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一场乌鲁木齐大火引起了全国性抗议事件，人们要求当局结束严格的防疫政策。
在实施严格疫情防控三年后，中国政府于1月8日将新冠病毒感染正式调整为“乙类乙管”，不再对感染者实行隔离措施、不再进行社区全员核酸筛查，取消入境人员核酸检测。新华社于同日刊登了题为“中国战‘疫’进入新阶段——我国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纪实”万字长文，称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是“因时因势科学决策”。
防疫是“硬战”
该文章称，随着病毒的演变，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越来越突出，病毒致病力减弱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防疫犹如一场“硬战”：一面是奥密克戎隐匿传播、免疫逃逸能力不断增强，快速识别、追踪、诊断和隔离的难度增加；一面是新冠疫情三年的持续影响，疲惫、焦虑、紧张等复杂情绪开始蔓延，防疫成本日益加大。
文中提到，两场改变政策方向的关键会议分别是11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和12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的隔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随即提出“优化防疫二十条”，当时的报告指出：“考虑到病毒致病性下降、我国疫苗接种率较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有必要继续推进防疫政策措施的优化调整。”而在政治局会议的次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新十条”，进一步放宽疫情限制。
联合早报：官媒承认放开受“白纸运动”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的文章也提及了引发各地民众响应的“白纸运动”：“2022年11月下旬，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静默’管理、‘层层加码’等防控问题，引起高度关注。”文章也写道：“14亿多人口的中国，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广泛凝聚共识、科学决策，成为防控策略调整的关键。”
对此，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引述学者指出，新华社的文章等于间接承认“白纸运动”倒逼中国政府改变抗疫思路，并反映了“过去长时间清零仅是‘缓兵之计’，官方之前并没有过渡到后清零时代的清晰规划”。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覃梦奇向《联合早报》表示，官媒发布的长文间接承认乌鲁木齐大火加速促使清零政策走入历史，让执政党转向民众提出的防疫松绑诉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陆曦则认为，中国早在前年就传出防疫层层加码的乱象，近期又突然大幅放开，有可能让民众感到公共政策不可预测，进而失去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美媒“华尔街日报”先前也报导，中国防疫政策大转弯松绑，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大后收到许多令他震惊的讯号，包括出口数字下降及“白纸运动”，让他得知“动态清零”已是社会经济动荡的根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与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晤后，据一名欧盟高层官员透露，米歇尔在会晤中问及有关防疫限制和近期的抗议活动。习近平对抗议活动作出解释称，人们在经历三年的新冠疫情后感到沮丧，抗议主要人群是大学生或年轻人。
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原因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陆曦则认为，中国早在前年就传出防疫层层加码的乱象，近期又突然大幅放开，有可能让民众感到公共政策不可预测，进而失去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邓聿文向德国之声表示，白纸运动对于中国改变清零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指出：“中国会改变抗疫的思路其实有两个因素：除了去年11月底的抗议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去年11月经济再度下滑，当时又正好爆发了‘白纸运动’，所以这应该是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严格的防疫政策也影响到中国的进出口业和制造业
《华尔街日报》在“习近平放弃动态清零的来龙去脉”一文中指出政治、经济、社会多个层面的压力对防疫政策改变的影响。从经济层面看，“实施封控让中国付出了高昂代价，国内出口和零售销售大大减少，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部分民众被逼到几乎崩溃的地步”，从社会和政治层面看，郑州富士康员工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抗议活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对严格的防疫措施。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Terry Gou)警告称，动态清零管控措施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构成威胁"；“去年11月26日和27日，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一些抗议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习近平和中共，上述官员和顾问说，这种罕见的民愤表达，引起了习近平和他核心圈子成员的警惕。”
其他看法：解封是因为别无选择
不过，关于中国政府为何突然开放也有另一种看法。长期关注中国防疫，曾呼吁中国改变“清零”策略的德国传染病学家、微生物学家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决定放开的真正原因在于奥密克戎已经在中国蔓延开了。他指出：“所谓的政策改变不是中国政府主动的，而是对认识到疫情已经失控的回应，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凯库勒补充：“北京会毫不犹豫地阻止任何形式的示威，并控制网路上的言论，所以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瑞安（Mike Ryan）也曾在去年12月中旬表示，早在中国解除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前，新冠病毒就已在该国“密集传播”，因此他认为“中国病例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取消了新冠限制”。不过，他对于中国政府转变政策持肯定态度：“我相信中国当局已经从战略上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清零政策）不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