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者聚集在曼哈顿中国领事馆对面的街上集会。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6岁的李焕洁（音）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心她的家人。她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心与他们分享这种恐惧。

自中国爆发了广泛的示威活动，李焕洁就没有再跟她远隔重洋的亲人说过话，她在中国东北长大，并在六年多以前移民皇后区。

“我不想他们被误认为是在跟外国人谈论中国国家安全，”李焕洁说。

随着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席卷中国，纽约华人和更多华侨都在观望和等待。

顾虑太多了。他们害怕随着再次开始的封锁，他们的家人将再次面临食物短缺的处境。他们等待着参加示威的友人重新在网上露面。他们试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交流，并躲避审查算法。

但他们不能与在中国的所爱之人公开分享这种忧虑，甚至不能谈论抗议。他们说，尽管中国互联网审查机器难以遏制网上不满情绪的膨胀，但风险还是太大了。

“我们只会说：‘小心点’，或是‘吃的够不够？’”李焕洁说。“我们只能一遍遍重复这些话。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明白我想说什么。”



抗议者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街上集会。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疫情之初，她试图与家人分享关于封城的信息。他们很快解散了一个群聊。她觉得他们是害怕了。现在，他们的交流已经很少。

“如果聊天内容被泄露或是被国安审查，可能危及个人，”她说。“不见得就有什么人在骚扰我们。但这种恐惧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抗议活动的起因是新疆地区首府、西部偏远城市乌鲁木齐发生的致命公寓火灾，很多人认为这场悲剧是新冠封控措施导致的。示威者呼吁政府放松无休止的清零政策。一些人则更进一步，更直接地挑战日益威权主义的政府，呼吁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台。

最近，纽约市各处与中国有联系的居民均表示，中国的审查制度给隔代交流带来了独特的复杂性。有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曾参加过天安门的抗议，但并不了解如今他们的政治观念。

“我们面对的可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文森特·高表示，他是耶鲁大学主修意大利语的博士生，出生于中国。“你甚至都不了解父母在某个特定议题上的想法。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相信了政府的政治宣传。”

他说，没必要因为这些争吵，毕竟他们的距离太远了。况且公开讨论并不安全。因此，他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过得还好吗？家里有吃的吗？身体怎么样？

“我不会问父母：你们如何看待新冠“清零”？如何看待封城？如何看待习近平？”文森特·高说。“这会让他们面临不必要的风险。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抗议者在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街上点燃蜡烛。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因此，支持中国抗议者的人开始团结示威。上周的一个晚上，大约有上千人聚集在纽约市中国领事馆外。抗议人群几度要求习近平下台。

“这是持续汹涌的愤怒，”参加了示威的文森特·高说。“我对我的祖国，我所爱人民和我所爱的国家将要经历的一切都感到绝望。”

世界各地的中国使领馆都有抗议者聚集，从伦敦到多伦多，从洛杉矶到香港。和中国的抗议者一样，许多人拿着象征审查制度的白纸。

对于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抗议中国政府并非稀奇事。自2017年以来，中国在拘禁营关押了数十万人，针对的是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国境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公开反对这些拘禁，联合国称这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最近，维吾尔人试图引起人们对新疆地区长期封锁的关注：在乌鲁木齐火灾发生前，新疆大部分地区已经封锁了100多天。

24岁的安卡·维吾尔出生在乌鲁木齐，在那里生活到七岁。2006年，他和直系亲属逃到美国，但其他家人仍在新疆。

他说，他的家人受到了威胁。陌生男子在他的外祖父母家通过视频聊天给他的母亲打电话。他说，他认为他的家人在拘禁营里，但沟通非常困难，他不确定。



24岁的维吾尔抗议者安卡·维吾尔说，他的家人受到了威胁。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维吾尔说，他也对周围中国人的反应感到惊讶。他说，封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他们和他一起哀悼新疆的死难者，这样的行为尚属首次。

“就连中国公民也开始大声疾呼，”他说。“这就是这一次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不是唯一一个抗议的人。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人民，而是所有中国人民。”

自从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能睡个好觉。许多人描述了不安的梦境。有些人说得很具体：担心抗议活动是中国共产党设下的陷阱。

一位在广东省长大的建筑系研究生已经三年没有回国。（因担心镇压力度加大，家人可能会遭到报复，她要求只透露自己姓刘。）

“强制隔离需要10天，可我只有20天的假，”26岁的刘女士含着泪说。她以前每年冬天都会回去一次。但她说，她不能请那么长时间的假。

内疚感也无处不在。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接种过西方疫苗，这些疫苗比中国国产疫苗更有效。他们不需要每天进行痛苦的新冠病毒检测，或者经历更糟的情况——在室内待几个月。



上月底在曼哈顿的一名抗议者。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就像幸存者的负疚感，”来自上海的艺术家泰格说，他要求不公布自己的姓氏。

“我在上海认识的人都要经历封锁，”38岁的泰格说。“我却没有。我觉得我在逃避。但我逃避了吗？难道我不够勇敢吗？”

今年四月上海封城时，他的父母正在纽约看望他。他们没有和其他2500万上海居民一起忍受数月的禁闭，而是和他一起度过了春天，因为可以自由行动而松了一口气。

几周前，随着病例增加，中国开始再次实施封锁，他担心得头晕目眩。他的父母回上海了。他们已经六十多岁。他们有高血压。他们需要每天服药。

然后，当他看到抗议活动充斥着他长大的社区，他又开始担心，睡不着觉。这令人兴奋，但如果出了什么事，谁来照顾他的父母呢?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发生了那么多抗议，”他说。“明天又可能封锁。可能还有比封锁更糟糕的事。我们根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