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原题为《陷入焦虑，走向分化：当代中国城市白领》，作者：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袁晶（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国的“白领”群体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兴群体。本文讨论的白领群体指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办公室办事以及商业服务工作的群体，主要为脑力和半体力劳动者，与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群体相对应。因其主要在城市工作，又被称为“城市白领”。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体，白领群体长期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不过，白领作为“稳定器”角色的前提是其自身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且可与更高阶层保有一定的流动性；如果这一群体长期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且时刻担忧自己会向下跌落，那么它就可能演变为既有制度的对立面。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和常态化渠道，促进以白领群体为主的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发挥其积极作用，是新时代凝聚社会合力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结合
一、城市白领群体的主要特点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伴随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而发生的职业结构的巨大转变，为城市白领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当前城市白领群体规模仍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文化资本，高专业技能
知识与技能是白领群体赖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根本，也是白领群体区别于蓝领群体享有更高社会声望的关键。一般认为，中小企业主、民营和外资企业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都属于城市白领的范畴，其中有的属于他雇，有的属于自雇，内部差异较大。
但共同的一点是，城市白领的功能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他们拥有制度性的文凭或从业资格证书，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或社会培训获得了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知识、教养和技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背景下，白领群体的职业门槛也呈现出水涨船高的态势。
2021年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职场白领中，专科及以上学历占到98.5%，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到82.4%。城市白领大都通过激烈的竞争考入大学，并进入某一行业工作，常年奋斗拼搏的经历造成他们的成就动机很强，城市白领一方面希望追求更为实用的知识技能（如拥有多类资格能力证书），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又比较关注自我，期待在风险最小化的原则下尽快实现收益的合理化和最大化，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是务实的个体理性主义者。
（二）中等收入水平，显性消费标签
白领是城镇化的先锋，亦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主体。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白领与中等收入群体的重合度较高。根据CSS2019数据，城市白领人均月收入为5602.22元，收入中位数为4000元。有数据显示，白领平均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达到42.4%。
相较于工人、农民工等社会群体，城市白领在服装配饰、房租房贷、子女教育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占比较高，对商品和服务的要求更加个性化、品质化、差异化、精细化。相较于老一代白领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青年白领表现出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更加关注消费的符号价值，在与文化品位相关的领域消费意愿更强，其已经成为各类展览、音乐会或博物馆等文艺文化场所和活动的主体消费人群。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白领对品位的追求具有刻意突出身份标签、彰显个性符号的主观意图，消费的象征性意义更为突出。这实质上反映了城市白领依然缺乏稳定的阶层认同，其阶层身份需要依赖于特定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才得以实现自内向外的再建构。
（三）高工作压力，低自我评价
城市白领工作的常态是“时空并行”与“碎片化”，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必须不断与外在社会环境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城市白领在市场中依赖自我能力与社会资源谋得生存，单位更多地扮演着一个展示和加持个体价值的平台，而非传统意义上具有身份归属效应的“公家”，他们必须持续地进行“再学习”，以保证自己在行业内“不脱节”“不掉队”。
课题组调研表明，城市白领的压力感知很强，工作对于生活挤压的效应尤为突出。以互联网工程师为例，该群体中认为“压力大”的占比达到72.27%；认为“压力小”的仅为0.8%。移动互联技术的高度嵌入使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带来的后果是工作深度地渗入个人生活，“996”“内卷”是城市白领经常谈及的话题。越来越被压缩的业余生活也让白领倍加珍惜对休闲时间的利用，他们试图重新夺回对身体和时间的支配权。马拉松、徒步走等健身运动的盛行并非偶然。
与此同时，城市白领的自我评价较低，不少城市白领长久困惑于工作意义的丧失，纠结于个人梦想的实现与被资本裹挟的无奈之间的痛苦。现代管理制度将白领群体的技术性工作予以降维，进行分解、量化、监控，并将之与责任和绩效绑定，使得个体的不可替代性降低。白领群体渴望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财务自由并摆脱高速运转的生活状态，但职业竞争的压力、同事关系的冷漠、上级绩效的考核，让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当他们为了未来而牺牲当下时，始终伴随着较强的自我怀疑和较低的成就感。
（四）弱阶层认同，强发展愿景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白领多将自己归入社会中层、中下层乃至下层，自我认同呈现出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根据CSS2019数据，城市白领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间层、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的比例分别为45.76%、33.45%和13.59%，而认为自己是中上层或上层的比例仅为6.27%和0.46%。
高等教育的普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城市白领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身份优越性和独异性不再凸显，群体所享有的社会声望有所跌落，一些城市白领将自己调侃为“码农”“打工人”，这是对自身“无产阶级化”的自我描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作为“被剥削者”的心态日益突出。
在很多城市白领看来，自己受教育时间长、工作压力大，但在现实中既无法享有体制内工作者的“安稳”保障，又难以像企业所有者那样获得别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学理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与白领自身心理认同之间出现了较大鸿沟，以至于相当一部分白领认为自己并不属于中产阶层，且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被中产”。
但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城市白领对于未来的愿景仍充满期待。CSS2019数据显示，城市白领五年后认为自己仍属于社会中间层、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分别为35.31%、16.38%和7.20%，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认为自己是中上层或上层的比例分别为29.04%和5.57%，呈明显升高趋势。这表明城市白领对于向上流动的预期十分乐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主渠道，拉高并强化了城市白领对于文化资本的“估值”。
二、城市白领群体的核心焦虑
焦虑大多指向的是个体性的情绪。而当某种焦虑情绪普遍存在于某一社会成员当中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中国城市白领的焦虑也具有中国发展阶段的典型特点。当前中国城市白领的焦虑更多体现为一种高速变动的社会环境下孕育而出的“悬空感”，突出表现在工作上的患得患失以及生活中的进退失据。它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城市白领尚未真正成形，自身积累有限；另一方面也源自该群体对中国未来发展预期的不确定感。
（一）向上流动的渴望与向下跌落的恐惧并存
城市白领进一步向上流动的难度很高，但向下流动的风险始终存在。不同于蓝领内部相对同质化的群体特征，白领群体内部是一个叠加起来的金字塔。这与工业社会企业岗位的层级制设定密切相关，每一个层级都有一定的人群规模及与之对应的收入水平。这意味着虽然顶部和底部的差异较大，但从整体来看仍具有一种分布上的连续性，每一个层级的白领都能看得到在其上部的人群，城市白领逐层向上看齐，用上层的身份符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企业也通过制度性的绩效和奖励制度激励推动白领沿着层层向上的路径攀爬。
对于城市白领而言，其职位晋升通常有技术路径和管理路径两条通道，技术路径需要其不断更新自身技术，提升能力水平。并且越往上技术路径的通道越狭窄，竞争压力越大。大部分人会在技术路径遇到障碍时转入管理路径。然而管理工作的可替代性较高，随时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同时，在行业竞争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同辈压力也更为突出。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大规模涌入，白领群体还将面临着更多的来自后辈的竞争压力。白领群体“不上不下”的现实境遇和“可下可上”的未来预期都让他们经历着地位威胁带来的高度焦虑。
（二）市场风险的增加与政策监管的趋严叠加
城市白领成长于社会分层快速形成的时期，他们感知到国家政策对个体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亲历了政策红利和市场红利的“造富”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很高的敏锐性。行业发展的不稳定性、资产结构的脆弱性和市场的高风险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白领群体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城市白领大多属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虽然收入不低，但并未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在企业的话语权有限，一旦企业经营面临困难，城市白领失业的概率并不比普通员工小。同时，金融产品创新的丰富和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市场风险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城市白领曾趋之若鹜的P2P资产、杠杆类资产、非官方备案资产等最终都造成了其财富的大量流失。
当前，国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政策的调整带来社会群体利益的大幅度变动，更加剧了白领群体的集体焦虑。此外，生活在大城市的白领群体其资产构成是以房产为代表的，多数已经购房的白领自身承担着较高的“房贷”，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资产的脆弱性较高。
（三）代内累积的不足与代际传承的压力共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流动速度较快，大量底层群体通过教育获得了向上流动的通道，但这种流动的基础仅是这一代人的积累，缺乏来自上一代人的支持和依托。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先赋性因素的资产增值速度远大于劳动收益的增值速度，这使得阶层的代际再生产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
随着房价的日益抬升，城市生活成本社会条件的快速变化正在“形塑”新一轮的社会阶层结构，城市白领进一步向上流动的基础性条件已然变化。此外，中国的城市白领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而紧密的“血缘”联系。很多城市白领的原生家庭属于农民阶层或工人阶层，他们父母的工作生命周期在国家并不富裕时期度过，属于终生低收入群体，他们常需要在经济上对其进行扶持；一旦遇到父母重疾等风险，城市白领的代内积累会被进一步消耗。
父辈占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会影响到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自身的成长经历使得城市白领对于子女的流动预期充满了担忧。在他们来看，为子女教育进行投资，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延续自己家庭社会地位的必要手段。“鸡娃”现象在城市白领中尤为突出，而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又反过来对自身形成了持续投资的压力。
（四）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与公权力管理边界的延伸对冲
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城市白领较为崇尚个体的自由独立，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CSS2019数据显示，很同意和比较同意“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之和的比例为47.74%，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之和的比例为64.69%，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时，最好是能忍则忍”之和的比例为67.48%。
同时，城市白领是互联网的积极参与者，网络不仅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重要的诉求表达渠道。CSS2019数据显示，很同意和比较同意“与电视、广播、报刊相比，互联网的信息更全面深入”之和的比例为80.72%，很同意和比较同意“互联网是目前最能表达民意和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渠道”之和的比例为66.09%，很同意和比较同意“互联网对政府工作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之和的比例为83.68%。这反映出城市白领对于政府权力介入个人事务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三、城市白领群体的内部分化
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城市白领的边界较为模糊，是一个相对松散的集合体。内部的异质性较大，多重交叉的结构性因素共同塑造了白领群体的分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白领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背景，使得该群体缺乏一致的群体认同、群体归属和集体意识。
（一）年龄层次的分化——新生代和老一代
从年龄层次来看，笔者将35岁以下的青年白领称为新生代“白领”，以“85后”和“90后”年龄段为主。与之相对应的是36～60岁之间，多出生于70～80年代的老一代白领。老一代的白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职业结构的变化，专业技术人员与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迅速增加，老一代白领凭借着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在市场中较早占据了先机，获得了有较好市场回报的体面的职业身份。
同时，他们在相对低位的价格时期购买了住房，且房贷已大部分还清，基本已步入稳定的中产阶层，中产认同度较高。其所面临的个体压力主要源于对子女教育和阶层身份传递的忧虑，即子女如何实现其家庭所处社会位置的再生产。
相较于老一代白领，新生代白领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结构性条件，他们获得稳定的中产阶层地位的难度加大，其内部的分化也更为迅速和剧烈。在职业发展上，绝大多数新生代白领在职业流动和个人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着比老一代白领更艰难的体制机制障碍。
在个人生活层面，新生代白领面临着更大的来自职业发展和个体生活的冲突，单身的青年白领存在不断推迟婚育的现象，已经组建家庭的青年白领则面临着个体发展与养老抚育的压力博弈。在社会交往层面，新生代白领的社交圈较为狭窄，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机会较少。
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新生代白领大量牺牲和透支当下的生活，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来自资本和雇主的压力时，慢慢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为弱势的一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老一代白领由于对新技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更倾向于在实质性的社交圈子中互动并形成政治态度，而这种实质性的社交有助于缓解心理和精神上的焦虑，同时也弱化了对社会政治的批判态度。而新生代白领因为社交圈子的匮乏，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构建陌生人社区来表达社会政治态度，而这种在虚拟空间的表达，往往因迎合网络舆论的极化特征，通常更具批判性和负面性。
（二）收入水平的分化——金领和灰领
尽管城市白领从整体来看，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其顶部和底部的收入分化较大。其中，收入顶部的人群又被称为“金领”，该群体多就职于劳动附加值较高的高盈利产业，例如房地产、互联网、生物医药和金融科技等。“金领”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其工作和生活状态是底层群体和普通白领向往的对象，其行为方式和消费品味对社会大众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然而，高收入并未转化为金领对生活的高满意度。互联网工程师是典型的“金领”群体，但笔者调研发现，在生活整体感受上，该群体比较满意的占比为24.2%、非常满意的占比为2.6%；在社会地位方面，比较满意的占比为17.6%，非常满意的占比为2.6%。
近年来，为了预防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家加大了对高附加值行业的治理整顿，“金领”所在的一些领域盈利率明显降低，超额回报机会迅速减少，这些行业未来将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过去的高速发展极大拉高了他们的社会流动预期，他们可能因为高流动预期和低流动现实之间的落差，从积极力量转化为消极力量。
白领群体里收入底部的人群被称为“灰领”。“灰领”的收入水平与蓝领相差不大，甚至低于一些高技术蓝领。事实上，在一些高端制造业，技术蓝领的收入超过普通白领已是常态，但对于白领而言，这种收入的反超却挑战了白领坚信的“成功梦”，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心态。随着高校的扩招，批量生产的大学生群体使得灰领仅存的教育优势逐渐消解，其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
“灰领”群体虽然算不上教育制度的胜利者，但他们毕竟通过激烈的竞争考入大学，然而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发现向上流动通道并非如他们设想的那般开放和畅通，继而出现了较强的失落心态，其社会不公感和不安全感都较普通白领更为强烈。职业发展的迷茫加上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使这一群体对“知识改变命运”产生了怀疑，而这种怀疑很容易引发社会底层群体的共鸣。
（三）行业领域的分化——新兴业态和传统业态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蓬勃发展，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职业层出不穷，城市白领的职业构成日益多元。因为这些行业大都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其发展面对着因市场环境变化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以室内空间、线下体验等生活新业态为主业的城市白领，其收入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职业发展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这使得新兴业态白领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对于自己的前途存在较大程度的压力和担忧，更容易因为社会心态的不稳定性，陷入一种联结匮乏、孤立边缘的状态。
传统业态白领在收入水平、价值观念和组织联结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新兴业态白领的特征。传统业态白领是工业化过程的产物，主要以服务业、房地产、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小企业主为主，他们所处的行业环境相对流动性较小，与之相对应的是边际收益递减带来的收入水平降低。他们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形成发展，这恰恰使得他们与体制的联结性更强，部分传统业态的白领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行业的稳定性成长为“组织稳定联系的群体”。
总体来看，传统业态白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行业发展越成熟，与组织联系越紧密；行业规模越扩大，谋求走进体制的意愿越强烈”的特点。这一特点既有传统业态白领自身的原因，也有近年来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主动作为的因素。传统业态白领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国家发展前景”具有较高的期待，也渴望拥有政治参与和贡献现实社会的机会，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
（四）城市规模的分化——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居留在大城市的白领享有更为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平台，更为丰富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更为发达和繁荣的休闲娱乐生活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这些特点无不与城市白领的拼搏精神与独立意识相契合，很多白领希望能够在大城市寻找机会。但相应地，他们也要受到大城市住房压力较大、生活成本较高、户籍准入限制等方面的约束，以及忍受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宜居条件较差等现实状况。
在特大城市，住房在白领群体的生活机会中尤其发挥着关键作用；住房往往对白领的日常消费形成挤压效应，城市白领为了尽快筹齐首付或偿还月付贷款，不得不压缩自己的日常开支，甚至放弃自己在继续教育投入方面的开支。住房已然成为阶层分化的关键指标，成为阻碍年轻白领中产化的“阶层壁垒”。面对“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境况，一些城市白领选择离开大城市，回到故乡或中小城市谋求发展。
相较而言，中小城市的白领群体的生活压力要明显小于大城市，尤其是工作压力和住房压力较小。在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方面，由于其在当地的收入优势更为明显，其消费意愿更强、消费水平也较高。
在阶层认同方面，中小城市白领生活满意度更高，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更强。在职业发展方面，由于中小城市产业结构相对较为单一，诸如IT、金融、国际贸易、影视传媒等白领从业集中的行业在小城市难以发展成熟，白领的就业空间相对较小。
此外，中小城市的白领更容易受到“关系社会”的束缚，其资源获取渠道也受此影响。这对很多向往自由、个性与私密生活的城市白领来说是一种“人际折磨”。中小城市“庸堕型生活方式”的存在，也使得白领群体容易出现躺平心理和避世心理。
但无论如何，在中小城市，城市白领赖以为傲的文化资本仍能发挥较大作用。有对“洄游青年”的研究表明，城市白领回到家乡后，大多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原来大城市的“灰领”晋升为中小城市的“金领”，或进入体制内成为“国家干部”。这表明：知识能否发挥作用，不仅受到知识储备量（学历）和储备方向（专业）的影响，也受到空间地理位置的影响；城市白领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当地知识存量的平均水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作者：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袁晶（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