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晨光
原协和医学院教授
在封控三年后，国内疫情管控终于逐步放开。感染人数急速攀升的今天，非重症感染者是应该选择居家还是去方舱集中隔离？这原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依然在困惑着公众。
作为一个常年往返于中美两国的“商务人士”，过去两年我经历了感染新冠、无数次航班熔断、并在上海被集中隔离四次等遭遇。
除非重症才需要就医
2020年7月10日（周五），我从中国返回美国家中。后一周的周四，我感觉浑身肌肉酸痛；因之前一天（周三）我女儿已经有轻微发烧症状，我怀疑是感染了新冠。回到美国早晚是要感染的，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美国检测新冠病毒不那么容易，网上预约，通常要排到几天后，一周都不一定拿到结果。我女儿约到一个地方做了检测，被告知7天左右出结果。
随着出现轻微发烧并失去嗅觉，我更肯定自己是新冠感染。第三天女儿的结果出来，是家里最早确诊感染的。我爱人（无症状）在工作的医院做了检测（家中有出现新冠症状者同住，公司有此要求），结果为阴性；直到又隔了一天出现类似症状再去检测时才确诊阳性。那时我除了嗅觉尚未恢复，其它的症状基本都已消失，检测结果也显示为阳性。
溯源也很简单，女儿在接我回家的第二天去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参与聚会的来自纽约的一对夫妻当时已经有症状，聚会第二天返回纽约检测确诊感染。
从时间上计算，周六我女儿暴露于病毒，后面3天左右是潜伏期；这期间我先被感染，进而全家被感染。根据美国疾控的要求、这种情况要居家隔离，除非重症需要就医。
我和家人均没有需要去就医的严重症状，只是在家服用一般感冒药物缓解症状。确诊感染后最关心的问题是何时算康复、可以出门。打电话给医生，被告知是症状消失5天后，疾控的答复则是2-3天即可。
其实说不出门，指的是不去人多的购物商场等公共场所，并非真的家门不出，在附近街区散步还是可以的。
外出时戴着口罩，防止病毒传播给别人，这也是其它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的指南性操作。隔着马路和邻居聊天并告知自己被感染了，邻居也没被吓跑。
康复后我要返回中国，但因中国限制持有商务和旅游签证的外籍人士入境，由此进入等待期，直到9月底重开两类事由和相应签证的外籍人士入境。不走运的是，我的签证就在那天过期了。再次走完领馆的所有申请程序，拿到签证并购票登机，已是2020年12月底。上海入境后，开始了疫情以来在中国入境的4次集中隔离的第一次。
那时的政策还是14+7+7，入境地集中隔离14天，目的地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后来发展到国内一些地区对感染者、密切接触者或者中高风险地区的民众也采用类似管控措施。
从那时到现在，我9次中美行程，中国入境4次，4次被集中隔离；入境美国5次，但没被任何形式隔离。即使隔离，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哪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
早期的认知已经不适用当下
在疫情三年之后的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范畴，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并且每种措施的支持者都声称自己掌握科学证据。但抛开口水战，我们不妨从另外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看隔离是否必要。美国疾控中心对哪些传染病分别需要什么程度的隔离措施有明确规范，但集中隔离在美国传染病史上只有1918年大流感期间实施过。
疫情刚开始后不久，WHO主任谭德塞访问北京，看到武汉等地疫情在严格管控下被遏制的情形，盛赞中国的抗疫措施。疫情初期，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隔离，从医学角度看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在面对一种新的传染病，尤其感染后导致特定群体高死亡率（现在我们清楚认识到新冠基本上只在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群体有较高的死亡风险）的时候，除了支持性治疗和观察研究外，我们能做的有限。
人类缺乏对这种病毒的认识，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更没有疫苗，但可能有的是恐慌和民众对医疗机构的挤兑压力。
建立收治感染者的方舱医院，并非中国首创，早在百年前的大流感期间就已经开始。而获取第一手关于新冠病毒和患者的资料，及时发布病毒序列，探索和建立新冠肺炎诊疗手段和标准，中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但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各国政府迅速投入医疗资源，在掌握病毒流行规律后，制定出相应防控措施。特别是经历过2020年第一波感染和死亡高峰后，疫情形势逐渐明朗。英国率先于2021年中旬解除大多数紧急状态下制定的防疫限制，随后多个国家和地区跟进。
时至今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民众生活基本已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欧美等地从去年就恢复大型体育比赛，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卡塔尔足球世界杯，都是疫情实际意义上几近结束的标志。
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坚持疫情之初和中期的集中隔离，积极意义就极为有限了。
不要迷信方舱式的集中隔离
再来看集中隔离对遏制疫情蔓延是否更有效。
2003年SARS疫情的爆发和最终结束被归功于严格实施的防疫措施。我们没有从SARS疫情获得更多的科学防疫认识，反而增强了人类可以靠严格防疫能够消灭各种病毒的“信心”——它实际上是一种错觉。
人类的社会属性让感染人的病毒也有了社会性，理论上，切断了社会活动病毒也就无法传播，这是支持并主张集中隔离的人的主要理论依据。
支持集中隔离方案的人们经常拿新冠疫情初期的香港当作成功的例子，把这个人口密度高、且和大陆有密切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的地区当时没有爆发大规模疫情归功于集中隔离措施。但看一项政策是否有效，不仅要正着看，也要反着看；不仅要看预测，更要看总结。
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回顾审视香港的集中隔离政策是否有效。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一样，疫情开始以来，对入境和本土阳性患者均采取集中隔离措施。在经历了今年上半年疫情爆发之后，最近香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疫情管控政策不断放宽。
在此有必要对比提及另一个城市新加坡。无论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新加坡和香港都非常近似。数据表明，新加坡和香港报告确诊感染人数近似，都在201-220万之间；但香港报告累计新冠死亡10731，新加坡为1703。感染死亡率有6倍以上的差别。
那么，是因为防疫措施上新加坡更为严格吗？其实不然，尽管两个地区最初都实施了严格的入境隔离政策，但新加坡对本国常驻居民并无集中隔离政策要求，对外来劳工也仅要求感染者在住所自行隔离。
那么，是新加坡疫苗接种率更高吗？也并非如此，香港疫苗接种率也不低。但要提到的是，新加坡和香港接种的疫苗种类是不同的，前者几乎都是mRNA疫苗，而香港相当一部分民众接种的是灭活疫苗。
集中隔离政策支持者还强调过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大陆城市人口密集。但大陆有多少城市的人口密度超过香港和新加坡？更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证据表明居家隔离做不到的在集中隔离点能做到。
支持集中隔离的人常引用的一条证据是社区环境、家庭通风、下水条件等无法确保周围居民的安全，采取集中隔离的策略是考虑到现实的情况。真是这样吗？
就以入境集中隔离为例，上海三月底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源头之一就是入境隔离酒店。笔者四次入境隔离有三次向管理人员投诉房间时不时飘进来烟味，说明像酒店这种集中隔离点根本做不到独立通风和独立上下水。况且目前并未找到可靠证据证明新冠能通过这些渠道传播。
在环境条件方面，有些地方的实际情况甚至与集中隔离支持者认为的相反：很多方舱和隔离点临时搭建或改建，卫生条件堪忧，且方舱式的集中隔离更可能增加其它传染病交叉感染的机会。
疫情初期，多数国家采取的一些限制社会活动的措施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压平感染曲线。也就是，在事态不明朗的情况下保护医疗资源不被新冠患者挤兑而出现其它疾病患者得不到救治的情况，而并非为了消灭新冠病毒。
接受病毒成为流行病的事实，找到最佳的防控措施，允许感染在可控前提下发生，避免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时至今日，新冠防疫手段百出，但遗憾的是，管控的目的是遏制病毒传播，但管控的对象却是人，新冠病毒漫无目的地在变异。通过隔离手段切断病毒传播的努力，随着病毒从阿尔法到德尔塔再到当前的主导毒株奥密克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有限效果。
感染新冠后是否可以居家？最近网上一些“专家”在讨论的这个问题让笔者无言以对。呼吸道疾病感染后本来就是建议居家，把确定性的内容加个问号不是真问题。
病毒学家常荣山：奥密克戎趋于流感化，新冠乙类管控已具备可行性
文/常荣山 病毒学专家，凤凰网《肿瘤情报局》特约专家
核心提要
1. 多国数据研究表明，目前新冠致死率与流感相当。权威的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播性较强，但主要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少部分则有流感样症状。流感样疾病的症状包括发烧、食欲不振等，这些症状不需要去医院，可自愈；但老人和小孩等易感类人群需格外注意。
2. 根据过去四个月的数据，中国内地感染者已突破50万，目前重症累计报告119人，重症率万分之2.1；以感染者为基数的病亡率是万分之0.129，即10万分之1.29，奥密克戎流行株的感染死亡率已经降为流感的三分之一。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屏障，尽管奥密克戎在多地发生了万人以上规模的流行，但是流行病学指征已经低于流感。
3. 新冠乙类管控已具备可行性。现阶段，非药物干预措施，如封控城市、限制人流等方式虽然可以缓解疫情，但是并不必然能制止流行病蔓延。现在的紧要任务是完善基层分级诊疗、60岁以上老年人群加强接种新冠疫苗，形成和乙类传染病危害对等的免疫屏障，逐步退出对新冠的甲类管控。
编者按：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防疫“新10条”，宣布跨地区流动不再查核酸、健康码，无症状、轻症可居家，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连续5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确保群众看病就医、紧急避险等外出渠道通畅。据《北京日报》日前报道，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分会主任委员谷晓红表示，数位专家已达成共识：新冠肺炎应更改名称，改为新冠病毒传染病。
近段时间，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力减弱的话题受到广泛关注。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表示，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证实，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进化分支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明显减弱。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肺炎或重症比例比流感低。
目前，内地、香港疫情的真实数据是否已经接近流感？新冠疫情流感化是否意味着新冠乙类管控已经具备可行性？如果降级管理，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美国流行病学权威专家为何说新冠致死率与流感相当！流感样疾病正在成为流感与奥密克戎的共同症状
12月6日，新冠分子流行病学权威专家美国HHMI的Trevor Bedford发推文说，他通过英美疫情监测数据和模型，估算出目前新冠病毒感染致死率为0.07%。如果把计算死亡伴有COVID改为因COVID而死亡，IFR约为 0.04%，致死率与流感相当。
Bedford教授没有注明的是，这一切均是在目前美国已经建立的免疫屏障（疫苗高接种以及高感染）的基础上得出的数据。
流感样疾病(ILI)，也称为流感样综合征或流感样症状，这些症状包括了发烧、颤抖、发冷、不适、干咳、食欲不振、身体疼痛和恶心；是可能的流感或其他疾病导致的一系列常见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是由免疫系统激活释放的细胞因子引起，因此相对不具体，患者自己很难判断，医生更多的是依靠患者的自述，仪器检查也很难派上用场。
流感样症状是不需要去医院的。如果青壮年人有ILI，发热，伴有肌肉疼痛，不能睡觉，时间不长是会自愈的。这部分人群做到少出门、少聚集，少去医院，以免发生聚集性传播给老人、孩子，他们是流感易感人群，部分人群会患重症流感，死亡率是10%。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局统计，2021 年全国（不含港、澳、台湾）共报告流行性感冒 668246 例，死亡 4 人，报告发病率为 47.4008/10 万，报告死亡率为 0.0003/10万。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知名专家童朝晖说：“我们从临床观察到奥密克戎的传播性比较强，但是它主要还是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也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中低热，然后嗓子不舒服、咳嗽，主要集中在上呼吸道。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北京的一线，到定点医院去查房会诊，真正的因为新冠肺炎导致的需要住院、需要插管上呼吸机的也就三四例。”各地方舱医院中收治的“无症状感染者”中，像童教授描述的上呼吸道的ILI占比很少，大量的核酸检出阳性的病原携带者并没有处于感染期，少部分具有流感样症状。
过去4个月的新冠流行病数据表明，内地的新冠感染死亡率，已经降为流感的三分之一
截止11月26日，自8月7日起计算的本轮疫情(奥密克戎Ba.5），全国大陆地区感染者已突破50万，目前重症累计报告119人，目前在医院重症109人，重症率万分之2.1。随着感染人数样本的增加，重症率比22日的万分之2.7又继续有明显下降。
其中，累计不幸死亡7人，最年轻的81岁，最年长的91岁，据报告的直接死因绝大多数没有“新冠肺炎”，均为严重的基础病。至此，中国大陆地区本轮疫情（自8月7日起）以感染者为基数的病亡率是万分之0.129，即大约10万分之1.29。
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2022年至今全球新增确诊 356,026,788 例，比2021年全年新增确诊多 151,567,020 例。2022年至今新增病亡 1,202,338 例，占累计总病亡数的18%。
据最新消息，美国今年流感季至少有870万人感染，已致近8万人住院，14名儿童死亡。
综合了全球新冠以及流感数据，汇总出下表2。
表2奥密克戎与流感的流行病学数据比较
除了感染率仍然高于流感以外，亚太地区中、日、新加坡三国的奥密克戎流行株的重症率、重症死亡率、感染死亡率都已经低于了流感。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感染死亡率，已经降为流感的三分之一。
2020年1月，新冠刚被发现就列为了乙类传染病； 预判出其未来可能会极大的流行，中国政府果断的打破常规，提出“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管控”；后来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个举措是非常正确的。但反观疫情发生的三年来，在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接种有效疫苗、形成免疫屏障方面，进展极为有限，留下了不少遗憾；经常是，一地发生疫情，首先关闭的是”发热门诊”零售药店，那么“早发现”从何谈起？疫苗研发也是一窝蜂，批准的很多，效果也是“各自表述”；到了最近，公众更是无所适从。
截至12月5日，内地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44454.8万剂次，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屏障。这才能部分解释，自奥密克戎首次在天津市流行以来，尽管在吉林省、上海市、北海市、三亚市、广州市、重庆市、北京市先后都发生了短期内的万人以上规模的流行，但是，流行病学指征已经低于了流感。
新冠乙类管控的可行性
甲类传染病的特征是，传播力强、致病力也强，疫苗效果有限。
传统上，只要有了有效的疫苗，传播力再强的流行病也是可控的。同样是RNA病毒，传播力强的甲肝病毒，就是依靠疫苗逐步给控制住的。
图1 1990-2021我国甲肝人数与疫苗接种
图2 2009年到2019年流感疫苗的疫苗有效性（VE）数据
由于流感病毒存在持续性的抗原变异，免疫逃逸能力强，导致了疫苗接种后保护力维持时间不长，所以几十年来，都是季节性接种流感疫苗。通俗来说，流感疫苗是预防疾病导致的重症，但是不能非常有效的预防感染，从上图2可以看出，流感的VE在10年间只有50%，也意味着流感疫苗的突破感染率是比较高的。
在普遍接种新冠疫苗的表2中的三个亚太国家中，新冠的重症率、致死率都低于了流感 ；而在武汉疫情期间，这两个指标是远高于全球的流感流行的重症率、致死率的。这些数据也说明了尽管使用的时间很短，但是，新冠疫苗在预防疾病上的VE，不仅超过了甲肝疫苗，还超过了流感疫苗。
对我国来说，真实世界数据表明，我们的两率下降（死亡率与重症率）也是与此成正相关的。有效的疫苗是防控乙类传染病的利器，乙类传染病，如肺结核、登革热、出血热、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细菌性痢疾、伤寒、百日咳、猩红热、布氏杆菌病、淋病、梅毒等等有26种。
这些乙类传染病中，在具备了有效疫苗的情况下，首先是使用疫苗减低感染率，然后通过多年的非计划免疫接种，逐步控制这些病毒体造成的疾病对公众的伤害 ，所以说，封控、隔离等非药物干预措施（NPI）作用有限。
非药物干预措施（NPI） ，通过封控（LOCKDOWN）城市、限制人流来减少人群中的接触率，从而减少了病毒的传播。但是，现代社会的分工、配合异常繁杂，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人流物流都是最必要的生活所需，任何一种孤立干预措施，都很快速的使一个城区失去流动性，因此，封控对减少病毒传播的有效性会在短短几天内就被由此而带来的次生灾害抵消了。 封控下的仅存的流动性如果由地方政府来承接时，无论是资源还是人手都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将人口千万以上的“超级城市”整体封控时，这一般会导致几个省甚至全国的供应链受损，制造业、信息业、旅游业受当前中，本城的这些行业立即萧条，修复一般需要3倍的时间，如果相隔半年来出现2次封城，本城的GDP增速会下降五成或以上，深圳、广州、上海、重庆、天津大抵如此。
封控可以缓解疫情，迫使病毒降低了传播速度，但并不必然能制止流行病蔓延 ，它只是减少高峰医疗需求，同时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感染而引起严重疾病的人群；封控事实上也造成了一个城市在一年中一次又一次被间断性侵袭，导致城市经济上的流动性衰减，这个可以从地方财政收入、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变化直观的看到。
隔离那些只是某种技术检出的“病原携带者”，效果是抑制，抑制“单项指标检出阳性”的人数增长，减少这种“阳性”总数的增长，将其压制在较低水平，并无限期维持这种状态；实际操作中发现，那些不处于感染期的阳性数目字在一次再一次的“突防”中，数量是增加的，但是，感染导致的疾病并未同步增长，原因就只能是，流行株致病力的下降了。
疫情初期，各国在2020年也采取过封控，最佳的缓解政策（结合对可疑案件的家庭隔离，与可疑病例住在同一家庭的人的家庭隔离，以及老年人和其他罹患严重疾病风险最大的人）可能会使高峰期医疗需求减少2/3，并且死亡人数减半。但是，由此减轻的流行病仍可能导致数百成千上万的死亡和医疗系统（如重症监护病房）不堪重负。
甲类管控的核心是“封控Lockdown”/“集中隔离”，在逐步使用疫苗、流行株致病力下降到了流感水平的背景下，可以说是弊大于利了。中国有句古话说，“大疫不过三年”，不得不说是先辈们经历了数次疫情的总结，不能不说对当代仍然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是时候考虑，在完善了基层分级诊疗(特别是发热门诊建设），紧急完成60岁以上老年人群加强接种，形成了和乙类传染病危害对等的免疫屏障，再次降低重症率这样的几个步骤下，逐步退出甲类管控。
最好有个时间表，以消除国人群体心理上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