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落榜，我生了一场大病；高中到大学，有几次恋爱经历；大三那年，对我有深度影响的父亲去世；毕业后，我独自旅行，走过中国13个城市；出国到迪拜，成为首位迪拜华人艺术家。
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方面。曾经，我一无所有。现在，我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
（我，85后当代画家）我叫刘清路@企之国艺术，生于1987年，来自莘县十八里铺镇上的刘炉村。
莘县地属山东西部的聊城，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隔壁县就是武松打虎的阳谷县，属于省边缘地带。
我爷爷去世后不久，奶奶改嫁，但没有带着父亲。为了生存下去，打小，父亲什么都肯干，他去山西当过区长和包工头，后来回村开理发馆，娶了我的母亲。
（还没有我的“全家福”）我母亲是城里老干部的女儿，却甘愿跟着父亲，成为典型的农民，为他生育了5个孩子。我是老幺，有个大哥和三个姐姐，全家都宠着我。
不幸的童年，让人性格尖锐；幸福的童年，使人心平气和。我属于后者，家里虽穷，但他们什么都让着我，让我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滋养了我的一生。
我从小喜欢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独自捡东西玩，下雪后跑去雪地疯跑，在雪地上写诗，在空旷的野外大声唱歌。
我很听话，却不爱跟人聊天，心里有想法，就写下来。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一写就是七年。
然后，我就体会到坚持的重要性：我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后来还在中文起点网上，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
（童年的我）但除了作文，我其他的成绩不大好，尤其是英语。初中要学英语，我极其厌恶，在家里后院一块木板上写着：“我又不出国，何苦为难我？”
没想到，后来啪啪打脸，我差点因为英语出不了国。
成绩中下游的学生，往往会找其他出路。老师觉得我的表现力极强，可以学画画，父母也支持我走这条路。
初二，我报了学校的素描班。那时学画画不耗钱。我的启蒙老师是学校原本的美术老师，材料我买最便宜的，买不起那种厚实的素描纸。家里穷，哥哥姐姐放弃机会，才把读书的名额留给我。
一开始，我喜欢画动物。我们家养了很多动物，简直就是个动物园。
我家养过牛、马、羊、猪、兔子，还有鸡鸭鹅，凡是能养的，都养了。养得最多的就是狗。小时候，我都是抱着狗一起睡的。
（我现在依然喜欢养宠物）但最多的是鸽子。有一次，我哥用老鼠夹，夹了不知道谁家的一只大肥鸽，我叫它“大鼻子”。后来，我们找人要了两只鸽子。三只鸽子开始繁殖，几年时间，生了100多只鸽子。
每天下午，我就看着100多只鸽子，飞到天上去，白色的，黑色的，还有灰色的。它们围着我们家，在村子里飞半个多小时。我一撒麦粒，它们就全都“呼呼”地飞回来了。
这成了我童年时期最美好的画面。幸福的童年，不仅可以治愈一生，还可以带来无穷的创作灵感。
小时候，我还有一个远大的梦想：成为一个宇航员。
我5岁时，大家叫着我的乳名，笑着问：“小鹿，你长大想干什么呀？”我很认真地说：“我要当宇航员，如果让我去太空上面，看一看地球，死在太空我也愿意。”
（作品《宇航员/童年》）大家哈哈大笑，不以为然。我也没想到，小时候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最后我当然没有当上宇航员，却创作了属于自己标志的“宇航员系列作品”。
学了画画后，在同龄人当中，我终于有一项引以为傲的技能了，这极大增加我的自信心。
那时候艺考有三个科目：素描、速写和色彩，我三科成绩都很好，在班里常排第一。
我从自信，很快变成狂妄，觉得学校的老师教不了自己。于是，我约了最好的三个同学，跑去更好的中学一中、实验高中，给同龄的艺考生改画。不过更多的，我们是为了看那个学校的漂亮女生。
到了高三，我们四个天天不去学校，老师也不管。有钱的学生，都跑去北京、济南“进修”。不去外地的学生，也会报课外培训班，剩下像我这种穷考生，只能在家自己画。
（毕业10周年，重回当年高中学校）高三暑假的60多天，我画了上百张素描，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最努力的时刻。等我回校时，发现比那些报了培训班的同学，画得还要好。
不久，我们创办了“3+1艺考工作室”，开始教同龄学生艺考，小赚了一笔。
我高考那年，中国有19万艺考生，9万来自山东，竞争十分激烈。
高考信息采集时，一中很想抢我们这种优等生，于是我们几个偷偷去一中登记，不料被自己的师范高中知道了，抹掉我们的报名资格。
2005年第一次高考，我连名都没报上，直接落榜。
期望有多高，摔得就有多惨。我根本无法接受，简直就像跌入地狱，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第二年，我直接去一中复读。我时刻告诫自己：不能再输，必须考上！别人画一张，我就画两张；别人去吃饭，我饭都不吃，天天狂练。
（大学时期的我）那时一中大约有400个绘画生。其中几十个复读生，他们已经复读过很多次，专业课水平很多达到了中央美院、清华美院艺考的高度，可因为文化分过不了，被刷了下来。
每天，我就看这些复读生画画，学习他们每一个人的绘画技法，汲取百家之长。
那时候，艺考还没有实行联考。我可以考很多次，想去哪个大学，就去哪个大学考。2006年，我报了十个大学，考了十场，最后收到五个大学录取通知书。
其中，包括中国美院、上海大学、西安美术学院，还有清华美院，我都没有去，而是以山东省绘画生综合第一名的成绩，直接去了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习美术教育专业。
只因为这个专业免交学费。对于我这种穷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免费简直就是救命稻草。我一把抓住，直接去了北京。
（我在画巨型油画）我的技法成型，得益于艺考复读那年打下深厚的底子。尤其是速写，上了大学后，我的绘画专业一直靠前。
不过，我的英语还是垫底。于是，我破罐子破摔，利用大学四年的英语课，在起点中文网，写下12万字的小说《犬日的艺考》，记录我高中的艺考生涯，还有那懵懵懂懂的初恋。
只是，我没想到，不以为然的英语，日后给了我沉重一击。
大学几年，除了写小说，最难忘的就是2008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我的人生，也发生很多事。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我报名去首都体育馆当志愿者，帮忙整理物资。
5月26日上午，三姐突然来电说：“赶紧回来，爸不行了，想见你最后一面。”
我一懵，怎么可能，他之前在青岛化疗挺好的，我还陪他过了68岁的生日。
（2010年，我大学毕业）我来不及多想，马上往家赶，后来发现自己连买车票的钱也没有。我赶紧找同学借了300块，买了当天的车票回家。
那天，我还穿着前一晚当汶川志愿者的衣服。火车上的人，都以为我要去汶川，纷纷给我让路让座。吃饭时，餐车的工作人员给我加饭加菜。
我觉得很狼狈，情绪又很低落，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从没想过，会再也见不到父亲。我一直相信，只要自己还未到家，他就不会走。
火车经过黄河上空时，我望向窗外：黄河上，起了白色的雾，夕阳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虽然已经五月，依然给人寒冷的感觉。在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的父亲去世了。
下了火车，坐上公交车，又换三轮车。一进家门，我看见家里挂了很多刺眼的白布。
（怀念父亲，我画出最重要的作品《巨型沉默物》）我踉跄着走到父亲面前，他就躺在那里。冰冷的尸体上，盖着白色的布。
我一下跌在地上，嚎啕大哭，不肯起来，一整夜跪在父亲前。
第二天清晨，姐姐们赶回来，扶我起来。我魂不守舍地走出屋门。那一刻起，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也变了。
人，原来无论是谁，最后都会消失。
后来去了迪拜，我想起黄河上的冷光，山峦，天地—把对父亲的念想，创作了一幅6米乘10米的作品，叫“巨型沉默物”。它的主体颜色是深灰，搭配各种灰色组合，那种虚无和阴冷，源于我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的遗憾和愧疚。
不久后，就是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都被召去当志愿者，我是其中之一。开始，我只是那个在路边报亭上，穿着志愿服，给人指路的志愿者。
（2017年，我参加国际画展）后来，鸟巢需要志愿者往观众脸上画国旗。其他志愿者都以为鸟巢不能靠近，只有我大着胆子去了。整个鸟巢，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给人脸上画国旗。
一开始，我只画中国国旗。后来，其他国家的观众来了，我还要在他们脸上，画他们国家的国旗。
最难画的是美国国旗，画一个得收几百块，我巴不得呢。所以，鸟巢观众脸上的国旗，只要不是印上去的，都是我画的。为此，我还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国旗彩绘师”的称号。
我后来在迪拜的女朋友跟我说，没想到，小时候她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国旗的人，居然是我。
2008年9月后，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三年，马上就到大四了，我却对未来很迷茫。
（2006年，我免交学费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美院）我进入首都师范美院，是以免交学费的名额。按照入学协议，毕业后，我要到北京偏远的县城支教两年。
但到了我们这一届，不需要了。即使是北京的偏远旮旯，都不愁没老师。
于是，我们这些不是北京户口的人，被赶了回去。你该干嘛干嘛，反正学校也不管你，也不会向你要学费，等于白培养你四年，你自寻出路。
很多人选择考研，我也随波逐流。主要是不知道自己能干啥，我也不想离开大学这个乌托邦。因为大学里有漂亮的女同学，还有白发的先生，一切都很美好。
因为专业成绩好，心气高，我报了中央美术学院刘某东教授的研究生。
他当年的画拍卖过亿，是当时中国卖出最高价的在世的艺术家。我报了他的研究生，谁知最后发现，他那年压根不招研究生。
（2018年，我在迪拜创作宇航员系列作品）由于准备不充分，我第一年考研失败了。那时候，其实我还没确定自己具体这一生要干什么。
第二年考研，我报考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美术专业。
我想选一个自己喜欢，可以一辈子延伸的行业。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美术学，又叫舞台美术，专业考试的内容，是素描和速写。
这两科我在高考复读那年，早已技艺娴熟。当时专业课的成绩，我差两分就满分。最后，还是绊倒在英语上，我的第二次考研又失败了。
失败归失败，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毕业后没有钱，我就去培训班当老师，一个月也有上万工资。
但培训班的规模很小，一年中几个月没有工作。最糟糕的是，我看不到未来发展的空间。
生活，从不会因为你很难了，就对你手下留情。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两年，我一直闷闷不乐，作品虽然画了很多，但水平不见气色。
（2012年，我接受CCTV的《新闻调查》专访）混到2012年，我觉得太痛苦了。央视栏目采访我时，我正在幼儿园教小朋友画画。
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但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我还不知道。只知道，我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辨识度，风格，或者logo，才能在艺术界立足。
于是，我开启了一场全国的“心灵之旅”，实际是想找到自己的IP。
我一直待在北方，很想去南方看看。
旅行的第一站是武汉。武汉两个月，我给艺考生上两个月的课，赚了点钱，然后去下一站，上海、杭州、南昌、厦门、广州、深圳等，一共去了13个城市。
人生有三层境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这场游历，让我对中国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其实是见众生与天地的一年。
2012年底，我回到北京，在地铁站旁边，租了一个六平米的工作室，开始第一次认真地创作。
（2019年，《众企成城》被腾讯北京总部租借）一个晚上，我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众企成城》。那是一个“上帝之手”的时刻，不是我在画，而是上帝抓着我的手在画。
《众企成城》至今还挂在腾讯北京总部的大厅，马化腾办公室的旁边。我没有出售给腾讯，只是租给他们。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圈的作品。
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辨识度的IP——企鹅。在深圳的时候我就想过画企鹅，也深信总有一天，腾讯会联系我。
5年后，我终于有了和腾讯的第一次合作：在他们北京总部的大厅里，我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也是腾讯总部第一次给个人艺术家办画展。
我总算摆脱了困境，但，要突破认知，要了解世界，必须到远方去。
（2015年9月，我去往迪拜）2015年，当我的名气在北京渐起时，我做了一个突然的决定：出国！
其实，大学就想过出国。我喜欢的女孩，追过的女孩，或者前女友，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法国，还有的去了西班牙。
我觉得很奇怪，她们怎么都出国了？我为什么不能出去？就因为不会说英语？
但语言交流，不是还有翻译吗？钱呢？刚好我有10幅画被上海一个画廊全部买走，一下赚了七八万。钱解决了，我毅然决定出去。
至于去哪儿，我无所谓，最早想去澳大利亚、加拿大，最后选了迪拜，因为去迪拜最容易。
当我告诉家人，我要去迪拜，他们无法理解，尤其是我母亲，她问：“你去迪拜干什么？”
如同大多数母亲，都希望我找一份“铁饭碗”，然后结婚生子。
我很多大学同学，毕业后，闯了四五年，都在父母催促下，选择一个城市结婚生子，过上安稳日子。
幸好，我哥生了个儿子。
谢天谢地，不用我传宗接代了，母亲勉强同意我出去。
（我在迪拜的工作室）其实，那时候我从没打算结婚，认为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此年，到迪拜生活的华人当代艺术家，我是第一个。
到迪拜后，除了工作我几乎都在画画。每天下午两点开始画，到晚上困了就睡。我一般睡得特别晚，几乎第二天天亮了才睡。
这种失眠的状况，持续了很多年。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的规律：下午起床，晚上创作。
2018年，我的企鹅作品，被迪拜皇室以120万美金收藏。由此，我终于可以把工作基本辞掉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创作。
几年来，除了企鹅，我一直在摸索第二个logo。我画了七八个系列，却始终无法超越《众企成城》，没有一个满意的系列作品。
但我从未想过放弃，最难最难的时候，我找一个静静的角落，痛快哭一场。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发泄完，我又充满了力量。
绘画，不仅要有天赋，还需要毅力，以及运气，这个道理我很多年前就知道了。
（2021年，我被评为潮艺术家年度封面人物）大多数艺术家成名前，都贫困潦倒。大概的比例是:100个画家里，88个吃不饱，10个勉强温饱，只有2个能出头。
2020上半年，线下的教育彻底不能进行了，我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画画。
许多烦闷，都起于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再次想起大学时家教的情形，突然醒悟：不识阶层真面目，只因身在最底层。
大学时，为了补贴，我跟着一个女孩，去北京一户中产家庭当家教。她教男主人钢琴，我教女主人素描。
那家人住北京市中心的大房子，进门时需要脱鞋。我来自农村，从不知道进门要脱鞋，感到很尴尬，总觉得自己的脚有味儿。
于是，我先去了他们家的厕所，想把脚上的臭味洗掉。我把袜子脱掉，因为袜子也臭，特别脏特别臭。我洗了很久，光着脚走出去，感觉还是有味儿，那一刻心里十分自卑。
（迷茫的时候，我总是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到了中午，女主人留我们吃午饭。他们的儿子，穿着大毛裘的睡衣走了出来。我们同龄，他是个贵公子，我却是个穷学生。
此时此刻，一个看上去很小，却又深刻揭示阶层已经分化的案例摆在眼前。
顿时，我意识到，无论才能如何，自己就是底层中的底层。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到达他们的阶层。
还有，出国前，我怕到迪拜没钱用，取出一沓人民币装满半个包，结果去银行换出来的百元美钞，只有薄薄几张。
我很震撼，原来，钱这个东西是人创造出来的。那谁来创造它？谁可以制定这个世界的规则？
又是一个意识到一个关键点的一刻:我属于被操纵的大多数。
这些知识，中学课本里都有讲，但跟你自己领悟的不一样，领悟到的，会真切，震撼很多。
到了迪拜，感觉阶层差别更大。
迪拜最高的建筑是哈利法塔，离塔越远，人们的生活质量就越差，远远看到这个城市的剪影，如同阶层的阶梯。
（迪拜最高建筑：哈利法塔，高828米）无力感再次袭来，就快放弃时，我脑子里产生“圈层秩序”、“阶层固化”的概念。
我想起小时候的梦想，开始不停地画宇航员，最后确定第二个logo。后来最有价值的作品《圈层秩序》，还有最重要的《巨型沉默物》，都是通过这个logo实现的。
我抓住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痛点，这个痛点显而易见，但因为大家都身在其中，所以没有在意。
《圈层秩序》是一幅巨型的矩阵作品，也是我价值最高的一组画。它符合了绘画的三个层次，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又有了我自己的特殊性：技法、风格和概念。
我试着把作品放到艺术专卖的电商平台出售。没想到，2020下半年，我迎来爆发式的收益。仅半年时间，我赚了将近200万。
（2021年创作巨型矩阵作品《圈层秩序》）几乎每周，我都有十几万的画在线上卖出去。我的作品《宇航员合体版》，以24万元的价格，被爱奇艺总裁收藏。
于是，我像疯了一样，不睡觉，一刻也不停下，因为手上的画就是钱。
那半年，我太努力了，一下超越了以前的作品，无论是画的质量，还是画的尺寸。
我以前最多画个一米五乘一米的，渐渐开始画两米，两米拼起来又是四米。后来，我又拼成16米、32米，力图创造当代青年艺术家里面架上最震撼的作品。
疫情稳定后，我的线下教学重新启动。我在迪拜八年，前面六年积攒了很多学生的人脉。
迪拜高端教画画的华人艺术家特别少，我是里面唯一能教大人画画的华人老师，所以我收的学费，是整个迪拜老师里面最贵的一个，一小时要2000元人民币。
从2019年到2022年，三年时间，我的年收入，实现从100万人民币到100万美元的增长。
（我和女友遥望迪拜高层建筑）我终于可以用钱，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于是有了旅游的时间。
一次，我去迪拜沙漠中心的一个爱心湖旅游。经过一个树林时，唰地钻出一只野生的梅花鹿。我还没来得及掏出手机，那只小鹿已经跑远了。
我看着跑远的小鹿，想起小时候父亲抱着我，指着家里一个陶瓷杯上的小鹿对我说：“小鹿，这就是我们的小鹿。”
可惜，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的眼睛模糊了，心里即时涌出一个想法：我要接母亲来迪拜！
（企鹅和鹿都来自冰雪世界，冥冥之中的缘分）母亲来了，我让她住世界上最高的酒店。第二天醒来，我拉开70层房间里的窗帘，母亲开心地对我说：“鹿啊，你看，我们好像住在云上面呢。”
看着母亲幸福的笑容，我长舒一口气：历经磨难，我终于从底层，爬到了中层，实现了阶层的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