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刘达临关于性文化的研究和藏品始终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感。在国外，他被视为“中国的金西”，曾获颁这一行业最受重视的“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美国《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引导中国进入幸福的21世纪”的六个代表性人物之一加以报道，题为《性的民意调查专家》。而在国内，无数的非议伴随了他一路，使他不但难以收获鲜花和掌声，还饱受风言风语，承受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2022年12月17日，刘达临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
刘达临（2002年）。图/中新
胡申生说，随着刘达临的去世，这个本就不太被看好的学术领地更加冷清了。但他相信，刘达临的遗产终有一天会被后人更充分地了解，只是那一天的到来可能还会很久。
突破禁区
在中国性学史上，1985年是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潘绥铭开设了中国第一堂性学公开课，作家张贤亮发表了大胆描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
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社会》杂志也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在编辑部例会上，有人提出要触及新的社会问题，比如性问题。副主编刘达临表态赞成，此时他在社会学和家庭婚姻研究领域已小有名气。
做性学研究是刘达临在80年代初就萌发的念头。那时他从读者来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离婚案件有三分之一主要起因是性生活不协调。另外青少年早熟、婚前性行为、婚外恋、性犯罪等问题都很多，强奸问题也大幅上升。他意识到性问题的重要性，但那时对性的讨论在中国还属禁忌。
《社会》编辑部决定公开举办“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每周一讲，一共十讲，由刘达临主持。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举办这样的讲座。
1985年3月21日，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刘达临在上海牛庄路的中国剧场开讲。讲座反响惊人，三层楼的剧场很快人满为患，很多听众来信向他们表示感谢。
第一枪打响后，编辑部决定扩大战果，于当年夏季在上海中医学院举办了全国第一届性教育讲习班。来自18个城市的八十多位大学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和计划生育干部等参加了讲习班，被戏称为“黄埔一期”，后来都成了推行性教育的基本骨干。
在这个讲习班的基础上，中国第一个性学团体——上海性教育研究会在1986年6月成立。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黄荣魁任会长，刘达临和洪嘉禾、蒋蕴芬、孙予、朱维炳担任副会长。当时将性教育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相结合，名正言顺，公众易接受，领导部门也容易通过。
那是人们开始对性科学和性教育产生浓厚兴趣的时期，性学书籍供不应求，性学讲座场场爆满。刘达临一边自学充电，一边出版大量专著，频频受邀讲课。
但是很快，他就感受到了一些凉意。
1985年的系列讲座结束后，他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同名书稿。这本书是大热门，一下子征订了几十万册。但有关部门提出看大样，看后的意见是“建议缓出”。同时，有新规规定有关性教育、性科学的书只能由北京和上海的两家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编辑建议把书名改为《性社会学》，作为学术著作纳入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学丛书”出版，双方同意不再大规模宣传。虽然是“悄悄地征订”，但还是征订了四万册。
1987年初，书印好，却被禁止发行。正当刘达临以为书只能躺在仓库里了，却又峰回路转。经中宣部审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积压了10个月的《性社会学》终于获准发行，几周内销售一空，《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借重科学驱愚昧》。
90年代初，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蔚蓝夜话”节目设立了“刘达临信箱”。刘达临毎周开讲一次性教育问题，还要及时回答听众来信。
他曾接到一封信，是一个25岁的男青年写来的。男青年在父亲去世后与年长十岁的继母产生了感情，发生了性关系，继母提出结婚的要求，男青年也想这样做，但又不敢，他来信问：“我们这种做法算不算乱伦，法律能允许吗？”
刘达临读了这封信，内心是理解男青年的，但事关重大，他不敢在直播中仅凭自己的认识答复。他打电话问上海市妇联一位研究人员，对方说：“依我看，这件事总归不大好。”他又打电话问上海市司法局一位朋友，对方的答复也模棱两可。他又找到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缪林凤律师，对方明确回答此事不存在法律障碍。
于是他放心地在电台公开答复：第一，只要双方自愿，可以结婚，法律上没有障碍；第二，发生婚前性行为不好，应该警惕；第三，法律上虽无障碍，但亲友中传统观念的阻力是很大的，结婚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1993年，刘达临从上海大学退休。但他没有闲下来，一直应邀在社会上讲课，重点讲性文明。他说，人类的性具有两种属性：一是自然性，即本能；二是社会性，即社会的制约与控制。性的自然性要求自由、开放，而性的社会性要求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健康的自由和合理的控制相结合，这就是性文明。
“中国的金西报告”
1988年的一天，刘达临收到厦门大学教师张小金的来信。张小金想搞一个3000例的性调査，要申请经费，希望刘达临作为推荐人在信中所附的科研经费申请书上签个名。
这封信一下子点燃了刘达临长期以来做大规模全国性调查的愿望。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金西教授用十年时间进行了18000例性调查。在调査过程中，他曾多次被人赶出门去，经济也一度遇到极大困难，但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发表了著名的“金西报告”，轰动世界，在国际上奠定了性社会学的基础。
一个多月里，刘达临不断和上海以及外地的性学同行讨论，大家都很支持，说只要刘达临牵头，他们就干。
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北京一位同行来信，指出调查存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传统观念上的三大阻力，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贸然搞这么大的调査非失败不可。刘达临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表示会尽力而为，即使失败了也可以给后人留下经验。
胡申生回忆，刘达临平日里不是看书写文章，就是编稿子，人情往来很少，他没想到这位文弱书生能克服如此大的困难咬着牙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为了解决以什么名义来进行调查的问题，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庆云的支持下，刘达临1988年12月主持成立了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作为上海市社会学学会（李庆云担任常务副会长）下的二级学会，他担任研究中心主任。
参与组织这项调查的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仇立平是一位调查统计专家，他建议先搞试点调查。他们首先在上海郊区金山、嘉定、青浦和松江四个县的农村妇女中进行了400例试点调查，因为性调査在农村尤其是农村妇女中的难度是最大的。试点调查由这几个县的妇联具体组织，结果问卷回收率达到99％，合格率97.5％，相当成功。
在此基础上，1989年5月，为期三天的全国“性文明调查工作会议”开幕，全国15个省市、24个地区的44人参会，很多人都是1985年夏全国首次性教育讲习班的学员。
会议决定，分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夫妻和性罪犯四个组设计问卷，组织500人的队伍参与调査，并决定将原计划的12000例调查对象扩大为2万例。
德国性学权威、曾担任世界性学大会主席的黑伯乐教授也风尘仆仆从柏林专程赶来参会，他以所领导的德国社会科学与性研究中心的名义与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然而，调查刚开始，坏消息就接踵而至。负责中学生调查的教育工作者刘文利来信，说她本已联系好的几个中学都变了卦，拒绝接受调查。同济大学妇女委员会主任、第一个在大学生中开设性教育课的周铭孝联系了10所大学，10次碰壁。在苏州一所监狱所进行的调查，服刑人员不配合，乱填一气，导致调查问卷根本不能用。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1989年8月，刘达临收到黑伯乐来信，说因为德国政府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他代为联系的外国公司原先答应资助的经费不能给了，协议无法履行。此外，福州三家企业答应赞助的3万元也泡汤了。国外的“大头”没了，国内的“小头”也没了。
万般无奈之下，刘达临亲自上阵，到处拉赞助。最终，《民主与法制》杂志资助了2.5万，上海市计生委科研处负责人张德玮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挤出了3000元给他，上海大学文学院科研处支持了1700元，还有21家企业共赞助22500元。
但最大的一笔29000元，则来自于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刘达临称自己在知识分子中“较为富有”，这是因为，他一直笔耕不辍，得到了不少稿费，同时他又具备收藏眼光，将稿费大多用来买旧红木家具和古玩了。如1978年前后他拿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20元稿费后买了两只红木蛋圆凳，这两只凳子后来涨到了几千块。
调查总算坚持到了最后。1989年10月底，调查问卷收齐。经社会学家仇立平审查，发出问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为96.3％，其中有效问卷为19559份，合格率为94.4％。
调查数据整理完后，刘达临带领着团队开始写调查报告。他给大家打气说，我们刚刚当了“高级叫花子”，到处要钱，现在又要当“铁匠”：打铁没有样，边打边成样。
刘达临1949年秋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但只读了一年半就报名参军离开了大学，在军队和工厂工作多年，从未受过严格的社会学训练。他约请香港大学教授、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会长吴敏伦为报告审稿。
1990年12月初，吴敏伦在深圳蛇口与刘达临见面，谈了对初稿的审稿意见。他退回的调查报告上批注得密密麻麻，如“此段分析不科学”“观点有偏”。他告诉刘达临，这样的报告是拿不到国际上的，如果这么发表，会受到许多攻击和批评。他还说：“如果就这么发表，请不要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否则人家会说，吴敏伦看过了还是这个样子，吴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刘达临听了很不是滋味，想不到自己出版了几十本书，现在人家竟以把名字印在他写的书上为耻了。但他知道，不正视批评不行，现在只能改，改十遍也要改，要改到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为止。
他去上海铁路印刷厂印了2万张稿纸，可以写600万字。半年多时间里，他拼了，夜以继日地写。仇立平也拼了，每天晚上把一条条长长的计算机数据纸铺在地上核对，熬得眼睛通红。
1991年8月底，吴敏伦来上海出差，刘达临怀着小学生交考卷的心情交出了第四稿。终于，吴敏伦说：“现在真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这个稿子拿得出去了。”
就在刘达临的书交稿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耿文秀来看他，与他交流了很久。与刘达临的调查几乎同步，耿文秀单枪匹马完成了4130例性调查。刘达临看了她的调查报告后发现，双方的一些调查数据十分近似。例如男女大学生的自慰发生率，刘达临的调查数据分别是59％和16.5％，耿文秀的数据则是51.9％和16.8％。此前国外有人认为他们的数据偏低，因为西方大学生的自慰发生率要高得多，国内有些人又认为他们的调查数据太高了，与耿文秀的数据相互印证后，刘达临感到更有底了。
1992年，《中国当代性文化——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査报告》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中国的金西报告”。在胡申生看来，这次大规模性调查奠定了刘达临的学术地位，促使他越走越远。
黑伯乐为该书做序。他写道，刘达临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开始向人们显示，“他的同胞们在性问题上和其他国家的人是非常相像的”，对此无需惊奇，因为中国人也具有人类的同样需求、同样问题。“刘教授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中国人能进行发自内心深处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对话，得以了解一些有关自身的过去所不了解的事情，同时从中审视他们的价值、希望、理想和欢乐。”
刘达临雄心勃勃，想乘胜追击，再组织同性恋者、军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几个特殊人群的性调査。他原想首先在六个地区搞600例同性恋者调査，可是几个月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很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百般努力后只收到256张问卷。但这些问卷还是颇能反映出一些问题。
“世界上最好的性博物馆”
完成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后，刘达临将自己的赛道转向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因为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人的性观念受到传统文化的很大影响，“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他开始以抢救的心态搜集中国古代性文物。胡申生说，他一发不可收拾，看中的文物不惜代价也要买到，并著书介绍，近乎强迫症。
那些年，刘达临为搜集性文物花了上百万的钱。1993年，他买性文物的钱不够，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家中收藏的大铜马卖了2600元钱；还不够，又以2万元卖掉了英国铁锚牌落地大钟。
30多年的搜救途中，有两件事让他最为心痛。
1991年，上海市一部门扫黄扫出两蛇皮袋“古代黄色淫秽物品”，邀请刘达临等专家去做鉴定。在90年代初，这类物品一般会被集中销毁。
刘达临仔细辨认后，发现其中有二十多本春宫画册，全是明清著名画家仇英、改琦、马相舜等画的，还有一些精美绝伦的瓷器，如一套9只清代官窑的薄胎瓷碗，上面画满了精美的性爱图画。他说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万万销毁不得，对方说对于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同意见。
但最终，这批东西还是被销毁了。万般无奈之下，刘达临争取到为这批物品拍照留影。这些文物葬身火海后，照片就成了绝本。
另一件事发生在1995年。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酷爱收藏性文物，看到刘达临搜救性文物的报道后去上海拜访，两人相谈甚欢，说好要一起拍关于性文物的宣传片和电影。没想到李翰祥突然离世，家人认为家中性文物阴气太重，就将他的毕生收藏付之一炬，大火烧了两天两夜。
后来刘达临在演讲时多次说到这件事，每次都会泪流满面。他还在祭文中写道：“余闻此讯，如雷击顶，长歌当哭，夜不能寐。呜呼，斯人已去，斯物已毁，其志未酬……”
1995年，刘达临在上海郊区青浦买了一座小房子，用于展出他收集的性文物，但仅供内部开放。1999年，中国性文化博物馆迁至上海南京路，开始向民众开放，轰动一时。博物馆收藏了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期间的4000多件性文化藏品，展出1600多件。
博物馆从建立之初起就饱受非议。刘达临把费孝通、吴阶平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题词放在显眼的地方压阵，把国内外巡回展览的图片和自己出版的几十本性文化著作都陈列在第一展室以表明展览的文化档次。比较暴露的春宫画被陈列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门上挂着“本室仅供专业工作者参观”的牌子。在展览的每个部分还挂出一些思考题，进行“正面引导”。
不过，虽然南京路上人流如织，位于支弄里的博物馆客流量还是十分稀少，以致合作方提早解约。
2001年6月18日，博物馆被迫迁址至冷清的上海武定路，以月租3万元的价格租了一栋800平方米的房子。这里的上级单位领导允许挂牌，但因地处偏僻，观众稀少，博物馆经营连月亏损。
2004年4月，博物馆迁至江苏同里古镇。当地政府出资300万装修，免费出借10年，博物馆终于不再亏损经营，暂时卸下了经济重压。黑伯乐参观后对刘达临说：“你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性博物馆。”
参观博物馆的观众以三种类型居多，一是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白领，二是一些中老年人，三是外国人。很多人看了展览后说：“真想不到中国古人的性生活这么丰富，这么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啊！”还有人感叹：“我觉得我一辈子白活了。”刘达临听后很感慨，觉得这是“白首之叹”，一些人没有得到很好的性满足，这是一大悲剧。
这段时间，刘达临开始考虑后事。他觉得自己的事业要归拢一点，接连出了多本著作，“封笔之作”是90岁前和胡宏霞合著的《人这一辈子：探索生命文化密码》。
刘达临常说，他的书都是“遗憾的书”，他这个人是“遗憾的人”。他说，自己在1991年之前出版的几十本书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如今看来价值不大了，后来出的几本大部头书也有不少地方需要改进。他认为自己学术水平不高，“昨天为前天难为情，今天又为昨天难为情”，但有两本书，他是满意的。一本是2016年出版的《风雨情天——一个社会学家、性学家的传奇人生》，这是他的第四本自传；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刘达临谈性文明》，这是他一生研究的理论总结。
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有些不一般：出身书香门第，家庭条件优越，在政治运动的年代虽也历尽曲折，幸而都有惊无险，全身而过，50岁后才有了让“一生没有白过”的事业，开始了性科学和性文化研究。在他所处的时代，性是容易使人身败名裂的，但他却一个坎一个坎地迈过来了。这些经历让他懂得了什么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必须悬崖止步的。
“现代的性学家们接受咨询、办讲座，往往是解剖别人，而从来不解剖自己，其实他们的涉性之事可能比一般人更多，也应该敢于解剖，敢于把自己放上心灵的解剖台，以身析性，就从我开始做起吧。”他说。
性文化博物馆是他晚年最殚精竭虑的事。
2002年，武汉企业家黄永阶得知刘达临创办的性文化博物馆生存不易，提出在武汉办分馆。刘达临告诉他，自己在国内办过12家性文化博物馆，但都很艰难很“短命”。
不过，见黄永阶热忱满满，刘达临还是将700多件性文物送来武汉，其中一只印有春宫图的碗是他花了1.2万法郎拍卖而来。
黄永阶说，登记注册性学博物馆没有相关法律依据，这是刘达临办馆面临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汉同样面临这个问题，黄永阶为此采取迂回办法，在工商部门注册了一家文化展览公司，性文物展览属于公司下属的一个项目。
2002年8月18日，武汉达临性学博物馆正式开馆，黄永阶担任馆长。开馆后，媒体报道很多，去参观的人很少。前三年每年仅上千人参观，有时一天一个人都没有。
如今，武汉达临性学博物馆的运转逐渐走上正轨，这也是刘达临晚年最满意的一家博物馆。博物馆每年会在社区、学校、广场多次举办展览和科普等公益活动，武汉市政府和市民对此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湖北省科协和武汉市科协还授予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2013年，刘达临在海南建立的海口达临性文化博物馆开馆。2016年底，他又在江苏常州建立了中华性文化博物馆。此后，他的藏品基本收藏在武汉、海口和常州三处分馆中（与同里的协议2014年到期）。2016年，海南性博物馆受强台风袭击，文物损失600余件，让他十分痛心。
他生前一直有个心事，不知如何了却。两个女儿对他的事业不感兴趣，他也没有学生可以继承衣钵，那些他最牵挂的藏品不知该交到谁的手上。如今，这段心事只能随风而逝了。
记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