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人命关天之际趁乱涨价，是突破底线的发国难财行为，伤害公众利益。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田轩认为，在“要命”的需求面前，不能用哄抬价格来实现貌似合理的分配。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益，不属于“开豪车住豪宅”那样的需求。“发国难”突破道德底线，更愧于那些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董志强认为，鼓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本质上是主张极端地依赖市场来解决物品短缺问题。然而，天价防护用品，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得到，难道穷人就白白等死？不仅如此，鼓吹之论破坏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契约，天价售卖者趁机收割，如果未来他们自己受难了，又该怎么计算？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国难财无可厚非，而且应该赞美。经济学者薛兆丰认为，“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阻止别人发国难财， 只会让遭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因为“发国难财”的情形，并非提供商品的人所制造，所以算不上趁火打劫。而要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靠个人有限的道德力量是不够的，在供给永远不足的情况下，价格永远要起调节作用。在实际效果上，发国难财的人，给了那些遭难者人更多帮助和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你愿不愿意免费给口渴的人发矿泉水，重要的是，千万别阻止别人高价卖矿泉水。经济学家应尊重科学，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这两种观点，共同指向一个困扰现代人许久的问题：市场经济要不要讲道德？专业研究要不要讲道德？想必很多人都已有答案。
本文为三位经济学者相关评议的组稿，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作为一种时代声音的记录，供读者参考。
那些为“发国难财”辩护的
“经济学家”们，是时候该醒醒了
✪ 田轩 |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
（本文转自“田轩的田字格”）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在广大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全国各方急援疫区的同时，有的人却在趁乱收割。
最近，关于是否可以“发国难财”这一话题，在学术圈引发了争议。虽然学术讨论无禁区，但在当前的这个非常时刻，一些网红“经济学家”发出的声音却显得格外刺耳。
他们认为：“发国难财”是可取的，甚至还引用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为“发国难财”的人辩护。他们表示，“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不但不该受罚，还应得到奖章。
（近期某品牌血氧仪涨价引发公众质疑）
他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国难财”能够让市场更有效率。这与当年某网红“经济学家”认为“春运的时候提高票价就可以解决买票难的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号说点傻话，那也不值得反驳。但这一次，为支持“发国难财”发声的，却是公众们熟悉且关注度较高的“经济学家”，实在令人忍不住叹息。
抛开第一眼的反感情绪，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发国难财”的经济学逻辑。前提是国难，不过是自然灾害还是外敌入侵，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会产生供给不足，因此就有需求得不得满足的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在此时通过价格手段调节供需关系，没毛病。然而问题出在需求类型上，国难当头，都是要命的需求，而供给侧因为各种险阻和制约迟迟供应不上来，那仅用价格手段调节真的好吗？商人能看到个体需求并通过满足个体需求获得回报，但对于社会需求则难以判断且更难获得回报了。
经济学站在个体需求的角度，对这种经济行为当然无可厚非；道德站在社会需求的角度，当然唾弃这些发国难财的商人，因为他们伤害了社会利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某地大水绝收，灾民遍地，粮商囤积居奇，准备高价卖粮，同时低价收购农民土地，或借出高利贷剥削农民的未来收入。生存是第一需求，需求决定价格，卖儿卖女卖老婆为求一碗粥喝有问题吗？然后民不聊生，只能造反，天下十室九空，王朝更替，昔日农夫商人均成白骨。
你看，从经济学角度，在这个例子中，粮商的行为完全遵循经济学规律，也获得了经济学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确实无可指责。但是，学过经济学101（经济学入门初级课程）的人都知道，价格只有在市场能维持运行的时候才能起到调节的作用。在“国难”来临这种极端情况下，市场已经完全失灵，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市场，价格信号失灵并已经不能起作用，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机构（警察甚至军队）来维持运行。一旦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些“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资源有效配置”，就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况且，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受各种规律混合起来一起支配，不是只受经济学支配。正常时期的商业活动中，比如滴滴打车忙时加价，这属于合理的市场调节，无可指责。但是，“发国难财”特指重大社会危机时刻任意加价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社会约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这个时候，只有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和社会公益力量来快速覆盖由市场失灵带来的供给缺口。
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人的行为不是只受经济学规律支配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经济学，那危难时刻不记报酬、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就无法用经济学逻辑解释了。
生命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不属于高层次需求，这不是开豪车住豪宅，谈不上谁最需要、谁不那么需要，大家同样需要。
如果用哄抬价格来实现貌似合理的分配，结果必定是富人活下来，穷人都去死，一段时间之后，富人雇不到员工，卖不出商品，企业效益骤降，国力将被大幅削弱，真到那个时候，发国难财的商家就是历史的罪人了。
所以说，激励商业世界的不仅仅只有利润，还有社会责任和荣誉感，以及对同类不可遏制的同情。
同理，在分析和解释经济世界运转规律的时候，除了象牙塔里的知识，经济学家还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的能力不在为疫情提供医学分析与救助，只能用微不足道的文字唤醒一些沉睡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商家赚了黑心钱，面对大家的谴责和抨击只能受着，这是他们应得的。但为此背书的“经济学家”就错得离谱了。当然，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
✪ 董志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关于防护品该不该涨价的争论一如既往，毫不令人意外。一些人认为，卖高价口罩就是发“国难财”；另一些人认为，物以稀为贵涨价合理。有些自媒体打着经济学的虎皮高呼“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更是吸睛。
为什么“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文章引用某知名媒体学人观点，大致道理如下：
其一，即便乘人之危，那也是自由选择。如沙漠中一杯水售价一万元，那是你心甘情愿去购买的。
其二，阻止人们发国难财，会让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没有高价就没有人愿向灾区供给物品。
其三，高价有利可图，才会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增加所需物品的供给。
其四，高价消除了套利空间，若没有高价，以低价获得物品的人可以私下再以高价转售获利，即催生黑市等。
文章引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话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是的，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简单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同意上述所有观点。弗里德曼是这样的人。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因为那时我正沉浸于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之类的书籍，对价格机制迷恋不已。但今非昔比，对人的行为了解越多，理解越深刻，我就越不能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越不能赞同简单的自由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市场领域发生，人类社会所有的关系都归结为市场交易，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将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问题，也早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但问题就在于：人类很多的行为，不是在市场领域发生的，而是在社会规范领域发生的。在社会规范领域，价格机制不起作用。
举两个假想的例子：
你去岳父母家吃晚饭，饭后掏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对岳父岳母说：“这是我今晚的饭钱。”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你去餐馆吃饭，饭后叫来素不相识的老板，说：“你看我长得这么帅，交个朋友，这段饭钱给我免了吧。”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上面两个例子中你的“行为”是符合时宜的。在岳母家吃饭，你处于社会规范的情景中，不是金钱交易，也无需现金交割。而在餐馆用餐，你处于市场交易情境中，你是在购买服务，需要用价格激励对方。这两个假想的例子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适宜”行为。人们在采取行动时，需要根据所处的环境，考虑其行为的适宜性。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应该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写了一本被人们广为传诵的书叫《国富论》，论述自由市场的作用；但他也写了一本不那么被人们关注的书叫《道德情操论》，论述人类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道德情操论》一开篇，讲的就是行为的适宜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应该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传世巨作《经济学原理》序言中写道：“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在第一章第一节又写道：“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可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不过是从斯密、马歇尔那里拿走了半句话。如果人们将自己的行为在市场领域和社会规范领域错误归类，就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不妨假想如下场景：你的汽车在街头抛锚了，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向路人求助。
方式一：“嗨，伙计，我的汽车抛锚了，能搭把手帮我推一下吗？”
方式二：“嗨，伙计，我的汽车抛锚了，能搭把手帮我推一下吗？我会给你5元钱作为报酬！”这里，方式二和方式一的不同在于，在后面加了一句支付5元报酬的话。你认为采用哪种方式更可能让你得到路人相助呢？
我曾在不同场合就此问过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方式一更可靠。你是否也这样认为？这其实是在美国的一个街头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方式一确实能够得到更多帮助，方式二通常会被人拒绝。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更应该被归类到社会规范领域的问题，而不宜归类到市场交易领域的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乐于助人的天性，特别是只需要非常微小的代价就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将乐施援手。但是，方式二把这一社会规范问题变成了市场交易问题，就会让人要么觉得受了侮辱（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岳母见到你掏出“饭钱”时会是什么感受），要么就进入交易核算的考量之中（我的劳动才值5元钱吗？）。
市场交易不仅难以适用于本应适用社会规范的情景，甚至市场交易本身也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简单自由主义者，自由市场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但微观经济理论大师鲁宾斯坦曾有触及灵魂的一问：有两个经济体可以选择，一个经济体是自由市场经济，一切都靠价格竞争；另一个经济体是丛林经济，一切都靠拳头（武力）大小来解决。现在，你手中有1元钱，其他每个人人手中有100元钱，你拳头和每个人的拳头一样大，请问你愿意选择进入哪个经济体呢？我不敢保证你的回答是什么，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的回答是：宁可放弃自由价格竞争的市场经济，选择武力竞争的丛林经济。
写了这么长，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偏离主题十万八千里。其实不然，这长长的论述旨在说明，如果人的行为只有市场交易这一面，单纯从市场领域考虑人的行为，那么价格机制毫无问题，肺炎横行而口罩天价也极其合理；但如果人的行为不只有市场交易这一面，那么就不能单纯从市场领域考虑人的行为，所谓自由市场价格机制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口罩天价（所谓发国难财）将是不合理的。
更具体地，我针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所持的四大理由逐一批判。
其一，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面临强盗的匕首，要钱还是要命？这不是自由选择，大家有共识。在沙漠中生命垂危，倾家荡产买下一杯水，也不是自由选择——但那些还停留在经济学1.0版的学者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也是自由选择。其实，早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豪斯就批判过这种所谓的“自由选择”了。他举的例子是，一个人掉下山崖无法逃生，这时你对跟他讨价还价，“你若将全部家产给我，我就给你扔根救命的绳子下来”。看起来，这是“自由交换”，实际上，不如说是赤裸裸的威胁。一个在危险中的人，除了保全自己已别无选择，他实际上没有选择空间。因此，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我曾在自己的著作《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第五章第三节）中引用霍布豪斯的例子对此专门论述。其二，没有高价就没人愿向灾区供给物品，这错得离谱。只需看一看，人们向灾区的捐赠热情，就知道这错了。事实上，我们从没有观察到，世界上任何一地发生灾害疫情之后，是靠高价格来解决物品供给问题的。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的确是价格作为信号来引导供给，价格之外也缺乏其他信号。但灾害疫情这样的情形，已经不再是正常的市场环境，在人们的心中这已经进入社会规范或者道德领域，灾情疫情就是信号，无关价格。面对灾害，政府的口号是“不惜代价”，社会的口号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们的思维都已经不再是经济计算模式。倘若有人此时喊出“趁机赚他一把”，必然被唾沫淹死。真实的“人”行为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经济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真实的“人”。
其三，高价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并不全对。价格是引导生产的信号，价高意味着旺盛的需求，故厂商开足马力生产。但价格不是唯一可以引导生产的信号，若有准确的需求信息，即便没有高价，只要能保证正常利润，厂商同样会生产。事实上，像灾害这种短期冲击，对生产的刺激是有限的——短期冲击意味着厂商并不会扩大生产规模，不过是让工人加班加点而已。让工人加班加点，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只要这部分成本得到补偿，工人加班加点就可以实现（这里，我们直接忽视了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工人为灾区疫区保障而自愿加班加点的情况）。实现这一点可能需要口罩合理涨价（以维持正常利润），但不是天价。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只需正常利润即可，而不必天价。灾害终将很快过去，灾害冲击带来的天价只会转换成企业偶然所得的利润，不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张。
其四，高价消除了套利空间，是的，但同样会带来其他问题。1.0版本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需求旺盛必然需要价格高涨方可阻止黑市黄牛等。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价格涨落本身是信号，这毫无疑问。但灾害疫情的冲击下，资源的配置已经不再完全取决于市场，社会规范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防护用品的供给一方面由市场力量驱动，一方面由道德和社会规范力量驱动。口罩天价只会让经济力量排挤出道德力量：人们的捐赠机会成本高了，因而捐赠意愿下降了；接受捐赠方的腐败动机提升了；投机牟利或适应预期而囤积防护品，反而让防护品更加短缺。
鼓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本质上是主张极端地依赖市场来解决灾害疫情导致的物品短缺问题。这与我们的社会规范恰恰极其冲突。天价防护用品，意味着只有腰包鼓鼓的富人才能得到，难道穷人就白白等死？这多么类似鲁宾斯坦那触及灵魂的一问。当然，穷人不会白白等死，为了生存他们会选择武力抢夺——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忽视了人类在竞争中对非经济手段乃至暴力手段的运用。
社会规范本来就是为了平息人类的阴暗行动而存在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当于一个社会契约：今天你们受灾我们支援你，我们相信明天我们受灾你们也会支援我们。发“国难财”是对这种社会契约的破坏。它意味着，今天我们受灾你们趁机敲了我们一笔。但是，明天你们受灾了，咱们怎么计算？
最后，有必要说明，不可以发国难财不代表防护用品不能涨价。正如我在前面讲到，工人加班加点生产是有额外成本的，价格要补偿这一额外成本才是合理的。补偿成本带来价格上涨理所当然不应算发国难财。那么口罩这样的防护用品在疫情时期究竟怎么定价才好呢？经济学当然会考虑其成本核算，但社会规范其实给出了一些更简单的规则。就如我的一个不懂经济学的朋友说：“涨价一倍两倍还可以，但涨十倍二十倍那就太离谱啦，良心大大的坏了。”
看来，只有经济学知识并不够，还得多一点常识。
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
✪ 薛兆丰
（本文为薛兆丰网上公开讲义所确认的文字，转自“欧拉数学荟”）
今天解释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
▍乘人之危有别于拦路抢劫
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两个例子有什么区别：
第一，你有一天下班回家，经过一个黑暗的拐角，忽然从旁边冲出一个人来，手里拿着刀问：“你要钱还是要命？”这时候你会说：“我当然要命了。”他说：“行啊，那给我1万块钱！”你对这个强盗说：“1万块钱我身上没有，我家就住在附近，你跟我去取吧。”那个强盗说：“好啊，那我跟着你去。”结果，你到了人多的地方就跑掉了。这时候强盗追上来说：“你违约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判？
第二，另外一种情形，在沙漠里面，你没有水，快要渴死了，这时候有人跟你说：“我这有一瓶水，1万块钱卖给你，你要不要？”你说：“好啊！但是1万块钱我身上没有，等我回到家里，我再给你1万块钱吧。”那个人也答应了，你喝了这瓶水，保住了性命。结果你回到家里，也没有给这个人1万块钱，因为你觉得1万块钱一瓶水太贵了，这不是乘人之危吗？这时候那个人把你告上了法庭。
如果你是法官，你该怎么判？
一个是拦路抢劫，一个是乘人之危，他们当中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没有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建议你再想15秒。
这两个案子的根本区别在于：
在第一个案子里面，一个人面临着要钱还是要命，这两个选择是那个强盗自己制造出来的；
而在第二个例子里面，一个人他到底要失去生命，还是要付出1万块钱来买一瓶水，这种困境不是提供那瓶水的人制造出来的。提供那瓶水的人，只不过是帮助了那个非常需要喝水的人，给他多提供了一种选择而已。
所以，拦路抢劫跟我们平常所说的乘人之危，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用到现实生活中，大家又很容易犯糊涂。
其实，医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的生病吗？老师不就利用了学生的无知吗？但是医生对病人来说是有帮助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道理还是不容易明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阻止别人发国难财，只会让遭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
在美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好几年前，美国发生过一次叫做“卡崔娜”的飓风灾难，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规模断电。
电视台播出这个地区大规模断电的消息以后，有位哥们儿就想，能够赚点钱。所以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19台发电机，又租了一辆大卡车，开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从肯塔基开到了密西西比。
来到这以后，他用双倍的价钱出售这19台发电机，当时的很多居民都迫切需要发电机。但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出现了。警察认为，这个人违反了当地所谓的反价格欺诈条例，也就是说，这个人在牟取暴利，把价格抬得过高了。
结果警察把这个人投到监狱里面去了，他的那19台发电机也被没收了。这人在监狱里面待了4天后放出来了，而那19台发电机，还扣押在政府的仓库里面。
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实事节目叫“20/20”的，就专门报道了这个事情。顺便说说这个节目为什么叫“20/20”，那是因为在美国，他们测视力用的指标就是20、20，不是咱们的1.5、1.5，所以20/20的意思是我们要把事情看个清楚。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叫约翰·斯托塞尔（John Stossel），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到底是想要发财的哥们儿帮助了居民，还是把所有发电机都扣押在政府仓库里面的警察、政府帮助了居民，到底是谁对居民造成了伤害？
当他采访那些居民的时候，居民都说，“我们要的是发电机，我们要电，我们要食物。”
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发国难财不对，但是如果不能发财，你怎么能让别人跑1000多公里路，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那么多发电机，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呢？
我们学习价格的作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一旦有了具体的事例，价格的作用，你就往往会忽略。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斯托塞尔还挺有意思的。他跑到街上问大家：“发国难财对不对？”所有人都告诉他：“发国难财是不对的，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紧接着，约翰·斯托塞尔又跑去采访了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他们发国难财到底对不对。
这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是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
第二位经济学家，是2002年拿诺奖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 ），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
第三位经济学家，是大家熟悉的、1976年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同样，好几年前在中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贵州发生旱灾，缺水。这时候有些志愿者跑到缺水的地方给缺水的人送水，我自己对这种行为当然非常敬佩。
但是，效果呢？我想是有限的。你想，你千里迢迢跑去送水，你自己要喝掉不少吧，去到当地，虽然剩一点，你给别人是好的，但也是有限的。
更有趣的是，当外来的志愿者把矿泉水送到当地人的手里以后，当地人并没有饮用这些矿泉水。
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把矿泉水给卖了。卖了以后，他们用卖矿泉水得来的钱买一些更脏的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么少而这么干净的水，他们需要更多、稍微不那么干净的水。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的知识，而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质量，需要什么数量，愿意以什么代价购买的商品的具体的信息。
所有这些自愿行为都是值得钦佩的，但是它的效果是有限的。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免费给别人派发矿泉水，重要的是，你千万别阻止有一些人高价出售矿泉水。
因为如果你阻止别人发国难财，阻止别人用高价出售矿泉水的话，那这些人就不会出现了。它的结果很简单，就是水的供给会更少。
所以阻止一些人发国难财的直接后果，是让那些遭受灾害的人的处境变得更糟。这是我们经常说的，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事与愿违规律的学问。
▍价格不是请客吃饭，价格永远起调节的作用
所以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就能够增加更多的供给，使得商品的价格下降，缓解供需之间的矛盾。
今年春节期间很多人提前回家过年，滴滴打车的价格就上升了。有人就说，最受不了滴滴在所谓的高峰期恶意加价。我心想，在消费者眼里，任何涨价不都是恶意的吗？但是，如果不涨价的话，凭什么轮到你来坐车？别人又凭什么在过年期间给你提供租车服务？
要理解价格的作用还真不容易，有些同学还会说：“薛老师，你怎么老是说要涨价，涨价不是治本，只是治标而已，真正解决问题是要增加供给啊。”
供给永远是不够的，在供给不够的情况下，价格永远要起到调节的作用。价格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开玩笑的。
在实际效果上，发国难财的人，是给那些遭受灾害的人更多的帮助，更多的选择。鼓励发国难财的人，才能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他们应该得到的是奖励，而不是惩罚。
经济学者的任务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 薛兆丰
（本文为作者早年文章，转自“FT中文网”）
近两年，中国舆论不仅强烈呼吁经济学者提高专业水准，还要求他们提高道德情操。前者须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而后者则可以靠拍胸脯来达到。不奇怪，短时间里，媒体上就涌现了一批自称“研究穷人经济学”、“为广大股民说话”、“为社会整体代言”、“自己决不会被收买”的经济学者。这不是好现象。
不论是公众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还是经济学者标榜自己的道德，都是可怕的趋势。经济学者本来是最明白其个人道德不可能改进社会的人。如果经济学者不但不去从事研究，还要靠标榜个人道德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就意味着他双料的堕落。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经济学第一课，不应该学什么“供给需求”，而应该学习欣赏经济学者哈耶克（F. Hayek）所说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美国人里德（L. E. Read）在1958年发表的短文《铅笔的故事（I，Pencil）》，极生动地阐释了“自发秩序”的思想精髓。国内学者秋风把它译成了精美的中文，在网上容易找到。
在这篇短文里，里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铅笔的制作过程。从石墨、粘土、木材、黄铜的开采和炼制，到铅笔的发明和合成，再到运输和销售，当中糅合了多个年代、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和劳动。令人感叹的是，当中没有一个人完全掌握制造铅笔的全部技术。事实上，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铅笔的制造，但铅笔还是诞生了。
铅笔的寓言告诉我们，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他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另一方面，经济学者要“取宠”也并不难：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
容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机场的咖啡会贵、为什么房价升得有道理、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剥夺了低收入人士的就业机会、为什么免费教育其实是高成本教育、以及为什么知识产权对本国的科技发展重要。我这里先要说的是，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