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秋以来北美儿童呼吸道疾病激增，这让人们开始担心，在新冠大流行最初几年里孩子们是不是被保护得太好，因此免疫力有所下降。对于场所内大量消杀、进行了长时间社交隔离的中国家庭来说，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疑问。大西洋月刊的科学作家凯瑟琳·吴采访了多位微生物学家，了解新冠防控对孩子们可能的影响。以下是她的报道。
文：凯瑟琳·吴（Katherine J. Wu）
据大西洋月刊12月5日报道 2021年春天，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布雷特·芬利（Brett Finlay）向世界提出了一个大胆而令人担忧的预测。他告诉《连线》杂志：“我的猜测是，五年后，我们将看到大量患有哮喘和肥胖的孩子。”他说，这些孩子将是“新冠孩子”：那些在危机最严重之前或期间出生的孩子，当时新冠病毒到处都是，所以我们给所有东西做清洁消毒。
芬利的预测并非毫无根据。正如詹姆斯·汉布林（James Hamblin）去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所写的那样，我们的健康依赖于与生活在我们体表或体内的数万亿微生物的持续对话。微生物群对于消化食物、训练免疫系统，甚至是润滑认知功能的齿轮至关重要；没有哪个身体系统不受到这些微生物的影响。这种微生物与人的对话始于婴儿期，生命的前三年左右十分关键：细菌必须在婴儿体内定居，然后双方需要在生理上保持同步。西北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凯瑟琳·阿马托（Katherine Amato）说，在这段时间内的重大干扰“会使系统失衡”，并增加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患上过敏、哮喘、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
这种干扰来得越早、越强烈、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抗生素会摧毁微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接受大量抗生素治疗的婴儿出现这类问题的风险更大；剖腹产出生的婴儿、用配方奶粉喂养的婴儿或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长大的婴儿也大致如此。如果大流行时期采取的防控措施带来了干扰，那可能会给很多小孩带来麻烦，他们可能在持续努力将有害微生物拒之门外的过程中失去了有益微生物。
在芬利最初的预测过去一年半多后，孩子们回到了日托所和学校。人们不再与人群保持距离。如果现在席卷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呼吸道病毒疾病的浪潮是某种迹象的话，那就是代表着微生物又一次在宝宝们的小手和小嘴间盘旋了。不过，研究人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弄清楚新冠大流行初期的过度清洁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不同”并不一定是“不好”
罗格斯大学的微生物学家玛丽娅·贝罗（Maria Gloria Dominguez Bello）说，目前，“我们还处于猜测的阶段。”科学家们不知道在我们的一生中，哪些行为会影响我们体内菌群的组成。像肥胖和哮喘这样的慢性疾病也需要时间来显现。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儿童中呈上升趋势，即使是这样，研究人员也预计至少在两三年内不会看到这种信号，甚至可能更久。
芬利坚持自己最初的预测，“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变，我相信我们会看到效果，”他告诉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伦敦大学学院的医学微生物学家格雷厄姆·鲁克（Graham Rook）说：“我认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鲁克告诉我，如果这个十年的中期平安无事地过去，“我会非常惊讶。”
不过，其他研究人员并不那么肯定。“我不认为一代孩子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人类学家、微生物组研究员梅丽莎·马努斯（Melissa Manus）说。一些科学家甚至在思考，大流行的连锁反应是否可能提振了新冠一代儿童的微生物群。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微生物学家马丁·布拉泽（Martin Blaser）告诉我，“如果幸运的话”，哮喘病和肥胖症的发病率甚至可能在未来几年有所下降。
在谈到大流行的潜在后果时，研究人员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新冠婴儿无疑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婴儿期；总体而言，他们的微生物群看起来必然非常不同。然而，不同并不一定是坏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埃弗莱姆·林（Efrem Lim）说：“并不是只有一种黄金微生物群。”
利兹·约翰逊是康奈尔大学专注于婴儿营养的微生物组研究人员，以她的三个儿子为例，他们分别出生于2018年3月、2020年8月和2022年3月。这三个孩子都是在同一家医院，由同一名助产士协助下顺产出生的；然后他们都进行母乳喂养；他们都没有接受早期的抗生素治疗。尽管如此，“他们都是由不同的微生物群开始的，”她告诉我。
这可能完全没问题。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群体中，微生物群的差异很大：人们可以携带数百种细菌，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可能没有重叠。细菌群落就像食谱一样——如果你手边没有一种食材，通常会有另一种食材代替它。
约翰逊的次子卢卡斯的出生经历与他的哥哥完全不同，甚至在很多方面与他的弟弟也完全不同。卢卡斯出生在一个所有人都戴着口罩的产房里。在他出生后的几天里，没有家人来医院看望他。他的兄弟们在刚出生的几个月里就和母亲一起坐飞机在世界各地出差，卢卡斯却没有离开。“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出生了，”约翰逊告诉我。但在他出生的头两年里，卢卡斯仍然用母乳喂养，和家里的家人以及日托所的其他孩子有很多接触；他在绿地中嬉戏。过度谨慎和不够谨慎都会有代价，“所以我们只是试图平衡一切，”约翰逊说。归根结底，科学家们不知道接触多少微生物才算足够。
最受打击的是哪些家庭？
在新冠一代婴儿中，情况也不会整齐划一，这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在大流行最严重的时候做出的决定——而这本身取决于他们拥有的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西北大学的阿马托最担心的是，有些家庭可能将一系列消毒行为与更常见的微生物组多样性剔除措施结合在一起：剖腹产、配方奶喂养和抗生素使用。曼尼托巴大学的婴儿健康研究员梅根·阿扎德（Meghan Azad）告诉我，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些初为父母的人可能会更难以母乳喂养，因为在那会儿更难获得面对面的喂养咨询资源，就业也不稳定。许多人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长期不良饮食和压力，这也会削弱微生物群的健康。
鲁克告诉我，部分问题在于，许多这些风险因素会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中不成比例地聚集在一起，而这些人的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往往较低。他说：“我担心这将进一步加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健康差距。”
许多家庭则处在中间地带。也许他们会经常给房间做消杀，但在家里工作时，他们也许更容易进行母乳喂养，也更容易做出健康的饭菜。也许他们的孩子没有去托儿所，但他们有更多时间在后院打滚，身上涂满了他们感染流感的小狗的口水。科学家还无法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计入一个可以总结为健康或不健康的等式。
即使没有额外的户外活动或狗的口水，埃弗莱姆·林也不太担心。林有一个一岁半的女儿，他告诉我，我们“每时每刻都暴露在成千上万的微生物中”。多洗几次手、戴口罩、呆在家里，这与抗生素带来的打击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即使是那些与世隔绝的孩子“也不是生活在泡泡里”。孩子们做出的一些牺牲甚至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不再上托儿所或幼儿园的孩子可能会避开一大堆其他病毒感染，否则他们可能会得到不适当的、破坏微生物的抗生素处方。与前一年相比，2020年门诊环境中的抗生素使用大幅下降。而当抗生素使用减少时，哮喘发病率也会下降。
芬利和其他人仍在密切关注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信号。最危险的可能是那些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就进入了“超卫生模式”的家庭的孩子，在这个时期，微生物对于正确校准免疫系统的抗病原体警报至关重要。错过了这些机会，我们身体的防御细胞可能会把敌人误认为盟友，或者反过来，引发特别严重的感染或自身免疫疾病。芬利说，对于婴儿来说，这种变化可能很难逆转。但其他专家希望，某些微生物损失仍然可以通过饮食、户外活动和社交来弥补，理想情况下，越快干预越好。
密歇根大学的微生物学家阿里安杰拉·科齐克（Ariangela Kozik）说，关键是，人们为保护家人免受病原体感染所做的种种努力并不是错。
当疫情开始时，科齐克现在7岁的儿子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即使在疫情风声鹤唳时，他也学会了在泥土中打滚和和家里的两只狗玩耍的乐趣。科齐克告诉我：“我们讨论过，不是所有的细菌都是一样的。”她的儿子还养成并保持了一种让他的母亲感到骄傲的习惯：每天，当他放学回家时，他会径直走向水槽洗手。“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科齐克告诉我，“甚至没有人要他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