渐成为粮食生产另一重要的支柱。这是河南粮食产量能够稳居全国第二的主要原因。2003年，玉米产量只有766.3万吨，但2020年增长到2292万吨，17年玉米产量翻了2.99倍，年平均增幅为6.654%（见图3）。目前，河南的玉米产量仅低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东，位居全国第五。
3. 水稻
河南的气候环境总体上不是很适合水稻的生产，大部分的水稻生产集中在豫南的信阳市。2020年，信阳粮食产量574.6万吨，其中水稻产量406.8万吨（占70.8%）。1979年~2003年，河南水稻的生产总体是一种波动状态，1979年水稻产量为161万吨，1998年为369.7万吨，但随后连续三年下降，2001年只有202.7万吨。
2002年，水稻产量有一个奇怪的跃升（可能有统计口径的问题），达到336.5万吨，随后2003年，又急剧下降到240.2万吨。2003年以后，又开始稳步增长，2015年达到最高531.5万吨，随后又有波动，2020年513.7万吨，基本稳定在500万吨以上。（见图4）
水稻，是信阳粮食生产的优势，但总体上并非河南谷物生产的优势。2020年，全国水稻产量21186万吨，河南只占2.42%。同时，水稻在河南谷物生产中比重也并不高，一般不超过10%。2003年，河南粮食总产量3569.51万吨，其中，小麦2292万吨、玉米766.3万吨、稻谷240.2万吨、其它粮食产量271.01万吨。2003年水稻在河南粮食产量中的占比只有6.73%，2020年略有提升，为7.53%。
除了小麦、玉米和水稻，河南还有大豆、薯类等其它粮食作物的生产，但比重并不大，年产量仅在200万吨左右。
三、播种面积
河南的播种面积资源非常丰富，这首先得益于富饶的耕地资源。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在河南11271.1万亩耕地资源中，水田有1022.91万亩，水浇地有6887.01万亩，旱地有3361.17万亩。其次，河南总体上处于北温带，农作物一般是两年三熟。其中，小麦是一年一熟，玉米可以一年两熟。所以河南的播种面积资源空间非常大，复种指数有潜力。1979年，河南的播种面积为16375.5万亩，2020年为22112.42万亩，增加了5736.92万亩。（见图5）
丰富的播种面积资源，是河南显著的农业优势，为河南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收益不同，河南的18个地级市面临播种结构的调整与平衡问题。粮食播种面积安排过多，产量是上去了，但农民的收入势必更加困难；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过大，像南方的广东、海南、广西，粮食生产又必然达不到“主产区”要求，国家全局的粮食安全会出现问题。
从图5可以看出，河南每年的总播种面积，基本上是呈缓慢增长趋势，这反映出河南在尽力挖掘农业资源的潜力。
粮食播种面积总体虽然没有下降，但增长并不明显（见图6）。1979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3600.5万亩，2020年为16108.2万亩，41年只增加了2507.7万亩，年平均增幅为0.413%。其中，小麦的播种面积增长非常缓慢（见图7）。但玉米播种面积的增长较为明显（见图8）。
1992年，玉米播种面积为2946.45万亩，2020为5727.02万亩，30年一直缓慢增长，年均增幅为2.24%。近五年，河南的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16000万亩左右，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河南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并不是依靠扩大播种面积，而是在稳定、巩固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亩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粮食产量的增长。
从播种结构看（见图9），河南粮食播种结构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这其实反映出各地政府和粮农的市场化倾向。1979年播种结构为83.06%，2020年播种结构下降为72.85%。41年，播种结构下降了10.21个百分点。播种结构的调整，主要是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的扩大，更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但是即便如此，2020年河南的播种结构仍然要高出国内“主销区”至少20个百分点。
四、亩产水平
稳面积，增亩产。河南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依靠亩产水平的提高。1979年，河南粮食平均亩产水平为156.95公斤/亩，2020年为423.75公斤/亩，41年单产水平提高了2.7倍，年平均增长2.45%（见图10）。
其中，小麦单产由166.15公斤/亩，提高到441公斤/亩，变化非常大（见图11）。玉米单产变化也不小，2000年325.57公斤/亩，2020年为409.01公斤/亩（见图12）。水稻单产，2000年为462.44公斤/亩，2020年为555公斤/亩（见图13）。小麦、玉米、水稻单产水平的进步，很大程度弥补了土地资源的约束，为播种结构调整提供了空间。也体现了育种技术、栽培技术对现代粮食生产的重要意义。
但是，粮食亩产水平的提高，也有“天花板”的限制，不可能一直提高。这是因为影响粮食亩产的因素除了育种，还有水利、化肥等其他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都是“短板”，都有自己的“天花板”。因此，一个区域的粮食生产最终会收敛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五、区域布局
河南虽然是“主产区”，但同样面临工业化、城市化的压力，并且区域发展也不平衡。这种发展的背景，会导致河南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会是一种倾斜状态，而不是平均状态。
郑州作为省会城市，城市化的责任当仁不让。如此，随着城市面积的持续放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郑州的粮食生产会相当有限，最后边缘化。制造业、服务业会成为郑州经济发展的重点。郑州在河南会一家独大，其省会地位会类似成都、武汉。周口、南阳、驻马店、商丘、信阳、新乡，则会继续承担河南粮食生产主要的责任。
从图14可以看出。在2003年，河南粮食生产前六大分别是周口市（396.6万吨）、南阳市（388.2万吨）、驻马店市（335.1万吨）、商丘市（321.1万吨）、信阳市（286万吨）、新乡市（280.7万吨），到2020年，河南粮食生产的前六名依次是周口市（934.3）、驻马店市（810万吨）、商丘市（741.9万吨）、南阳市（719.7万吨）、信阳市（574.6万吨）、新乡市（485.9万吨）。这六大城市，是河南粮食生产的“主产区”中的“主产区”，其产量之和占河南总产量的60%以上。
发展的压力、收入的压力是均衡的。河南18个地级市，没有一个城市甘愿在经济上落后，也没有一个农民会甘愿在收入上落后。这就客观存在一个趋势，即资金、土地、劳动力、政策，在市场和利益的引导下，随时都可能流出农村、流出农业，向经济效益更显著的工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倾斜。
这就会对粮食生产构成某种威胁。对此，不能从道义上要求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必须作出长期的牺牲。
2020年，河南的人均发展指标，无论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明显低于江苏、浙江，也低于比邻的山东、安徽。更不用说和北京、上海、深圳比。这种发展的压力可想而知。
多年以前，笔者在《入世与中国渐进式粮食安全》一书中提到，粮食缺口地区，尤其是“主销区”，应该向中央缴纳“粮食生产机会成本税”，以此平衡“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否则，“搭便车”的地区会越来越多，抱侥幸心理的地区会越来越多。最后积重难返，形成某种粮食安全的公共灾难。
（2023年春节，广州）
注释：[1]FEDS得到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支持，在此感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物天地人 （ID：shiwuzq2021），作者：胡靖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责编：稼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