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艳（音）和丈夫在北京一家医院做了体外受精后，等待做下一步的受精卵移植术。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是去年11月一个寒冷阴沉的早晨，但对郭美艳和丈夫来说却充满了希望：他们终于有了生孩子的可能。躺在轮床上的郭女士被推进医院的一个房间，医生把之前从她身上取出的卵子进行了体外受精后，移植回她的子宫。此刻，39岁的她也有一种恐惧感。
“如果（手术）不成功的花，钱也白花了，罪也白受了，又得从头来重做一次，”郭女士说，她是从200公里以外的张家口来北京这家医院的。她和丈夫已在附近的旅馆里住了一个月，以便在对卵子进行体外受精过程的最后阶段留在医院附近。
每年有数十万对中国夫妇跟他们一样，在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怀孕后，转而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这些不孕夫妇抱着战胜不孕症的希望，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是为了挂上就诊号，许多人在天不亮时就在医院外排起了长队。
现在，中国政府想让更多的人用上辅助生殖技术，该技术已在2001年合法化。政府已承诺将辅助生殖技术的部分费用纳入国家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一个周期的体外受精费用通常是几万元人民币。这是中国官员为解决一个在他们看来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到导致人口开始减少的程度——所采取的十多项政策措施之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达到了这个人口转折点的时间，导致一些人口学家称为“未富先老”的祸端。随着中国每年出生的婴儿越来越少，而最年长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政府不得不应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劳动力萎缩、刚刚起步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对生育不感兴趣的一代年轻人。
郭女士和丈夫在做受精卵移植前与大夫交谈。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移植不成功的话，所有钱就都白花了，我受的那些罪都白受了，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再来，”郭女士说。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家圆医院首席执行官林海伟说，为体外受精等生殖技术服务提供补贴“分量是很大的”。体外受精指的是在实验室里使卵子受精，形成胚胎后移植到子宫。郭女士就是在这家医院做的体外受精。不孕症患者为支付辅助生殖服务的费用竭尽全力。有些人从亲戚那里借钱。农民夫妇把就诊时间安排在秋收的时候，这样他们才有钱支付费用。
林海伟说，尽管对辅助生殖服务有明显需求，但来医院就诊的人数却逐年减少。“大背景是大家的生育意愿在降低，”他说。
这是中国试图扭转出生率下降趋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年轻人抱怨生养孩子的经济负担和自身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主要是照顾孩子的传统观念心存反感。许多人表示，希望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事业上，一些人接受了“丁克”（双收入，无孩子）的生活方式。
尽管存在这种障碍，但官员们仍在努力提高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之一。虽然专家说，让中国人口重新开始增长几乎不可能，但还是可以将出生率保持在稳定水平。哥本哈根大学的人类学家阿尤·瓦尔伯格说，让更多的人用上辅助生殖技术将有所帮助，就像在丹麦等较富裕国家那样。
“大背景是人们生孩子的意愿少了，”北京家圆医院的首席执行官林海伟说。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最近承诺到2025年时，将为每230万至300万人口建立至少一个提供体外受精服务的辅助生殖设施。目前国内有539家提供这种服务的医疗机构和27家获准开展辅助生殖业务的精子库。这些机构每年提供的人类辅助生殖各项技术类别总周期数超过100万，出生婴儿数超过30万。
专家表示，这些努力为想生孩子的夫妇提供了有意义的帮助。如果中国能扩大辅助生殖服务的规模，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的话，甚至有可能成为其他面临类似不孕不育挑战的国家的榜样。但这项技术是否将在扭转中国人口趋势上起很大作用，则是另一个问题。
“辅助生殖技术为中国的生育率问题帮不上大忙，”瓦尔伯格说，他著有一本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书。
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像王芳和她丈夫这样的夫妇的生活。王女士在2016年做了两个周期的体外受精后，于2017年生下一对双胞胎。她丈夫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告终，因为他们无法生育。
王女士曾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丈夫是电工。他们在她怀孕期间辞掉了工作，为生孩子做准备。
第一个周期的体外受精失败后，这对夫妇感到精疲力竭。医生告诉他们，他们可能需要使用他人捐献的精子。王女士一直对家人保密这件事。她的父母至今认为她和丈夫的生育问题出在她身上。
医生正在给郭女士做受精卵移植。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对夫妇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没有孩子，在我们老家是抬不起头的，”王女士说。他们做了第二个周期的体外受精，等待确定是否成功的那14天“感觉像过了半个世纪一样”，她说。
得知成功后，他们马上给所有的人打了电话。亲戚们提出凑钱帮他们支付逾15万元的费用。王女士和丈夫工作时的家庭月收入不到8500元，15万元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款。
“做试管婴儿不是一锤子买卖，出了几次大项后钱就没了，还要再去借钱继续之后的手术，”王女士说。如果医保能覆盖这些费用的一部分的话，就像政府现在保证将开始做的那样，“肯定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压力”。
一个周期的人工受精费用从3.5万到8.5万元不等，许多夫妇需要做四五个周期的体外受精；每个周期的成功率大约为 30%。北京家圆医院的林海伟说，按照政府的新规定，医保可能会覆盖一个周期的体外受精费用的一半左右。
做完受精卵移植后，郭女士在病房中休息。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郭女士做的受精卵移植成功后和丈夫回到老家，她有时会在他们经营的一家餐馆里帮帮忙。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项政策尚未生效，其细节也不清楚。国内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可能会导致事情推迟。尽管如此，林海伟仍对这项新政策的某个版本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实施持乐观态度。
但他对政策能产生的影响也很现实。“在社会总体生育率和生育意愿萎缩的情况下，我们肯定很难对我们行业的增长抱有很大预期，”林海伟说。
中国与生育问题的关系很复杂。官员们曾在三十年多年里限制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有时甚至为此采取残酷的措施。
来北京家圆医院就医的不孕不育患者，为支付辅助生殖服务的费用竭尽全力，甚至从亲属那里借钱。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体外受精用的仪器和技术。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今，中国有18%的夫妇受不孕不育困扰，而全球的平均比例约为15%。研究人员给出的几个因素包括，中国夫妇结婚后常常要等几年才要孩子，以及堕胎很常见，专家表示，堕胎可能会影响生育能力。
现年32岁的苏玥（音）从没有过想要孩子的强烈愿望，但她丈夫和公婆却希望他们这样做。夫妻俩试了几年没成功后，婆婆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开始接受体外受精治疗，去年生下一个儿子。
苏女士非常爱儿子，她亲昵地称他“饼干”。但她说生孩子让她失去了工作。在用母乳喂儿子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远程工作，但后来老板要求她回办公室上班，她不得不辞了职。她属于有事业心的千禧一代，对辞职感到痛惜。
“做试管婴儿给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我丢了工作，”苏女士说。
去年11月底受精卵移植成功后，郭女士一直在张家口的家中从容地过着日子。今年春节期间，她和丈夫开的火锅店生意兴旺。她有时仍去帮帮忙，还抽空给宝宝织了两条被子。
不过郭女士说，她大多数时间在卧床休息。“我总是感觉恶心、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