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核真录 （ID：njufactcheck），作者：王蓼汀、尹姝雅、吴雨航、程艺丹、刘蕾岑，指导老师：周海燕，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第一波感染潮来袭，医院成为了救治新冠感染病人的最前线。无论在一线城市、县城还是乡镇，医院都需要面临收治数量激增的新冠感染患者，以及院内医护人员感染新冠造成的人手不足双重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新冠感染阳性的医护人员选择带病上班，或者转阴后立即返岗，继续辛苦忙碌地工作；而一些患者及其家属，也见证并适应着这一非常时期的医院。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一个月，我见证了医院从严格管控到全面放开的过程。”
讲述人 长沙某三甲医院呼吸科住院大楼陪护家属 石女士
讲述时间：2022.12.28
11月26日，我的妈妈因为胸腔积液生病住院，为照顾她，我办理了陪护证，不出医院半步。到12月25日妈妈出院时，我在医院正好待了一个月，见证了这家医院的防疫政策从严格管控转变到全面放开的过程。
办理入院手续时，医院管控得还相当严格：本地人需出示48小时核酸才能看门诊或者住院，外地人必须在本地做一次核酸，持本地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结果才能进入住院部。对于尚未出核酸结果的病人，医院专门开设四人间的隔离室，等病人核酸结果阴性出来后再转到普通病室。在病房，护士每天会推着装放核酸检测试剂的采样车过来，为病人和陪护人员做一次免费核酸。
12月初，微信、微博上的舆论风向似乎变了，全面放开的呼声变大。我问给我们测核酸的护士，你以后还会每天来给我们测核酸吗？小姑娘回答说，自己还没收到通知。
12月8、9日，医院里佩戴实习胸牌的实习护士忽然没了踪影。当天的值班护士解释说，因为担心出问题，学校和家长要求实习生全部撤出医院。实习护士走了，护士人手一下就不够了，幸好原先在方舱支援的护士长这时已经回到了医院，在护士站统筹协调人手，这才缓解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12月10日开始，核酸采样车不再出现在病房，没有人特地来病房通知，核酸检测就这样悄悄下线了。同时住院部也开始接收阳性病患。
我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延误妈妈的病情治疗？但妈妈的身体情况尚未达到出院标准，我们没得选择。和我妈妈同一个病房的，一个是快90岁的老奶奶，一个是缺氧急救过来的病人，一个是本来要做乳腺方面的手术但因为呼吸不好先来呼吸科调理心肺的患者，他们对医院的仪器设施、药物资源或专业护理有依赖，基本上都只能继续住院，有点“在家阳不如在医院阳”的意思。
为了不影响妈妈的心情，我一直没跟她讲全面放开的事。我哥本来每天给我们送饭，有天他阳了，不能送饭，我没有和妈妈明说，只说哥哥工作忙不过来了，这周我俩靠外卖撑过去。
很多呼吸科的病人呼吸不太好，因此有的人可能不愿戴口罩。有个眼睛笑眯眯，特别温柔的护士，会提醒我们赶紧把口罩佩戴好，多通风，尽量不要让自己中招。护士还建议我们别开中央空调，容易传染。那几天长沙很冷，那个九十岁老奶奶的陪护家属坚称奶奶年纪大了，怕她冷，最终开了空调，那天是12月15日，第二天我开始畏寒，喝了些红糖姜茶好了些，现在回过头想起来当时多半是阳了，没测而已。
随着新冠病毒的急速传播，呼吸科成为承受感染冲击波的最前线。很快，我们这栋楼里原先用来隔离的楼层顶不住了，到12月15日左右，每一层楼都有了阳性病人。以前有人出院，床位要空一两天才会有下一个病人入住，但我注意到，这几天里，前一个病人在上午9点出院，中午12点就有另一个病人住进来了，所有的床位都满了。
很快，病房开始重新调整，我和妈妈在安排下搬到另一个房间。医生拿来一份知情同意书，内容大概是“你知道住院期间可能有感染新冠的风险，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入院治疗”。在新病房，能不时听见病友的咳嗽声。我心里大概有数：有人可能阳了。不过，病友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互相不打听“阳没阳”——毕竟放开了就是放开了。
医护人员脸上佩戴的普通医用外科口罩变成了N95，有的还会在N95上再套一个医用隔离面罩。即便如此重重设防，留下的医护人员还是纷纷倒下。隔壁病床的主治医生说，这一层楼四十几个呼吸科的病人，当天有一半都是他在负责查房。
三班倒的护士，极限的时候一个班只有一个人值勤，响应按铃的节奏从随叫随到变成过二十分钟才能到。不过，护士们讲话依然很温柔，会向病人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不会因为自己状态不好就撂摊子。像我妈这种长时间卧床的，需要别人不时帮她翻个身，让她睡高一点、舒服一点。原本是我跟一个做事特别尽心负责的护士合力做这件事。到后来，那个护士也病得不轻，告诉我说“今天真的没力气”，问我能不能自己帮妈妈翻个身。
知道医护忙不过来，我就自己学了一些原来护士在做的事，比如学会了怎么给我妈戴上和取下无创呼吸机。我妈要上厕所，我也会帮她把点滴从泵上摘下来，等她上完厕所回来，再把点滴安装上去。
在陪护的这一个月里，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医护人员所经历的巨大冲击：病患陡增，工作量翻倍，同时还要保护好自己尽量不中招或者晚中招，让医疗系统能运转下去。他们真的很辛苦，很敬业。
“十天里去世了三个透析病人”
讲述人 北京某医院肾内科大夫 雷进
讲述时间：2022.12.24
我的工作主要是帮病人做肾透析。和医院其他科室不太一样，透析室是疫情三年以来从未限制人员出入的地方。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透析病人也是国家政策规定下唯一有“绿牌”的，可以出入被封控的小区。
我们透析室有83个病人，11个工作人员，因为科室规模较小，医护人员需要照看的病人较多，我一周上4天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工作8年来，我上班只记“一二三四五六”，从来不会记日期或者节假日——病人不放假，我们就没有假期。
因为我们医院没有发热门诊，所以最先感受到压力的地方是呼吸科和住院部。政策放开后来开药的患者增多，再加上医院要首先保证住院部患者的用药，所以到了8号，门诊只能开得出“对乙酰氨基酚、清咽滴丸、白加黑”这三样药。那天我本想把治疗各种新冠症状的药物都备一点，结果也只拿到了这三样。
12月6日，我们科室出现了第一个阳性病人。最开始阳性、阴性病人是分开治疗的，我们会留下3、4个医护在晚上加班为阳性病人透析。我还记得一天晚上透析室的两个医护给当天最后一批阳性病人做透析的时候，他们俩也在发烧，其中一个当时就撑不住了，最后还是叫了同事来帮忙顶班，才敢回家休息。
放开前的一周，医院处于封控状态，要求所有医护人员不能回家。12月15日放开以后，透析室的阳性患者一下增加到20人，医护人员顾不过来，于是和医院申请了不再区分“阴区阳区”。
这之后，新冠就被当作普通感冒来处理了。之前医护都是三级防护，要穿防护服，现在降到二级、一级防护，只需带N95口罩即可。医护上班与否也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决定，不再要求转阴才上班。我们科室11个人都阳过了。
放开后，医院的手术室、住院部最近收治病人都有所减少，一是因为病人自己害怕在医院感染新冠，其次医院对病人也是“能不收则不收”，这是一种为病人考虑的做法，希望尽可能降低病人感染的风险。现在如果病人需要住院、手术，我们会让他们签署知情书，告知他在病区有感染的风险。
因为透析病人都有基础病，从放开到今天（12月24日），我们透析室已经因为新冠死亡3个病人了。第一个病人70多岁，在14号那天因新冠感染诱发心梗去世了；第二个病人肺炎一周高烧不退，发烧第4天时就开始住院，上了呼吸机，昨天下午两点去世了；第三个病人是一个老爷子，我周四还告诉他的家属说“老爷子情况不乐观，有任何不舒服马上去医院，不要有任何犹豫。”周五人就没了。
现在老年人得了肺炎有两个症状很危险，第一是高烧不退，第二是做肺部CT检查，双肺阴影大。本来，透析室的病人在做透析的最初5年里生活质量还是可以保障的，因为新冠，最近短时间内去世了三个病人，我心里还是有些难过。
12月10号开始是我的休息日，正常休息到14号就该上班，但在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就阳了，紧接着我的妻子、孩子，还有家里的老人都相继阳了，我只好又请了3天假。17号去上班时我虽然已经康复，但到了透析室还是很害怕：20个人几乎个个都在咳嗽发烧。我担心二次感染，也担心回家把病毒再次带给家人。所以这段时间我每天下班会先给科室消毒，再给自己消毒、洗澡，回到家在门外面就脱掉外套，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再洗一遍澡。
这段时间很多医护人员都很不容易，像我和我的妻子是双职工，如果封院时我们都在医院，家里的孩子就没人照顾，幸好医院对双职工有“保一人”的政策，只要我在医院，妻子就可以回家照顾孩子。内科的几个同事在放开之前就阳性了，当时医院还封着，在他们心态不好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天到深夜11、12点，帮大家化解一下心态上的困顿。
“只要还坐得稳，就还是继续工作”
讲述人 重庆渝东北地区某镇卫生院妇产科医生 李兰
讲述时间：2022.12.27
12月17号开始，作为妇产科医生，我感受到了疫情放开以来的明显变化。一般来说，孕妇自己对感冒本身就比较紧张。如果刚做完产检，第二天又不舒服，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或者要求再来科室做检查。和一般病人不一样的是，孕妇感冒发烧一般是直接来妇产科，因为我们对孕妇感冒用药更熟悉。
大概是17号或18号的下午，科室就来了三个病人，其中有一个前一天来做过产检，第二天就发烧了。我们给她测了抗原发现是阳性，于是给她开了药，也留了医生电话。结果后一天她还是不舒服并且开始咳嗽，又打电话给科室，还让家属再来开药。
最近几天感觉这些病人情况已经在好转了，妇产科没有再出现发烧的孕妇，但以前感染的孕妇们吃了药之后会来复查或者开药，有些还有点咳嗽。相比起平时，妇产科的病人要少些，主要是因为病人担心在医院被感染。但据我观察，12月20号以来大内科（综合内科）的病人增多了，从拿药窗口的人数来看，门诊量估计比平时多了四五倍。本身冬季呼吸道科的病人就会增多，但这次门诊量的增加主要还是因为新冠感染。
疫情放开之前我们作为二线医护人员（发热门诊是一线）是隔天测一次核酸。随着防疫政策放开，我们也没有再做核酸了，要是不舒服就自测抗原。放开之后，我们接诊还是做了常规的防护，比如戴好口罩、穿好防护服。此外，病人是否做了抗原、是否发烧的情况我们在接诊前都是需要了解的。
从17、18号开始，我发现医院的医护人员经历了感染的高峰期。我们有个医务人员工作群，如果医务人员自测抗原是阳性会发在群里。17、18号开始，群里抗原阳性的医务人员明显增多了，到24号就剩下一个——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23号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在录病例资料，感觉头有点昏，肩背有点酸胀，当时就估计自己是阳了，因为我们科室另外两个医生早在两三天之前就已经阳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测了抗原，果然是两道杠。自测阳性的这天症状比较严重，下午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出汗，身体也觉得很烫。这天刚好又轮到我值夜班，但我感觉情况并不严重，也怕传染给家里的小孩子，所以没有请假回家。
我们医院没有什么必须上班的硬性规定，不能坚持上班的就可以休息。因为一般下午病人比较少，科室内部协调，大家可以在下午休息一下，所以阳的那几天下午，我就在值班室躺了很久。阳了之后吃的退烧药、止咳药，是用自己的医保卡在医院开的。我们院退烧药是有的，只是像连花清瘟之类在那两天比较紧缺，但现在也有了。
阳了的那几天，只要还坐得稳，我就还是继续工作。头痛的时候，注意力没办法集中，出现这种情况就到值班室休息一下。一直到昨天我都还在发烧，今天不发烧了，但还在咳嗽。
目前家里人都阳了，我跟他们也没有专门保持距离，家里两岁的小孩子恢复得还比我快一点。
现在医院对疫情也没那么紧张了，就把它当成一种病来救治。目前我们也处于一个正常运转的状态，对医护人员来说该做的都要做，无论阳了还是没阳，大家都没有什么区别。
“有人没回家，就是怕把病传染给孩子”
讲述人 山西西北某县人民医院儿科医生 徐丽
讲述时间：2022.12.31
我们县城比较偏僻，人员流动又不多，因此过去三年里基本上没有受到疫情太大影响。但自从放开之后，医院承担的诊疗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我身边一多半的人都阳了，所以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没等到从医院感染，我就已经在家里中招了。12月18日下午，在我爱人发烧之后，我很快开始咳嗽起来。20日晚，我开始发烧，但22日凌晨两点左右就被一通电话叫回了医院。
急诊来了一个新冠重症的五岁患儿，呼吸困难，心率加快，声音嘶哑，面色已经发紫。本来孩子还没有发烧，送到医院以后他开始发热。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夜班医生，一边是需要多加看护的重症患儿，一边是不断涌来的新患者，她根本忙不过来，只能叫我过去帮忙。
那个时候我症状还比较明显，肌肉酸痛，浑身无力，嗓子又干又疼。但情况紧急，我必须尽快到场。爱人开着车把我送到医院。
做医生的，对这种情况早就习惯了。我给孩子吸了氧、输上液缓解症状，同时准备气管插管。半小时后，孩子呼吸困难稍有缓解，但心率仍然较快，于是我们连夜安排救护车把孩子送去了省儿童医院急诊。
我们县医院儿科与和成人科室共享辅助检查科室，但辅助科医生缺乏给幼儿做检查的经验，儿童的血气分析、脑电图、脑脊液等辅助检查难以开展。为了万无一失，现在面对新冠重症患儿，我们只能在孩子渡过危险期后，赶紧把他们送去上级医院。
那一晚，夜里的室外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我裹紧衣服，一边咳嗽，一边目送着救护车开远。也是从这天开始，我重新到岗上班。
自从放开之后，内科和儿科，是县医院变化最明显的科室——一个负责治疗感染的老人，一个负责治疗感染的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我们确实有些措手不及。现在来儿科就诊的孩子，一天少则四、五十，多则六、七十，几乎全都是高热不退、咳嗽不止，有的还会出现高热惊厥，并发肺炎、脑炎。最小的患儿只有五十多天大，小脸烧得通红，浑身软软的，吃奶都没有精神。
现在每天在儿科排队的人很多，等体温结果，等化验结果，等安排输液，等分配床位……退烧药品也一度告急，医院进不到药，婴幼儿能用的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液更是紧缺。药房主任想办法给调了一部分，我们就把药放在护理站。38.5℃以下不需要开退烧药，38.5℃以上也不会按盒开药，只是按需、分次给患儿，这样可以实现分配最大化。
我们科室是整个县城唯一的儿科，再加上县城医院各部分不如大城市里分得细，儿科的急诊、门诊和住院都混在一起，我们哪一边都要顶得住。科室里的四个医生正常情况下采取轮班制，一个休息，其他三个在院诊治病人。但现在，忙的时候大家都在场，在门诊和病房轮流看管。
放开后我们每天都穿着隔离服和防护面罩工作，但是病毒传播得实在太快。在我们科室的四个医生和十个护士里，现在只剩下两个护士还没有被感染。本来医院还划分出了阳性病房和阴性病房供不同患者使用，进病房前先测个抗原区分一下，但是现在也已经没法分了，因为几乎都是阳性感染者了。对于我们来说，阳了以后当然还需要继续工作，一来是患者太多，人手真的不够；二来是大家都病着，都不容易，也就不好意思让别人和自己换班。医院要求我们，能坚持就坚持。
从晚上六七点到凌晨两点，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来。我们儿科值夜班的医生、护士几乎一晚上都睡不成觉。忙，累，这基本就是现在工作的状态。
每次值完班，我都觉得自己的病情又加重了。其实我倒不担心自己，主要还是担心家里抵抗力比较弱的小孩。一些护士这段时间都没回家，就是怕把病传染给孩子。
其实，忙碌也好，辛苦也罢，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这段时间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处理和患者家属的矛盾。儿科的特点就是，一个孩子发热生病了，一家人都跟来了。三四个家长一个一个地问，我们就一遍一遍地解释。退烧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但个别家长不能理解，会要求我们立刻让孩子降温且保持温度稳定。
前几天，我收治了一个三岁的患儿，他的体温一直在三十八度多徘徊，降不下去。我给家长解释了整个过程和病因，还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不能再次用药——儿童退烧药有时间间隔，用得过于频繁可能影响孩子的肝肾功能。孩子的爸爸还能听进去，但是爷爷情绪特别激动，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不够重视，到最后几乎就是在胡搅蛮缠了。
那时候我也还病着，工作了一天嗓子又痛又哑，几乎已经说不出来话了。看着老人大呼小叫，什么也听不进去的样子，只觉得心力交瘁。就在家长闹完的一个多小时以后，孩子的体温慢慢降下来了。
和老人相比，儿童感染后好得比较快。大概从前天开始（12月29日），来就诊的患者少了一些，我们也能轻松一些。现在，布洛芬片已经能够正常供应，但是儿童用的布洛芬混悬液、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液仍然紧缺。未来什么情况还不可知，还是希望大家今年能过个好年。
感染潮之下，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在处于这场风暴正中心的医院，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困难。每一位讲述者，都提到了这一时期医护人员的艰难与辛苦，而每一位医生的讲述，都体现着他们在困境中的坚持：尽管每个人都提到现在医护人员的“不容易”，但还是都认为这是“分内的事”，“该做的还是要做”，“能坚持就坚持”。危难面前，正是这一份坚守与善意，支持着医护和患者，共同度过难关。
（应受访者要求，徐丽、雷进、李兰、石女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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