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过后在上海巡逻的警察
（德国之声中文网）《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白纸革命”逐渐淡去，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作者米华健说，习近平的新疆政策和他的新冠政策是共通的：起初只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医学比喻：让整个民族必须接受残酷的集体治疗，根除极端主义的思想“病毒”。而当真正的病毒降临中国，这一比喻就变成了现实，中共打击病毒的手段与其对抗隐喻性疾病的办法如出一辙。
文章说，在控制意识形态病毒的形势下，据信从2017年开始，国家将新疆超过100万人口关进了新建的再教育营或监狱，并收集生物特征数据，以便利用监控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追踪其他所有人口活动。国家收集人口行为和其他数据，将其分类为“可信任”或“不可信任”；被认定不可信任的人可能会遭遇审讯或拘留，其活动可能被局限于他们所在的村庄、社区或家里。手机装有未经批准的应用程序或内容都会被捕，而手机随时都可能遭到检查。
“清零”正是以完全相同的原理和技术运转。为了清零，民众被关在自家小区，或是被迫与家人分离进入隔离营。若有少数人检测呈阳性，整个市区的居民都会被禁足，在公共卫生层面上，这种集体性惩罚没有任何必要。
作者认为，当中国人民冲出被封的小区，声援火灾中遇难的维吾尔人时，促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不只有“清零”的重压。无论他们是否宣之于口，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但他们其实是在一起反对这种无休止的例外状态。他们的共同诉求暗含了对中共整条路线的拒绝，即对待任何问题都像敲钉子一样要把它捶打到服从，限制和控制人民，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白纸抗议”更多有机组成部分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白纸抗议”中的地域想象：只有“外地人”才会上街？》，作者杨云松指出，在这次“白纸抗议”中，参与者除了高校学生，不难看到在很多城市中，市民也是抗议的主力。
抗议过后的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
文章说，没有什么比共同的苦难记忆更能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了——尤其是对于那种本来就没有本地人际关系网络的外地人而言。大多数城市的封城经验没有上海那么极端，但类似的剧情在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虽然没有像“白纸抗议”那样喊出带有政治性的口号，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白纸抗议”有机的组成部分。
作者认为，防疫政策的骤然转向，至少暂时性地让这种潜在的阶级/地域矛盾变得不再突出，一些官媒和意见领袖也开始借着恢复交通、为基层人员提供一定便利来营造“北京/上海/广州其实一直就是这么开放包容”的舆论氛围。然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大概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为未来的发展形成新的可能性。
中国攻打台湾：长期封锁与“力争速决”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长期封锁非共军解决台湾问题的合理选项》，作者揭仲说，在国际干预（例如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与美国军事介入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近年共军学者几乎一致主张武力犯台需力求速战速决，透过一场快速的决定性作战，避免为各种国际干涉、军事干预与影响提供更多的时间与机会，同时也是“降低连锁反应的有效举措”。因此，在武力犯台的作战指导上，共军必须力争于最短时间内，瘫痪、分化、瓦解国军有组织的抵抗。
文章指出，在武力犯台作战的作战指导“力争速决”之下，“长期封锁”与“先取外岛”等手段就不可能成为共军眼中，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合理选项；因为这两种手段都意味着军事行动的节奏将放慢、甚至暂停，达“数周或数个月”，与武力犯台作战指导所要求“快速的决定性作战”背道而驰。共军学者显然认为，这么长的时间不仅会让国际大规模经济制裁的影响浮现，还会让北京担心的连锁效应获得酝酿与准备时间。或许最令共军担心的是，这也会让华府有足够时间完成军事干预所需的政治运作与作战准备，甚至让美军取得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