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月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劫持为人质的60多人中有13人参加了这次发布会。这些人在几周内获释，但另一些人被关押了一年多。 KURT STRUMPF/ASSOCIATED PRESS
布兰妮·格林纳被俄罗斯当局拘留近一年后获释，这再次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处理人质外交时，最不坏的选择是什么？
人质外交的做法近年来变得愈发普遍，涉及监禁外国人，通常是以虚假或夸大的罪名，目的是从这个人的政府那里获得让步。
对于受害国政府而言，让步可能会鼓励敌对国家劫持更多人质。但坚持下去会延长人质的痛苦，并让海外公民觉得不能指望他们的政府会竭尽全力保护他们。
这两种选择都会招致国内的强烈反对，要么是鹰派对政府对外国对手行为的默许怒不可竭，要么是公民看到自己人——例如人们喜爱的篮球明星格里纳——被遗弃在遥远的牢房里受苦而愤怒。
但格里纳的获释——莫斯科以此换回了军火商维克托·布特——可能会在追求这种做法的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当局中引发类似的疑问。
这个疑问就是：人质外交有效吗？还是说，劫持人质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全球地位和旅游收入受到的损害最终会超过逼对方做出一点点让步所获的的利益？
布兰妮·格林纳周五抵达圣安东尼奥。她从俄罗斯拘留所获释是通过涉及军火商维克多·布特的囚犯交换实现的。 ERIC GAY/ASSOCIATED PRESS
在格林纳的案件中，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很难从俄罗斯受到的外交和经济损害中分清哪些来自格林纳事件，哪些是由于入侵乌克兰和与西方对峙。
莫斯科最初的要求不为人知，因此不清楚换回布特是代表胜利还是失望。尽管备受瞩目，布特自2008年被捕以来一直处于休业状态，并已计划于2029年获释。
从最近的人质外交历史来看，只能说其有效性是不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敌对政府就不会去尝试了，尤其是在绝望的时刻。但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相对于海外的数百万西方人而言很罕见。
人质外交时代？
自从有现代大众媒体来宣传受害者的困境以来，一些政府就一直在尝试人质外交。正是这个原因让这种做法产生影响，在目标国家内制造政治压力，将单个公民的命运变成头等大事。
但在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仍然很少见。所有政府都有公平对待外国游客的动机，即使只是为了确保本国公民在国外也能得到类似的待遇。
在1967-69年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件，有时被称为此类事件的首例，中国当局拘留了大约20多名英国游客和外交官，要求英国当局在香港事件上做出让步。英国满足了部份要求，释放了数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在香港骚乱期间被拘留的抗议领导人。
在中国被拘留两年多的英国记者安东尼·格雷在1969年10月到达伦敦。 BETTMANN/GETTY IMAGES
十年后，伊朗关押了数十名美国外交人员一年多，以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其引渡伊朗被推翻的独裁者。虽然伊朗未能达到其主要目标，但这一策略对当时的总统吉米·卡特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损害，而伊朗的革命领导人能够描绘自己在勇敢地对抗可恨的美国人。
中国和伊朗都面临着国内动荡和广泛的国际敌意，对于没什么可失去的政府来说，这凸显了劫持人质做法的名声是这些政府保留的策略。
自冷战结束以来，它的使用有所增加，通常是由没有超级大国支持的流氓国家来激怒其他国家和迫切希望制约美国的战争威胁。
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他的政府俘虏了数百名外国公民，以阻止西方大国的干预。
几年后，随着核计划紧张局势的升级，朝鲜开始定期拘留美国游客，通常一次拘留数月。
伊朗也被认为是主要肇事国之一，例如，在美国主导的有关该国核计划的谈判中，伊朗拘留了华盛顿邮报记者杰森·雷扎安一年多。
奥托·瓦姆比尔是多年来因非法入境和煽动叛乱等指控被关押在朝鲜的许多美国人之一。他于2016年被捕，在狱中身受重伤，被送回家时处于昏迷状态，不久后去世。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许多案例存在于灰色地带，因此很难准确衡量这种做法的普遍程度。华盛顿有时会向敌对政府做出让步，例如，释放敌对政府真心认为是间谍或政治麻烦制造者的美国人。
明目张胆的人质外交案例仍然很罕见，可能每年出现一例左右。相对于数以百万计旅居国外的西方人来说，这只是个很小的数字。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会深受震动，从而产生了这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的错觉。
到2020年，华盛顿已经担忧到让国会通过一项法律专门定义这一现象，并制定应对程序的地步。
次年，学者丹妮尔·吉尔伯特和盖尔·里瓦德·皮歇在一项学术研究中警告称，“人质外交可能会成为对西方国家安全的更普遍威胁。”
这两名作者的依据是大国对抗的加剧和国际规范的弱化。他们还特别强调了一个行为者：中国，其实力使得它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通常与较弱国家相关的策略，尤其令人担忧。
但中国的经历也突显了劫持方面临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2018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随后指控他们犯有间谍罪，朝着将人质外交行为常规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旨在向加拿大施压，要求其释放可能因欺诈指控而被引渡至美国的中国电信业高管孟晚舟。
但加美官员拒绝让步，允许孟晚舟案件继续审理，而两名加拿大人则被拘禁了近三年时间。
去年，抵达加拿大的康明凯（左）和迈克尔·斯帕弗（左三）。他们于2018年在中国被捕，被广泛视为中国要求加拿大释放华为高管孟晚舟的筹码。 CANADIAN FORCES, VIA REUTERS
在博弈论中，人质是一种资产，潜在买家只有一个：即人质的本国政府。如果其政府拒绝交易，卖方只会给自己徒增成本。
随着案件审理的拖延，加拿大领导人面临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最终的结果证明，北京所引发的愤慨后果更为严重。
事件发生时，加拿大一直在寻求与中国达成全面贸易协议。加拿大也是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中唯一考虑让孟晚舟的公司华为开发其5G蜂窝网络的成员国。
但不管能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好处，加拿大选民和议员都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想法感到不满，最终两层合作皆成空。曾寻求与北京建立友好关系的加国领导人开始呼吁通过国际合作来对抗中国。
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贸易损失，中方领导人多年来努力建立的外交关系也毁于一旦，这可能超出了他们为孟晚舟去年最终获释所预期的代价。但就在逮捕两名加拿大人的一刻，除了默然承受打击，北京基本无能为力。
人质外交必然包含这样的风险。对于劫持方来说，潜在好处通常很少且固定，比如在国外被捕的公民获释。但坏处是无法预测，代价也可能很大。这就好比在100美元的赌注中押上了自己的房子。
北京以前也尝试过这种行为。2014年，中国官员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可能是为了阻止加拿大向美国引渡一名被控间谍罪中国商人。但两年后，这名商人还是被美国羁押，而两名加拿大人回到了祖国。
尽管如此，政府进行人质外交并不一定是有效或明智之举。哪怕有适得其反的担忧，但还是几乎没什么能阻止这样的尝试。那些感觉四面楚歌的政府——比如一个孤立而偏执的莫斯科——尤其可能有冒险的意愿。
北京倒是没有如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广泛采用这种做法，表明其可能从与加拿大的两次摩擦中吸取了教训。但就目前而言，它还没有彻底放弃。
2020年，中国官员私下警告华盛顿，如果继续起诉被控为中国军方从事非法工作的在美华人科学家，中国国安部门可能会逮捕在华美国人作为报复。
两年过去了，北京并未兑现其威胁——至少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