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感冒没有特效药
1799年底，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一次骑马后着凉感冒嗓子疼。按照现在医学的发展，“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对症吃点药，躺在床上挺几天，病也就好了。但华盛顿总统深受“医圣”希波克拉底影响，推崇“放血疗法”。希大夫认为，人的生命依赖四种体液——血、体液、黑胆汁和黄胆汁。
这四种体液分别对应空气、水、土和火四种元素。血这种体液在人体中占主导地位，会“过剩”，类似今天中医说的虚火亢旺，平时放放血有助于健康。于是，华盛顿总统在“感冒”后，第一时间采取了“自救措施”。在放了两次血之后，他感到越来越不舒服，身体虚透了。赶紧找来了自己的私人医生前来会诊。没想到这个私人医生也是“放血疗法”的信徒。
眼看百姓爱戴的总统被病痛折磨，毫不犹豫地施展医术，分三次在不同部位给总统放血，一口气放了2000毫升。血往盆里流的时候，华盛顿就开始昏迷。当天晚上，就与世长辞了。两百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叫“失血性休克”。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为什么会闹出人命？
众所周知，医学发展至今有很多的限制，“感冒”就是其中之一，人类无法攻克的疾病，束手无策。
只不过有一些“感冒病毒”对人类影响较小，免疫力完好的情况下，一周内即可痊愈，例如：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感冒。
但也有一些病毒来势汹汹，人类没有有效的药物抵抗，始终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最后，眼见一条条生命因小小的病毒而逝去。
感冒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感冒，另一种是流行性感冒，俗称“流感”。
它的元凶叫作流感病毒。
通常，流感病毒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混进人的鼻咽喉，即上呼吸道中。
所以流感属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它们在人体中拼命的繁殖和复制，杀死身体好的细胞。
但人体也不是吃素的，我们体内有种东西叫自然杀伤细胞，它们每天在体内巡逻，一旦发现有细胞不对劲，就会动手清理门户。
自然杀伤细胞是个懒汉，管拆家不管打扫，拆迁现场一片狼藉，这时就需要专门的清洁工人——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喊救命”。
它的背后是人体的两个大佬，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
当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听到小弟巨噬细胞喊救命的时候，它们就会出击迎敌。
神经系统会立马让人发抖、发热，因为病毒在高温下会没了兴致，也就无法复制。
免疫系统这边呢，会调动人体所有能量，启动防御机制，召唤杀毒部队。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在得流感的时候，浑身无力，因为免疫系统这边正需要能量来对付病毒。
免疫系统召唤的是 T 淋巴细胞和B 淋巴细胞。
T 淋巴细胞发现病毒就是一顿胖揍，B 淋巴细胞则是记录下病毒的样子，培养一队小弟，再次遇到这种病毒，身体就会识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抗体”。
当抗体出动时，病也好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咳嗽，这就是身体在清除残余的病毒碎片。
那为什么人类无法发明一种药物对付这些”病毒“呢？
首先是，药物的副作用人类无法承受。
以甲流病毒H1N1为例。
流感病毒基因组大小是 13158长（8个片段拼接）。
人体有大概10%的基因组是病毒序列，人的基因组大概有30亿长，百分之十就有3亿长。
你用药物去针对一个1万左右的病毒基因组，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人体储存的那3亿病毒基因组序列。
结果可想而知。
病毒没杀死，人先死了。
不是没有研制药物的可能，而是在规避极大副作用的情况下研发药物，十分困难。
其次是，药物无法很好的靶向病毒。
抗病毒药物目前也没有直接作用于病毒体内遗传物质的。
主要药物的机制是阻断病毒的感染和复制过程，比如感冒药中常见的金刚烷胺就是抑制病毒脱壳的。
而一些洛韦，夫定类的药物多为DNA聚合酶抑制剂或者逆转录酶抑制剂，干扰的是病毒的复制过程。
还有达菲，扎那米韦为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阻断成熟病毒在体内传播。
这些都是抑制病毒复制的，病毒停止复制，势单力薄，靠人体的免疫大军，就可以轻松搞定。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普通的感冒病毒，没有必要吃药，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完全可以痊愈，抵抗力就是最好的药物。
药物公司不会想要花费重金去投入到一个人体可自愈的疾病中。
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COVID-19为什么人体的免疫力无法对抗？
原因也不复杂。
COVID-19和普通感冒都是由病毒引发的，不同的是，COVID-19是新冠病毒，而普通感冒则是鼻病毒。新冠病毒比普通的流感病毒更加难以控制，人体的免疫系统招架不住。
虽然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极大的不同。
首先是症状上的不同——
其次，还有致死率和传播程度的不同——
COVID-19比流感更具传染性，传播速度也更快。与流感相比，COVID-19导致重症（如肺损伤）的概率更大。COVID-19的死亡率也高于流感。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间，美国有630000人死于COVID-19。
相比之下，在2019年和2020年美国流感季，约有3800万人感染，其中22000人死于流感。
尽管相比于200年前，人类医学已经昌明了很多。
但对于很多疾病来说，医学所能做到的十分有限，仅仅停在控制体内病毒复制的层面上，完全谈不上“治愈”。
2003年春，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非典型性肺炎）疾病灾害。
当年，我国内地累计报告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截至当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
死亡人数 ：919例（截至2003年8月16日）患病人数 : 8422例（截至2003年8月16日）
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
全球首例“非典”病例于2002年11月16日出现在广东佛山，此后“非典”迅速形成流行态势。
2003年的北京，记得最多的，就是那两个字，非典（SARS）。或许对于无数个体来讲，还有更多不同的私人记忆，但无论如何，你的印象中都逃不开口罩、隔离、戴红袖章的大妈、空荡荡的街道、无人乘坐的地铁。这一切，编制出那张2003年春天突如其来的大网。
没有能料想到，一种陌生而凶猛的病毒将这座城市占领，而所有从这座城市离开的人，均不受欢迎。人们最早听到的信息，都是从南方传来，听说那边闹一种很奇怪的病。那边的人疯了似的抢醋、抢盐、抢药。当时，十块钱一支的普通抗生素，在药店卖到了80元。药品断货，板蓝根脱销。还听说很多医护人员也被传染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中旬，召集了9个国家，11个顶尖实验室，希望通过合作，找到这个新型病毒的原因。他们将这个，在中国俗称为非典的病例，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直译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SARS。如今，我们也可以相对理性平和地回望这种称为SARS的病毒，单是从医学数据上来看，它并不算是特别强大的病毒杀手，它的正常死亡率其实只有5％左右，甚至大大低于禽流感的致死率，甲流比它的传染性更强，死亡人数也更多。然而对于当时来说，它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病毒，人们对它的陌生，就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甚至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举措。
SARS最初的武器就是两个，一个是陌生，一个是速度。我们对它无从了解，导致了我们在针对它的防御上漏洞百出。然而自从2003年4月20号之后，当SARS病情改为每天一报，全面公开的时候，媒体的介入，医疗系统快速行动，使得我们在和这个陌生敌人对抗当中，一步一步占得了先机。
2003，“非典”成为了那一代人的可怕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2009 年，一个名叫埃德加的小男孩有一天突然病倒了，不仅发烧，而且眼睛疼，他的妈妈带他去医院，因为正值流感高发的季节，而埃德加从未注射过流感疫苗，他的症状完全符合流感的表征。医生只是开了一些退烧药和感冒药，就让他离开了，一周后，埃德加恢复了。奇怪的是，他身边的亲人和邻居，陆续开始感冒发热，由于病人数量激增，政府派出医疗队采样研究，发现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独特病毒，而感染的「零号病人」，就是 4 岁的埃德加。然后，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这里。随后，数以百计的墨西哥人出现了类似的感冒症状，墨西哥发出了警报。这就是难以控制的“猪流感”。
地球上每年都会有几十种流感病毒突变成新型病毒，病毒在不断变异。没有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可以杀灭这些病毒。病毒每一次繁殖都会发生变异，这个变异是随机的，如果病毒获得了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变异，如传播更快、更耐高温等，它就可以繁殖更多优势病毒，朝着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人类在600万年前与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此后分道扬镳，走上不同进化道路。绝大部分时间人类没有任何医学，经验医学的历史也才几千年。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任何医学，人类照样能生存繁衍。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生物自身有免疫机能，平时就帮我们抵御了很多疾病；一些常见病是自限性疾病，患上之后不用任何医治自然会好，而且没有什么特效药，例如普通感冒。但现代医学并非万能，药物的研发也要经过不断试验。现代医学要采用“双盲检测”的办法，大规模排除“安慰剂”概率，才能确认某种药物是否能真的治疗某种疾病。
什么是“安慰剂”？比如说，张三生病了听说有一个大师有偏方，吃了就好，张三信以为真，吃了偏方果然就好了。但在现在医学这，偏方很可能是“安慰剂”。
但是，没有现代医学，人类的生活和生命质量将惨不忍睹，不比野生动物好到哪去。战争常导致人口大规模伤亡，但跟饥荒相比就微不足道，而普通饥荒对人口的杀伤力跟传染病比较又相形见绌。现代医学发展起来之前，天花、霍乱、鼠疫、伤寒、结核、梅毒、麻风、小儿麻痹等疾病肆虐之时，完全是末日镜像，人类束手无策。一个小小的流感病毒，人类尚且挣扎了百年，更何况如今的病毒。人类头上永远有一个无法改变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