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要么是大规模枪击案，要么就是美警暴力执法。
而这次，是后者。
当地时间1月7日，一位名叫泰尔·尼科尔斯的黑人男子，在美国南部城市孟菲斯遭遇五位警察的暴力执法，不幸身亡。
警方公布的录像中显示，尼科尔斯在开车回家途中被几名警察呵止，随后，他被警察们粗暴地制服。
起身后的尼科尔斯拔腿就跑，没跑多久又被警察控制，警察怀疑尼科尔斯有诈，于是在控制住他之后对其进行了长达数分钟的殴打。
殴打过程中尼科尔斯全程没有还手，只是一边求饶，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妈妈。
当警察们发现尼科尔斯状况危险，才紧急叫了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三天后，尼科尔斯不治身亡。
尼科尔斯被暴力执法致死，可以说恶劣程度相比2020年5月引爆全美舆论，随后引起大规模“黑命贵”运动的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事也确实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几位涉事警员很快就被调查并且带走，均被控二级谋杀罪，结果如何尚未可知。而他们所在的行动组，一开始孟菲斯警局还嘴硬称利大于弊不会解散，可很快就在重重压力下自扇其脸，丢卒保车宣称将“永久解散”该行动组，这“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变脸速度和程度也是没谁了。
但同弗洛伊德事件比起来，尼科尔斯事件引起的舆论风浪看来却远远不及。
无他，这次的“施暴者”，五名警察，无一例外，都是黑人。
面对这种把Buff叠满了的局面，你“黑命贵”的矛头，往谁身上打呢？
孟菲斯市警察局长塞尔林·戴维斯更是一名黑人女性简单回顾当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其导火索就是那段警察执法过程的曝光视频，一位白人警察“跪杀”弗洛伊德的残暴动作，再加上弗洛伊德“I cant breath.”的求饶声，引起了无数人的愤怒和恐惧。
就在弗洛伊德死后第二天，以他的亲友为首的群体就开始在街头和各大社交媒体上发声，对警察的暴力执法表达不满。
这起事件的影响力开始慢慢扩大，逐渐影响到了整个美国非裔群体和集体美国民众，上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到明尼苏达州的社会团体，都对此事表达了批评和愤怒。
涉事警察很快就遭到了逮捕和审判，但社会事态却并没有得到平息，带着“#I Can’t Breath”标题的内容充斥着互联网，而社会上则涌起了更能点燃矛盾的“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贵）”抗议活动，甚至还出现大量以此为名的“零元购”恶性事件。
若不论肤色，警察暴力，确实是美国社会绕不开的议题。
对此，有一个名叫“Mapping Police Violence”的网站专门统计和分析每天发生在美国各地的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事件。
根据网站统计，光在2022年，美国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就夺走了1186条人命；而自2013年以来，这一数字几乎稳定在了每年110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美国多数民众都尽量避免外出的情况下，警察执法致人死亡的案件数量也没有呈现任何下降趋势。
而“同行的差评”讲得更为透彻。我国公安部部级刊物《现代世界警察》曾刊文，把美国警察如此“嚣张跋扈”的主要原因归结成了6点：
1.枪支泛滥引发的过度执法；2.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3.法律对警察执法时的武器使用规定较为模糊；4.警察逐渐加强的军事化；5.警察问责机制的不完善；6.警察群体内部逐渐滋生出的“崇尚暴力”亚文化。
其中，枪支泛滥，一直都是美国社会的重大顽疾，“持枪自由”已经成为了美国保守派的标志之一，任何一个老美利坚星条旗，都不会放弃自己持枪的权利。
泛滥的枪支自然成为了治安难题，每年频发的抢劫、谋杀，乃至无差别枪击和校园枪击案，都在时刻挑战执法人员的执法难度。
在一些新闻事件中，往往都能发现神经高度紧绷的美国警察。在电影《你给的仇恨》中，就有警察面对黑人司机拿着一个梳子，就想当然举枪射击的桥段。
而泛滥的枪支，也成为警察逐渐走向军事化的重要理由之一。
1997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北好莱坞抢劫案”，两位身穿防弹板背心、手持全自动步枪的悍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了一家银行，并且在和后来与警察的枪战中，一度在44分钟内火力压制了数十倍于自己的警察部队。
在洛杉矶警方面临大量伤亡，而自己的小手枪只能给悍匪“刮痧”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临时去枪店买了一些大口径火力，才挽回了一些颜面。
这可以说警察们有了充分的动机加强自己的装备来增强自信，各种军用枪支备列装到了巡警和特警部队中，而在日常执法过程中，警察使用致命火力的次数也随之增加。
在危机逐渐严重之际，无论警、民、匪都在开展军备竞赛，玩命升级装备，各种装备百花齐放，民用枪支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但人们都去关注以暴制暴的路数了，禁枪令这个方向几乎无人问津。
根据《美国公共健康》的调查研究显示，在禁枪较为严格的地区，枪击案案发率，以及警察暴力执法带来的死亡率都会大大下降。
美国执法部门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他们还是更愿意氪金去给自己升级装备。个中原因，懂的都懂，那可不是警察一家能决定的事儿。
去年6月，美国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校园枪击案，拜登也因为此案影响，签署了所谓美国30年以来“最严格控枪法案”。
但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法案，签署再多，也难以改变美国人均拥枪1.2支的现状。
警察难以被问责，也是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可以“放心去干”的理由之一。
美国媒体曾经揭露过警察内部的“潜规则”：当处理对警察执法方式的投诉事件时，警察内部往往会展示出非常灵活的审核标准，一般的投诉都会不了了之，而较为严重的案件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包括警察工会在内的多个组织，都会致力于保护警察的工作和待遇，至于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问题和瑕疵？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2020年美国费城警察聚集在工会门口声援被指控的同事还是来自“Mapping Police Violence”的数据，在美国，将近有98.7%的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案件都免于被起诉，只有1.3%最终能起诉成功。
而就算被起诉成功，结果也大多是被判无罪，或者干脆不了了之。
有了来自警察体制内部的“保护伞”，警察在外才敢肆无忌惮地使用越界的暴力。
就是这样的一层层保护伞，让警察和民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警察永远不知道面前的人手中是雷管还是汽水；民众也会越来越担心面前的警察会不会突然因为自己的某个举动，而向自己扣下扳机。
而“种族歧视问题”，从这次的尼科尔斯事件，可以发现，它没有印象中那么清晰明白，而是要复杂得多。
非裔族群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受到压迫和歧视，这确实是美国社会最根深蒂固的黑暗事实。
长期的歧视带来了犯罪、贫穷，以及低下的受教育程度，这种恶性循环带来的阶层壁垒，是短时间内难以打破的。
想要通过一两部电影、一两个网络热门话题就改变黑人的处境，那实在太过天真。
黑人受警察暴力所引发的骚乱，也是美利坚的老传统了，1967年底特律大骚乱、1980年和89年的迈阿密暴动、1992年的洛杉矶大骚乱，均是种族对立引起的社会大骚乱。
时至今日，大型暴乱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是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黑人的“特殊待遇”却仍然不见收敛。
纽约警察曾经有一项“临时搜身”权力，指警察有权对路人发起全面搜身行为，而在2019年纽约警察进行的13459次搜身行动中，有88%是针对黑人的。
同样在“Mapping Police Violence”，也有数据显示，每年因警察暴力执法而丧生的黑人，占到这一数据的28%，但是黑人的整体数量仅仅有美国人口的13%，平均下来，黑人命丧警察之手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
《华盛顿邮报》也对这类型事件做过调查，20~30岁的青壮年黑人男性，是警察暴力事件发生最为集中的群体。在美国警察眼中，越有4%的黑群体尽管手无寸铁，仍然被视为有严重的暴力威胁。
“黑人因为拿一把梳子就被击毙”虽然是电影的艺术化加工，但是这种荒唐事件，在美国并不罕见。
针对警察暴行的声讨，因为2020年弗洛伊德之死事件，被推上了讨论高潮。
切实存在的“种族歧视”，与切实存在的“警察暴力”叠加，加上媒体的有意无意引导，美国民众几乎是把两者当成同一个问题了，似乎这就是一个肤色问题，而跟别的因素无关。
起初，民众游行的内容，还有些是针对警察的暴力执法和滥用职权，但后来，针对“警察”的声讨声音逐渐降低，而针对“种族”的声音越来越多。
人们愤怒的原因，从“警察对无辜路人的暴力执法”，演变为了“白人警察对无辜黑人路人的暴力执法”，最终变成了“白人对黑人的暴力”。
维持了数年的黑人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也在此事后到达了高潮，所有的黑人都在抱怨长久以来压在自己身上的歧视，而忽略了别的更多的问题。
乔治·弗洛伊德的肖像，甚至成为了一种icon，甚至有人将其的形象与马丁·路德·金等平权领袖相提并论，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事件恰逢美国大选年，当时的大统领懂王，也因为一系列的争议话题，和保守派政策，遭到民主党阵营的口诛笔伐。
无论“#黑命贵”还是“#metoo”亦或“#政治正确”，一旦被利用为了政治博弈的工具，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而“弗洛伊德之死”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特朗普治下美国人民的痛苦体现”。
各种抵抗运动和声讨声浪，顺势成为了一种政治筹码，成为了民主党和支持者们向特朗普政府发起进攻的手段。
执掌国会的佩洛西还特地在国会山，带领一众议员向弗洛伊德“下跪”来营造政治话题，差点没让自己的老膝盖报废。
不得不说，这一系列举措还是颇有成效的，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特朗普的支持率下跌了7%。
那么，“万恶”的懂王下台了，拜登执掌的美国政府，之前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刚刚发生的尼科尔斯之死，实实在在地揭破了这层画皮。
“暴力执法”打死黑人民众的几位警察，全都是黑人。
在扔掉了“肤色差异”带来的矛盾后，黑人警员对黑人百姓的暴力事件，则是赤条条的将“警察暴力”的本质展现给了大众。
支持“黑命贵”的人们没想到，本来应该团结一致的黑人群体，在面对自己的同胞时下手竟然是最残忍和最无情的。
这个事实摆在了人们面前：在美国激烈的警民这组关系里，受迫者确多黑，而施暴者未必白。
而更麻烦的是，“黑命贵”始终是更具威力的舆论工具。种族矛盾，作为美国一系列社会严重问题中最直白的矛盾，很容易在如今“身份政治”的大背景下引起共鸣和归属感。
脱离了种族议题和身份认同，故事就很难变得“受欢迎”。
尼科尔斯事件，恐怕也很难掀起像当年弗洛伊德那般的波澜。因为对于美国诸多有能量的势力而言，他的死，似乎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当然，也有美国人稍醒悟了一点：“警察暴力”的本质，不是肤色差异，而是那一身制服。
在为尼科尔斯之死声讨的民众中，有人打出了新的“BLM”话题“#Blue Lives Murder”，取代之前的“Black Lives Matter”。
这是化用了之前美国警察和支持者们反制“黑命贵”提出的自己的“BLM”——“Blue Lives Matter”——“警察的命也是命”或者叫“警命贵”，而今有些民众终于明白了，警察暴力执法中，不是黑人的命不值钱，而是被施暴者的命不值钱，杀人者也并不跟肤色绝对挂钩，而应该是“杀人者，美警也”。
但，他们明白了，却又不够明白。
昆汀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反派卡尔文的黑奴老管家，身为黑人，但是当见到骑在马上的姜戈后，他反而是最生气的那个，而这位“投靠了白人的黑奴”也顺势成为了影片中的大Boss。
它不是肤色问题，也绝非只是警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