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建的方舱医院，摄于2020年。 EPA, via Shutterstock


北京——我在去年12月初第一次感染了新冠病毒。看到快速抗原检测条出现两条杠的阳性结果后，我惊慌失措。当时，中国政府仍在坚持新冠“清零”的做法，用大范围封控和全员核酸检测来阻止病毒传播，尽管这徒劳无益。从头到脚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会不会把我转运到条件极差的集中隔离设施去？这些令人害怕的“大白们”似乎已经接管了国家。

数百万中国人那时一直生活在害怕听到敲门声的恐惧中。我躲在北京的家中不敢出门。三天后，政府基本上放弃了抗击病毒。我自由了，庆祝的方式是把两个装得满满的垃圾袋拿到了楼下。

三年来，政府一直告诉中国人民，必须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但后来突然改变了政策，那是在去年11月底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新冠“清零”造成的生命和经济代价越来越大后不久。但政府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为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做准备的时间。


政府推动公众接种疫苗的努力一直不够，而且至今仍未批准进口更有效的外国疫苗（除了允许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使用德国制造的疫苗外）。如何避免得病或出现紧急情况后怎么办的建议很少。我们只能靠自己。

随着病毒的迅速传播，布洛芬等退烧药变得一药难求。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求购这些药物的绝望帖子。我曾在几个月前囤积了一些药，因此能分一些给北京其他有需要的人。随着快递员感染病毒，首都的物流系统不堪重负，有两包药是我叫来出租车，让司机直接送去的。一名我帮助过的孕妇给我寄了两箱橙子表示感谢。随着我手中的药越来越少，我不敢再看社交媒体。

全国的情况都在迅速恶化。患者挤满了诊所和急诊；医院和养老院很难备足药品。感染的浪潮在去年12月的最后几天袭到了我在东部的老家。我很担心85岁的奶奶，于是赶了回去。

我的童年是在她的照顾下无忧无虑度过的，经常看她用老式的柴炉做饭（我至今都觉得那样做出来的饭最好吃）。她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出生的，经历过之后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但说起那些艰难的日子时始终充满了尊严、智慧和乐观的态度。她现在终于可以享福了。我无法想象她会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政府曾说，严厉的“清零”措施是为了保护老弱病残。但政府取消“清零”时，80岁及以上的老人中只有40%打过疫苗加强针。奶奶几个月前就该打第四针了，但因为她已经打过三针，当地一直不让她打。

她在圣诞节前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后患上肺炎。当地的医院人满为患，没有病床，所以我们只能在家里照顾她。与一个朋友通电话时，我忍不住哭了。

我之前就已经给奶奶买了瓶装氧气和其他用品。但我真正想得到的是抗病毒药物Paxlovid。中国已在去年初批准进口，但所有的供应已被抢购一空，这种五天疗程药在黑市上的售价一度超过了7000美元，差不多是政府定价的20倍。许多人购买从印度非法进口的仿制药。

在网上找了两周后，我终于下了订单。但这种药必须在出现症状后五天内服用，等我们收到药时，奶奶的病程已经过了五天。医生给她开了抗生素，我一直在给她做饭，照顾她，几乎顾不上睡觉。值得庆幸的是，她已在今年1月中旬开始慢慢好转。

很多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中国社交媒体上好几周来一直流传着不堪重负的医院和火葬场的照片，还有讣告。我的北京邻居在这轮疫情中失去了父亲、祖母和叔叔。等救护车要等很久，医院里混乱不堪、人满为患的状况，都妨碍了他们得到及时救治。

“我太相信政府了，”她告诉我。“政府骗了我们。”

中国人刚刚过完了春节。春节通常是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几亿人在春节前返乡与家人团聚，吃年夜饭，用白酒祝酒，互送装满现金的红包。但对我的邻居来说，今后每年的春节都将是让她想起失去亲人的痛苦时刻。我以前经常看到她在院子喂流浪猫，在社交媒体上发轻松愉快的生活帖。现在她这些都不做了，正在考虑离开中国。

据官方统计，中国已累计有超过8.4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其中绝大多数死于政府去年12月取消“清零”政策后。但大家普遍认为政府的数据失真。据一名在政府工作的高级科学家说，全国14亿人口中已有约80%在这轮疫情中感染过病毒。两个月前，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两周前，我再次从北京坐七个小时的火车回到老家，与奶奶和其他亲戚们一起过春节。和往年一样，大家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这个长达几小时的欢愉节目是为迎接兔年的到来准备的。节目制作精美，充满了自我感觉良好的内容，完全不提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这轮疫情暴发期间经历的苦难。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也很少提疫情。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政府现在说疫情高峰已经过去，这也许是真的。药店的货架不再空空如也。就连Paxlovid也变得更容易买到了，我再也没听到医院不堪重负的消息。上个周末返回工作城市的亲朋好友们表达的都是乐观情绪。人们希望，随着遏制疫情措施的解除，经济和就业市场将得到改善。中国人有着惊人的忍受和默默承受痛苦的能力。但过去几周的创伤依然存在。

虽然我在中国出生长大，但也在海外，包括美国生活过很多年。在海外生活期间，我不得不主要靠西方媒体获取有关中国的新闻，我曾认为国外的报道往往是片面的，过于消极。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不久回国，原打算与我心爱的人民和国家重建联系。

但这场疫情暴露出中国的种种局限、宣传对真相的扭曲，以及政府的失误往往是以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福祉为代价的现实。

和我的邻居一样，我也在兔年考虑离开我热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