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头图来自:《突如其来的假期》


美剧《小谢尔顿》里有一段台词,讲述了“打工人”的心声:


“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我工作只是为了钱,可钱还少得可怜。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情况完全没有改变。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尽。”


这种心态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许多人认为这是人生难免的无奈,也有人将之视为负面情绪,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看来,“一个年轻人觉得工作没价值,是正能量,因为他心有不甘。”


现代社会以城市化带动,城市化意味着生活的宽广乃至无限可能,但工作时间越长,生活时间就越短,这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冲突。一个人在这样的冲突中,仍然保留着对生活的憧憬与“不甘”,是很值得赞美的一件事。


我们身边的许多人,从小就在一种既定的轨道里生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完全是无缝衔接的状态。而这种“无缝衔接”也被视为最理想的模式,中间如果出现空白,反而时常被视为走了歪路。同时,因为始终没有离开既定轨道,也习惯了轨道内的奖惩,所以许多人并没有自我生活意识,反而在高压状态下一步步走向透支。


梁永安曾经说过一段引发争议的话,他说“啃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经常跟家长说,其实你孩子毕业以后,不要忙着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理想工作,要给他一个探索的机会。”


这段话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有些人觉得梁教授不食人间烟火,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不知道许多年轻人“无老可啃”。其实无需如此绝对化去看待一种观点,梁永安自己也说过,是否“啃老”因人而异,比如“一个学生来自乡村,为他上学,甚至整个家族都在为之努力,这个时候就不太提倡‘啃老’了,因为他要去挣钱,这是一种伦理性的选择。


其实梁永安这两年常常为年轻人发声,也相当敢言。他曾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代际,因为结婚代价太大,单身反而活得轻松,社会应该对一部分年轻人的不婚不育持包容态度。他还认为年轻人社恐不是坏事,毕竟很多社交都是无效的,是在浪费人生,社恐可以有更多时间关注自己的内心。


至于将梁永安提出的“啃老”与“躺平”划等号,也是误解。他定义的“啃老”是“gap year(间隔年)”概念,是希望家庭条件允许的年轻人不要着急找所谓的理想工作,并非不劳而获。而且,即使“间隔年”对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显得奢侈,人们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获取同样的心灵自由。


“gap year(间隔年)”概念源于英国,最初是贵族子弟的“壮游”( The Grand Tour )16~18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大陆兴起,去欧洲大陆游学成为英国贵族青年的风潮。后来,这个概念逐渐引申为升学或毕业之后工作之前的长期旅行,让年轻人在毕业后,不急于踏入社会,而是用一段时间来体验与自己原有生活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经历巨大震荡,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新思潮冲击着年轻人,“嬉皮士”们以流浪生活反对主流社会的虚伪不堪,对抗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他们在印度等地的“流浪”,就是一种对自身存在的追寻。


1967年,尼古拉斯·麦克莱恩-布里斯托成立了一个教育信托基金,开发间隔年志愿者的就业市场,使得间隔年拥有了独立旅行和志愿者就业这两个基本体系要素。


之后的间隔年,并不仅仅是游历和工作,还催生了许多人类社会的“经典”。比如英国人托尼·惠勒在长途跋涉来到亚洲后,写下《穷游亚洲》一书,也是“孤独星球”系列的第一本书,独立旅行市场也因此形成。


1978年,威尔士王子和约翰·巴拉什弗-斯内尔上校开启“德雷克行动”,沿着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当年的足迹游历全球,为雷励国际打下基础。1984年,雷励国际成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年“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也即将成年,英国经济也走出萧条。间隔年成为旅行市场的重要部分,也变成人生的一场仪式。


进入2000年后,间隔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全球化风潮,甚至一度成为旅游市场增长最快的版块。


从历史脉络来看,“间隔年”被社会所鼓励,最终称为西方国家常态,主要是在二战后发端。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年轻人通过“间隔年”实现的旅行和文化交流,有助于年轻人的包容心态,实现人类层面的共识,以避免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


也就是说,“间隔年”的本质是多元化,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轨道:你可以将间隔年定为一年,也可以是半年或两三年;你可以在间隔年里选择纯粹的自由旅行,可以漫游城市,也可以背包探险;你可以选择一边旅行一边打散工,还可以选择去其他国家找一份不太一样的工作,或者成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你可以选择呆在家里,潜心于自己的某样兴趣爱好,当然,你也可以放弃间隔年,选择直接去工作。


这才是“间隔年”的最大意义所在,它提示着每一个年轻人:人是应该有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应该出自内心。正常的人生,从来都不是“被规定”的模式,也不是“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的状态,而应该是多元化状态下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认同。


“间隔年”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一个年轻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体验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培养自己的国际视野,继而更加懂得包容和开放,在旅途中面对各种突发事件,这一切都有助于未来的人生。


但如果将“间隔年”完全视作“提高自己”的尝试,甚至是申请学校或找工作时的筹码,那就显得过分功利,反而消解了“间隔年”的本意。它不是为了让人找更好的工作,而是让年轻人寻找自身的存在价值。


2019年,我曾在捷克的火车上偶遇一个当地年轻人,他原本就读于捷克最古老的查理大学,但他却选择从这所欧洲一流大学休学,在捷克寻找乡间的巴洛克风格老建筑。这种选择如果放在中国家庭,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起码父母这一关就过不了。但那位年轻人显得很轻松,还告诉我家人如何如何支持他的选择。


这是一种非典型的间隔年,不是什么毕业后的仪式,但却体现了间隔年的真意。一个中国年轻人就很难选择这样的方式,因为长时间的大学休学,是一种社会普遍认知里的“异类”行为,不但得不到多少认同,甚至会让家人痛心疾首。


近年来,也曾有一些中国年轻人选择间隔年,寻求生活方式的接轨,他们多半是留学生,或是利用留学前的间隙。对于大多数同龄人来说,间隔年仍然是奢侈的人生选项,甚至是不可能操作的选项。因为间隔年会让人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影响许多工作选择和考试选择,甚至因为比别人“慢一拍”而影响日后的晋升渠道。


这也恰恰印证了梁永安所说的,中国年轻人往往只能选择一种既定的人生轨道。社会的容错率很低,低到哪怕是晚了一年就业,也会被贴上一些标签(比如“不成熟不懂事”)的程度。这样的“传统”,才是间隔年的最大阻碍。相比之下,经济压力反而不是最大的因素,就像很多人之前认为生育率的下滑主要是经济问题,却无法解释同处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同样陷入生育低谷一样——它实际上是文化问题。


当然,这两年更多人遭遇的是被迫的“假间隔年”——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呆在家里。还有一种更让人哭笑不得的间隔年,那就是呆在家里复习一年然后考公。


但是,中国年轻人真的不能拥有间隔年吗?如果间隔年的本意是让人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那么,形式或许就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内心才是关键。


即使是家庭生计所迫而选择就业的年轻人,也可以在有限的闲暇里为自己寻找一些开阔视野的方式,比如每天抽一个小时来阅读,同样是一种“间隔”


许多年前,九个子女悉数成才的梁启超就非常前卫地提出过间隔年的概念。他曾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


“大多数家庭条件一般的青年,完成学业之后立刻就得挣钱养家:赡养父母或者抚育资助弟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就没有太多选择,不管什么职业、什么岗位,有的做就得做,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好在你们不需要面对这种压力,即使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索性跟着我‘再当一两年学生’也不是坏事。如果为了一味追求经济独立,而勉强就业,去做不合适、不喜欢、不愿意做的职业,以致‘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痛苦,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管是否为稻粱谋,一个人都应该对梁启超的这段话有所体会,在自己的人生中腾出一些空暇,去寻觅一些光亮,这就是最好的“间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