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认为，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光提高质量肯定是不行的，量的合理扩张才能够实现目标。
江小涓分析，现在经济增速的低迷不能完全归于疫情的冲击，在疫情之前，从2010年开始有经济的下行趋势，从10%掉到6%左右。疫情两年有一个深跌和反弹。“相信疫情之后会有较强反弹和复苏，但保持中长期增长并不容易。疫情之前已有近十年速度下行，主要受劳动力成本等各种条件变化的影响。”
江小涓指出，如果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应该有收入水平的要求，总不能还处在高收入国家最后一档水平。抛开少数极富裕小国，现在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处在13000美元至7.1万美元之间，如果五等分，要进入倒数第二档，需要超过2.5万美元左右。“与2022年相比人均收入再翻一番，要求年均5%左右的增长，任务艰苦，需要持续努力。”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江小涓：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凤凰网财经云峰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不久，所以这个时间点召开会议很重要。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质的提升和量的扩张是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选这个题是我们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一个体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统筹发展的质与量，这些都是会议公报中间的内容。要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的发展，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这一条在讲明年速度问题、量的问题——要更好的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中央对经济工作的要求一贯是要增长和质量相统一，但是在这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实对量的增长的分量比较重的，同时也要是高质量的发展。
根据我们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我们跟大家分享三点内容。第一，为什么要讲质的提升？主要是条件在改变。质的有效提升，我们才能够继续有量的增长，什么条件发生改变了？最重要的是经过40年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极大地提升。这个柱体中间的红色，就是中国的GDP的占全球的比重，1980年的时候几乎是看不着的。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这么大的国家GDP不到两千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6.7，德国的20，日本的17。
2000年，我们这个数据已经增长到了美德日的40%、179和105%，到202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增长到了美国的77%，德国的419%和日本的359%，所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这么快速地增长，实力这样高速地提升，一定会带来很多方面条件的变化，今天和经济增长相关的，重点讲四个重要的变化，过去有利于发展的条件在发生变化。
首先我们劳动力成本变化了，这条红线是我们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这个分别是和其他国家是我们工资的倍数。这是美国相对于中国工资的倍数，这是日本相对于中国工资的倍数，这是德国相对于中国工资的倍数。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低的，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有国际竞争力，现在人均收入显著的提高，不可能不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显著提升。我们和这些最发达的经济体比，现在我们大概是它的1/4、1/2这样的水平。但是和我们后期的一长串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是一个中高成本的经济体了。那么过去保持推动我们增长的，以低成本劳动力大量生产中低档产品向全球出口，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是很难再保持那样的速率在增长了。这是第一个变化，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第二，就是中国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从左向右第二张图。这张图不是一个绝对数量，相信大家对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变化图看过很多张。我们换一个图就是，人口的抚养比的变化，这个和劳动力数量直接有关，但并不是完全的一个意思。在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这个基础上，其实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同样重要，一个劳动人口要抚养多少非劳动人口？干活的人多还是吃饭的人多？吃闲饭的人多。可以看出来，中间这四个最低的柱体，是非常低的人口抚养比。这个低人口抚养比肯定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个因素，恰好这四个低人口抚养比的十年，就和高速增长的40年是匹配的，中国整个抚养比的结构又在快速地往回走。长期以来的低抚养比会转为高抚养比，人口结构，从轻负担型，我们几乎没有一个平台期，直接很快就转为重负担型。人口红利和人口结构的红利，同时消失了，这是第二个变化的因素的的。
第三个变化的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左向右数第三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柱体上是三种颜色，从下向上数是农业占在GDP中间占的比重是，工业占的比重和服务业占的比重。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农业的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的比重从降到升，最近几年，又有明显的比重的下降。我们结构的变化，就是制造业为主转为了服务业为主。2012年服务业是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的比重超过50%。制造业是大量使用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劳动效率。但是服务业在长期以来，主要是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产业，就是所谓的鲍莫尔病。鲍莫尔病认为，一个国家服务业为主的时期，它的增长率会掉下来，主要的依据是技术加入的程度的多少？
最右侧一张图，是资源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人口占GDP的，占世界的比重，第二个是和GDP占世界的比重相比，我们很多重要的资源是明显的短缺，耕地面积、淡水资源、天然气储量、石油探明储量等。这张图是，这是天然禀赋资源，老天给定的资源。中国一占全球的比重，一直是这样。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占全球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二点多，然后升至6%、11%。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资源占比第一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和经济总量相比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和还要继续提升的经济总量相比，资源就变成一个非常明显的短缺因素。成为各种要素中间明显的短板，中国资金的能力，现在占全球的比重超过了GDP的能力，就是投资的能力。
总的来讲，资源真正在和经济总量相比，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让高速增长的条件迅速发生非常的变化。我们长期用低抚养比大量劳动力，而且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劳动力主要投入可以用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的制造业中间，那么那个时候资源，土地淡水资源都没有那么短缺，所以没有那么昂贵，这些让我们过去40年高速发展的条件的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必须是在新的质量基础上发展，原来的发展模式是走不下去的。
针对条件变化，必须提升发展质量，这也是经济工作会议、二十大报告中间提到的。第一句话都是原话，要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要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更多的使用先进设备，更多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层意思，是针对刚才讲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大量的用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产业，竞争力是要下降的。
第二条就是要加强重要能源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针对我们和不断扩大的经济总量相比，资源的短缺程度。
第三要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高技术产业要继续加快发展，这些产业是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型的。他们提高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能够支撑更多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提高竞争力，也是根据我们自己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还有传统的产业中间的能源约束等所提出。
然后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间大显身手。前面提到了，传统的服务业是一个非常低效率的产业。有幸的，我们恰好在数字时代，来到了服务业为主的时代，数字技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
第五要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间孕育的新机遇，要开辟新赛道，新领域和新赛道。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中间，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特别有竞争力的新的赛道，仍然需要全球市场，需要全球分工。比如在风电、在新能源汽车，中国最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中间，国内的产能非常饱和。要继续发展的话，还是需要有新的赛道，新的海外市场出现。那么，开放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当然这个出口一定是升级基础上。不光有劳动力，而且要有资金和技术的含量进去，才能继续保持竞争力。
另外，要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的进口。针对条件的变化，条件变化我刚才做了更加详细的深度的解读，是什么变化，所以必须提升发展质量。这些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都很有针对性，和我们现在的国情相关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光提高质量肯定是不行的，量的合理扩张才能够实现目标。我们先看左边这张图，不要把现在经济的速度低迷，完全归于疫情的冲击。在疫情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差不多十年的左右的，从2010年开始，这是中国经济40年的增长率。
从2010年开始有一个持续经济的下行渠道，大概从10%多，掉到了6%左右。这是疫情两年，疫情两年有一个升跌。如果今年是3%左右，我们三年平均大概就是4点多。如果过去两年平均，就是5%这个虚线。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把这两年的特殊冲击给它平滑掉，把它平滑成一个平均数，我们经济持续下行，前期也有一个下行。
说这个事实的想说的观点是，经济可能有一种向下压的力量很重，不单是疫情的原因。前边讲的条件的变化，是影响下行速度非常重要的因素。速度不那么简单，速度不能轻而易举的说，好像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获得。
为什么速度重要呢？讲一个理由，我们现在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现代化的要求，有一个收入水准的标准。实现现代化，还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外，说不过去。中等水平的现代化，或者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总不能还站在高收入国家的边缘，这是我们现在的收入。去年12553美金，按照年末的汇率算。2021年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大概是13000美元左右，还差几百美元。如果发展顺利会很快进去。现在大概是一个高收入国家的边缘底线水平，如果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步的现代化，人均收入肯定要提高。提高多少？我们在那个时间不说提到发达国家的一个中段位，这可能做不到，那在从13000美元到7.1万美元这个高收入区间，起码要达到五等分的倒数第二档吧，即人均超过2.5万美元吧，这也要求年均5%的增长。
现代化的要求，是有数量的要求的。达到下1/3这个段位大概是26000美元左右，也恰好是高收入底线国家，是现在乘二这样一个水平。按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在未来13年要翻一番。翻一番的要求，是年均速度要达到5%左右。
如果到时候还在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很底线的那么一点台阶上来波动，不能理直气壮的说，已经初步实现或者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我觉得实现现代化就是有数量的要求，还要保持一个增速最好偏高一点的增长。韩国去年是3万5千美元，这个速度如果要达到，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要6点多的速度才可以达到，我们先不做这样的预期了。
要做到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还是要抓住优势，要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这也是今年工作会议的要求，我们要开好局、起好步。那么，到底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看一看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需求要着眼于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是学习以后的体会。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的地位。今年工作会议特别提到了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有的是我们的需求，有我们是能放量的点，有的是我们的新赛道，都要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投资角度讲，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的投资，把政府投资放到了很重要的地位，要加快实施十四五的重大工程，这是对2023年工作的一个部署，在需求方面。供给要着眼于大规模制造体系和多赛道的并跑、领跑，这也是我们的总结，后边这几句话都是我们公报中间要求的。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前沿技术开发应用。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是经济工作会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对平台企业的发展怎么样让他转变预期、稳定信心、能够更发挥更大作用，提了很多的要求，这是需求供给。
从改革，要切实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深化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对民企，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去，强调了落下去。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这是从改革角度。
从开放角度提的要求，开放要立足稳定，透明、稳定、可预期，这就是扩大制度性开放，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的开放要透明、稳定、可预期，这样内资外资才愿意去做，需要长期回报的投资，来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这是目前开放比较弱的领域。要落实好外资，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要稳住已经有的外资，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总之外资是经济工作会议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要保障安全。要求是要围绕极端状况下的循环畅通。我们可能到别人断供或者我们断链的时候，不是最高标准的继续畅通，但是总要可以畅通。这样围绕制造业的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要集中优质资源合理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总的来讲，要做到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的有机统一，在当前经济总体增长比较缓慢的情况下，用多种方式促进经济加快回升增长，是相当一段时期的重点任务。经济工作会议做了一个全面的部署，要继续认真学习、落实到位，促进我们明年经济能够起好步、开好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