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ID：IPP-REVIEW），作者：安德烈·萨皮尔（André Sapir） 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资深研究员，译者：曾辉，编辑：IPP传播，原文标题：《布鲁盖尔研究所：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回顾全球化的历史
第一轮全球化始于19世纪中期。在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贸易成本逐步下降，许多欧洲国家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用枪炮强行打开了世界市场。本轮全球化持续了近50年，随后世界进入了长达30年的逆全球化时期，其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的严重下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化再次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新趋势，第二轮全球化由此拉开序幕。进入上世纪80年代，虽然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如中国、苏联、印度）仍在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独立政策，但全球贸易一体化已恢复到1914年之前的水平。本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贸易自由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为第三轮全球化，也称为“超级全球化”时期。其发生原因与第一轮全球化的发生原因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一部分，随后其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这促成了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的转移。
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全球供应链贸易，是本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2008年其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占全球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稳步增长，于2008年达到30.1%的峰值，如图1所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第三轮全球化陷入了停滞状态，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阶段。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绿线）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20年出现了下滑，如图1所示。
然而，如果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分为两个部分来看，情况则大为不同。如图1所示，货物贸易（橘线）的逆全球化似乎已经开始，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8年开始显著下降。与之相比，服务贸易（红线）似乎既无逆全球化、也无放缓迹象，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仍持续上升，直至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而有所下降。
即便如此，第三轮全球化仍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贸易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结果，这带来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进而缩小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差距。
但第三轮全球化也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让世人对本轮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质疑。
过去，发达经济体负责生产制成品，而发展中经济体负责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如今，这种分工已经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腐蚀发达国家在制成品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同时也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不断紧张，凸显了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在缓和全球贸易竞争方面的乏力。
二、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学
许多国家在享受第三轮全球化的红利不久后，便遭到了反噬。美国是第一个遭到全球化反噬的发达经济体。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著作《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中指出，随着贸易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美国境外的劳动力将更容易地取代美国本土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削弱了劳动者与雇主的议价能力，主要体现在拥有灵活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如美国）。
罗德里克认为，从事可替代性强的劳动的美国人感到全球化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和不确定性。大量中间选民因全球化而失去了工作，在整个美国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
反观欧洲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可谓反差巨大。与美国相比，一方面，欧洲劳动者享有更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度相对较低，全球化产生的收益较少，故不存在严重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
此外，中间选民受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虽然欧洲国家的失业率近年来均处于上升趋势，但失业人口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年轻人，其二是外来移民。综合来看，欧洲劳动者对全球化的反对声音不如美国劳动者那么强烈。
然而，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给美国和欧洲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挑战的性质存在区别。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缓解贫困与不平等问题，而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某些欧洲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方面反而表现得更好。
布鲁盖尔研究所于2005年的一项研究提出，应以效率和公平两个基准来评估社会制度的优劣。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高效，取决于其能否充分刺激就业并产生相对较高的就业率；而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取决于其人口陷入贫困的风险是否相对较低。
如图2所示，2004年欧盟扩大前，欧盟国家大致分为四类：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的国家（奥地利、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即“北欧国家”）；既不重视效率也不重视公平的国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即“地中海国家”）；重视公平但忽视效率的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和卢森堡，即“欧陆国家”）；重视效率但忽视公平的国家（爱尔兰、葡萄牙和英国，“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图2表明，欧洲国家（尤其是“欧陆国家”和“地中海国家”）的社会政策有待改革。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均低于美国，其根本原因是过于严格的就业保护法。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欧洲当前的就业保护法已不合时宜，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欧洲大规模的社会制度改革始于2004年。在2004至2019年期间，几乎所有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就业率均有所上升或大幅上升，如图3所示。然而，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社会改革（尤其是在提高社会效率方面）遇到了瓶颈。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就业率在2004年至2019年期间增长了11%，其就业增长率位于欧洲之首，但其劳动者陷入贫困的风险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其他欧洲国家（如爱尔兰）的不平等程度也随着就业率的上升而有所缓解，但仍有个别欧洲国家（如卢森堡和瑞典）的不平等程度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反而加剧。
希腊在欧洲国家中是一个例外，在提升就业率和缓解不平等方面仍表现不佳。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就业率虽略有上升，但不平等程度略有加剧。与2004年相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只有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难以抵御全球化及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因为其社会制度仍不高效也不公平。
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会随着发达国家的社会契约的破坏而终结。根据本文的分析，美国比欧洲更符合这种情况。罗德里克在其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美国政府应致力于社会契约的重建。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良好的政体，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三、地缘政治对全球化的影响
第三轮全球化的停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内政治因素推动的，但地缘政治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冷战结束后，西方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这一观点源自美国著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他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断言，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当时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一旦中国加入WTO，中国必定会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
结果，中国反而依靠WTO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正朝着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目标迈进。自此，西方开始担忧，经济体量日益庞大的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西方最大的竞争对手。
鉴于中国和美国对彼此的贸易依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一直在试图削减双边贸易量。新冠肺炎大流行迫使欧盟国家采取措施，试图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推动制造业回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此，美国拜登政府提出了“友岸外包”的概念，即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呼吁西方国家把外包业务交给政治盟友，以摆脱对威权经济体的依赖。
上述现象表明，全球经济正在脱钩，经济互惠互利、以比较优势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贸易活动并未完全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但今天地缘政治的影响似乎远大于以往任何时期。
四、结论
若要推动全球化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契约至关重要。缺乏良好社会契约的国家，不仅无法确保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还可能会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在缺乏良好社会契约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情况甚至会比欧洲更严重。
逆全球化一旦发生，再加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将下降，物价也将随之上升。若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应避免采取限制性贸易政策，并提高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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