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明确发出信号
2023年要为恢复经济增长做出最大努力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从2022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系列表述不难看出，决策层对于当前经济困难的局面已有充分认知，并且释放出2023年全力拼经济的信号。
市场的信心首先来自防疫政策的持续优化。两次会议均提及，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学者表示，优化疫情防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疫情防控不优化，出台再多的政策恐怕也无济于事。
从与中国临近的国家、地区经验来看，疫情防控“放开”初期，短期内公众反而会出现因担心感染而减少活动的情况。但正如受访学者所言，疫情防控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阶条件”，预计明年下半年经济活动将出现反弹。
8月18日，福建宁德的一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图/新华
信心何来：增速5％已成“底线”
2022年12月接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均提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稳增长”均置于首要位置。而在过去三年不断强调的“六稳”“六保”工作中，“稳就业”一直被摆在首位。两次会议更是直言，明年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中央高度关注当前经济困难局面，并且明确发出信号，2023年要为恢复经济增长做出最大努力。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原本将今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5％左右，但3月开始疫情在上海、吉林等地暴发，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上半年GDP增速仅为2.5％。但是在年中时点，伴随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政策的推出，当时尚有经济学者较为乐观的预期，2022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会达到6％左右，带动全年GDP增速达到4.5％。
但是三季度实际增速为3.9％，当时市场仍然比较乐观地预计四季度经济将在三季度基础上进一步反弹，但11月开始疫情再次冲击广东、北京等地，部分机构对于四季度增速的预测已经低于3％。众多经济学者认为，2022年经济增速预计为3.5％左右，甚至认为达到3.5％尚且需要努力。
如果2022年经济增速为3.5％，意味着2020年到2022年三年平均增速只有4.6％，已经低于达成2035年目标所要求的底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已经成为共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此前便曾建议，2013年～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但受疫情冲击，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5.1％，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2022年是疫情冲击的第三年，前三个季度增长3％，低于5.5％的预期目标。所以，未来五年，要努力争取使我国经济增长重回疫情前的水平，确保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那么，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又该如何设定？5％似乎已经成为“底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建议，2023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力争2022年~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则认为，建议明年可以设定“双5”经济增长目标，即从2023年起连续五年设定5％的经济增速目标。二十大报告将“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重要发展目标，若未来五年不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这一目标就很难实现。
2022年12月初，在姚洋、黄益平、张军、梁建章、管清友、任泽平等6人发表的“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中，建议将2023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以上，向各界传递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放开经济活动的明确信号，以稳定预期、提振各方信心。
其实，在一些学者的眼中，2023年完成5％的经济增速目标并不困难。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就认为，2022年经济增长受疫情冲击远低于正常水平，如果将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扣除低基数效应后的真实经济增长仅为3％左右，连续两年的超低增长可能会导致难以承受的就业压力。6％~7％的增长区间则意味着在低基数上经济明显恢复，两年平均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和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持平，剔除基数效应后的真实经济增长稳住了，有助于稳市场主体预期和保就业。
如同6位经济学家“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中所言，经济增速目标的设定也涉及“稳定预期、提振各方信心”。张军认为，考虑到今年基数较低，明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也可以实现。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判断，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压力仍然较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而此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出，“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与此相对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单列一节，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时表示，当前，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发展预期偏弱，信心不足。会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备受关注的是中央对平台经济的措辞，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12月18日，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调研阿里巴巴，指出阿里巴巴要在推动发展、国际竞争和造福社会中大显身手。这被外界视为颇具信号意义。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会议对平台经济的态度或意味着平台经济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平台经济是前期监管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政策重点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本次会议提出“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而2022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为“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
需求侧发力：消费复苏是关键
11月，有关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数据难言乐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制造业PMI指数为48.0，连续第二个月下滑，继续低于荣枯线50.0。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与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下滑1.9，为45.1和47.1。
这三个反映中国经济景气程度的指数均在2022年11月触及今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2022年11月，中国正面临2022年上半年之后的第二波疫情，但是这一次其冲击经济的方式并不相同。
中金公司宏观研报称，从具体数值看，本轮疫情的整体影响幅度低于2022年4月，尤其是在物流保通保畅政策下，货物运输受影响幅度低于前期。本轮疫情对需求影响或大于供给，生产指数的下滑更多不是由于受到直接影响下生产者的被动选择，而是基于需求下行、企业预期等渠道传导下的主动减产。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调查，11月市场需求不足问题突出，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重为55％，上升2.2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8.8％。
内需与外需均在收缩。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回落至年内低位，仅好于上半年上海、吉林等地疫情暴发时的四五月。值得注意的是，11月国内汽车销量环比、同比分别下滑7.1％、7.9％，并未出现往年年底的翘尾效应，而今年汽车消费一度较为积极。同时，11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8.7％，这已是出口连续第二个月同比下降，且降幅呈扩大态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称，11月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外需收缩进一步显现，国内疫情大面积反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加大，对经济运行制约明显。
显然，中国经济需求端正在承压。12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明确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彼时便有解读称，这或许意味着在明年的逆周期调控政策选项中，消费的优先级高于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具体措施便包括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其中对于近几年一些主动抑制的需求也有所着墨，如提出“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全面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为，稳步推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
在居民消费与政府投资中更侧重前者，这也符合众多经济学者的期待。张军表示，希望决策层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改变。“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推迟一段时间不存在问题，而经历三年疫情，一些家庭，特别是一些自雇型中低收入家庭的刚性支出存在较大困难，政府应该填补这一缺口，确保这部分消费支出恢复。”
在解释如何有效稳定消费增长时，中财办有关负责人特别提到，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适当增加消费信贷。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从2020年年初的疫情中迅速反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产与外贸，在这两项动力被大幅削弱的当下，消费被寄予厚望。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便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将主要来自消费的修复反弹。
钟正生认为，外循环对中国经济的拉动趋弱后，内循环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这也是近日发布《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的背景。但今明两年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可能有所变化：2022年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固定资产投资，包括维持基建投资高增速、多措并举引导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2022年11月后房企融资实质性松绑等。相比之下，2022年除部分地区发放消费券、多举措刺激汽车消费外，消费刺激的力度整体并不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预计促消费将是2023年扩大内需的重点。
钟正生预计，除了会议里提到的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和养老服务等消费外，重点工作可能还包括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向特定群体发放更大规模的消费券等。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分析师陈健恒指出，2022年消费表现较为疲弱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收入信心、消费意愿的降低，相应的居民储蓄倾向明显提升。在此基础上，着力提振消费是必要举措，但具体消费提振措施和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2022年汽车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已经消耗了居民部分耐用品消费需求。2023年消费恢复的高度将取决于修复居民收入端和居民消费信心的新增具体措施，可以重点关注的方面包括如何刺激就业、如何实现收入提升与财富修复、消费券发放形式是否会调整、力度是否会加大等。
11月底，任泽平便曾建议，消费券发放力度要大，可发放千亿、万亿级消费券，带动全民消费。在发放范围上，消费券应覆盖所有行业、按人均发放，体现普惠性和公平性，可用身份证辅助；设置一定补贴率，如80％，即消费满100元，使用80元的形式。
相比于过去一段时间对于供给侧的强调，受访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需求侧也置于重要的位置。
而对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关系，中财办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都是为了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中财办有关负责人特别举例说，当前经济工作中有很多领域，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结合点，既能够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又有利于扩大当期需求。“我们迫切需要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这就需要加大制造业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加大新领域新赛道的投入。这些投入既是当期需求，未来产生高质量供给后，又会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