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 （ID：eeojjgcw），作者：孙树强，原文标题：《午间阅读 | 凯恩斯的“药方”与罗斯福新政：人们从大萧条学到了什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萧条初期胡佛政府的理念
可以说，赫伯特·胡佛的运气是很差的，1929年初上任，仅仅半年之后就爆发了股市危机，随后就开始了近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胡佛对当时股市的投机行为颇为反感，在他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那一周，股市下跌了7%。但由于害怕股市大幅下跌伤害实体经济，胡佛也保持谨慎。1929年春天，胡佛邀请美国国内最大报纸的编辑们来华盛顿，怂恿他们反对股市的冒险行为。
美国在大萧条之前及大萧条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盛行的是“清算主义”。清算主义认为，经济运行波动无法、也不应该用政策来调节，市场会自动清算过度的投资和产能，并使经济走向正轨。
当时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说到：“清算劳动力市场，清算股市，清算农场主，清算房地产市场。”很多人相信经济制度是没问题的，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就可以了。有一次，梅隆在国际商会上说：“我不相信有任何快速或惊人的治疗方法，可以救治这个世界眼下所患的疾病；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因为正是在这一制度下，我们在不同的工业国家实现了经济富裕，其程度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胡佛政府执行财政平衡政策（罗斯巴德认为胡佛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批评其在大萧条初期的一些政策具有干预经济的倾向，并导致了大萧条愈加严重），即使罗斯福执政初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财政平衡原则。1930年5月底，胡佛预计经济会在秋季恢复正常，他告诉为公共工程项目请愿的代表们：“先生们，你们晚来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1932年5月，胡佛给一个公共工程倡导者写信说，美国“不能靠挥霍而使经济繁荣。”当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项2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胡佛否决了它并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称之为“史无前例地滥用公共财产。”
《大撕裂时代》一书中写到：胡佛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动来治疗。”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的第一卷中写到：“他（胡佛）认为金本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国为首的18个国家已经将其废弃。他坚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绝对必要的’，是‘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因素’，是‘国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稳定性的基础’”。
金本位在彼时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罗斯福上台之后，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解除金本位对货币政策的捆绑，但当时面临了较为强烈的反对。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的第一卷中写到：“现在看来，是因为人们对黄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严防黄金外流，把黄金视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是强国的象征，白银则是落后国家的标志。一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策略描述为‘橡皮美元项目’……罗斯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则说，此举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写到：“法国坚持金本位制是因为法国人希望不惜代价第努力保全庞加莱稳定带来的利益，并维护国内各集团的利益分配；也因为当时有种盛极一时的经济学观点，即长期看，币值稳定和财政紧缩是根治大萧条的良方；还因为坚持金本位制与法国的民族自豪感密切相关。”
政府干预经济
我们都知道大萧条促使凯恩斯提出了一套关于干预经济政策措施，并开启了宏观经济学研究进程，但事实上，在大萧条之前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凯瑟琳·马什在《大萧条》一书中提到：“早在1928年，经济学家威廉·特鲁万特·福斯特和瓦迪尔·卡辛斯就提出警告，当经济萎缩时，政府干预将变得至关重要，以确保消费者有足够的钱购买产品。”
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中提到，凯恩斯于1932年1月在汉堡发表演讲时告诉公众，经济复苏的障碍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的脑子里，也就是说，在于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判断能力和理念。”
无独有偶，在斯特兹·特克尔所著的《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加德纳·米恩斯口述到：“真正发生的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我们走进20世纪，却从19世纪的角度来描摹我们现实的经济。我们的经济是由高度集中化的大型公司组成的。这种经济无论如何是无法用经典的经济理论来描述的。罗斯福和‘新政’所做的就是转变观点，面对现实。”当大萧条把正统经济学打得丢盔弃甲的时候，非正统的观念看上去也不那么疯狂了。
在凯恩斯政策轨迹发展过程中，1933年初出版的小册子《通向繁荣的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本小册子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思想轮廓。在书中，凯恩斯运用乘数理论论证了政府支出的必要性，按照凯恩斯的计算，英国的乘数为2，美国的乘数则大于2。凯恩斯也强调了国内政策的国际影响，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增加将会通过对外贸易的途径对其他国家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在小册子的结尾，凯恩斯警告道：如果这类措施被拒绝的话，“我们就必须期待现存的契约体制和债务关系体制停止运转，而正统派的金融和政府机构的信誉将彻底垮台。最终会发生什么结果则很难预料。”
在凯恩斯的药方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财政赤字政策，而货币政策面临流动性陷阱和动物精神的约束，并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写道：“无论如何，提高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提高总购买力以刺激生产，而不是其他办法。答案是：赤字开支。”1934年6月，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总统的议事日程》的文章，写道：“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的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至4倍。”
罗斯福上台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经济，主要包括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提高农产品价格、刺激就业、联邦救济、减轻债务负担、金融改革等，当时很多政策并没有系统性，一些政策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但重要的是罗斯福没有奉行坐视不管的政策，而是采取了行动，激起了人们心底的希望。
著名历史学家艾拉·卡茨尼尔森在《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一书中写到：“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政府大幅度扩大了其在国内的执政范围。一个曾经拥有57.2万员工的联邦政府部门仅仅在六年的时间里，员工人数增加到92万，部门开支由46亿美元增加至88亿美元，增加了近一倍。一大批新机构成立，一系列‘新政’计划开始实施。”
“经济体制的病极为复杂，很少被人理解。如今，出现了这样一位大夫，他的葫芦里有一大堆灵丹妙药，他举手投足有一种权威的派头，对待病人有和蔼而细心的态度；美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呼他的出现。”（《大撕裂时代》）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大萧条中银行大规模倒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当数以千计的银行开始倒闭时，不仅消灭了巨大的借贷来源，也使许多存款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写到：“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这既是由于它们数量众多，也是因为它们在金融系统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研究大萧条的学者都非常清楚，当时银行危机极端严重。从1930年到1933年，每年营业的银行倒闭的比例为 5.6%、10.5%、7.8%、和12.9%。由于倒闭和兼并，到1933年底，仍在坚持经营的银行只有1929年的一半多一点。幸存下来的银行也都损失惨重、苟延残喘。”
来自弗吉尼亚的民主党参议院卡特·格拉斯提出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的想法，格拉斯在金融领域经验丰富，曾担任过财政部长。来自阿拉巴马州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亨利·巴斯科姆·斯蒂格尔支持格拉斯的想法，作为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主席，斯蒂格尔在金融领域的经验也十分丰富。但格拉斯和斯蒂格尔有一个重要区别，格拉斯反对将存款保险写入法案，但斯蒂格尔则支持将存款保险写入法案。最终，存款保险被写入了1933年6月发布的《1933年美国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呼声不断，受法案的约束，美国银行界认为它们在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时面临着巨大的劣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些条款逐渐被废除。
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致命一击是花旗集团收购旅行者集团，根据《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花旗集团应该在两年内出售旅行者集团的保险业务。为此，花旗集团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性条款的运动，并最终获得了成功。1999年，克林顿签署了《格雷姆-里奇-布莱利法案》（即《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主要条款，允许银行再次涉足投资、保险等领域，而这也被认为是2007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提出以其名字命名的“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业开展自营交易，将自营交易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即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但随着金融危机的伤疤逐渐愈合，美国金融界又忘了疼痛，推动对“沃尔克规则”的修改甚至废除，从而对金融机构进行松绑。
苏联及社会主义受到青睐
人在无助的时候会诉诸于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如宗教，甚至迷信。在大萧条时期，长期糟糕的经济状况使美国人感到十分绝望，甚至求助于占卜，导致占卜一度十分流行。另外，既然资本主义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反观社会主义却运行的较好，那么社会主义道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第一卷中写到：“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向国外移民的数量超过入境移民量。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350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埃德蒙·威尔逊说到：“苏联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就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写到：“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
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中写到：“哈罗德·尼克尔森在1931年9月24日的日记中记有‘史蒂文·斯班徳（英国著名诗人）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变得有点布尔什维克化了’”。“安东尼·布朗特在罗马待了一年之后于1934年10月回到三一学院做研究员时发现：‘我的所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来剑桥读书的有才华的年轻大学生们……这些‘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医治战争、法西斯主义和失业的良方。”
《大撕裂时代》中写到：“观念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苏联的实验有着强烈的兴趣……那些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们，颇为自己的思想开明而自豪，他们互相安慰对方：‘毕竟，我们有些东西要向苏联学习’，尤其是关于‘计划’，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
二战彻底结束了美国经济萧条
罗斯福的新政成功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如果从经济表现来看，只能说新政有效果，但还不能说完全挽救经济于水火。虽然罗斯福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使美国经济逐渐复苏，但复苏是不稳固的，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衰退的泥潭，依然步履蹒跚。失业率在10%以上，例如1937年美国的最低失业率为14.18%，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恶化，1939年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7%。
二战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也对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但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冲击是正向的，产生了强大的需求力量，彻底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拉了出来。1940年6月，罗斯福签署了《海军扩充法案》，决定将美国海军吨位提高11%，增加国防开支。7月，又通过了85.5亿美元的海军扩建计划。与此同时，虽然美国1935年宣布中立，但允许交战国从美国私人公司购买武器。国防支出激增使数百万人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同时也给经济带来了积极作用。1941年，美国有556万人失业，失业率为9.6%，比上一年的14.45%大幅减少，仅约为1939年的一半；至1944年，美国的失业人口降至仅为67万人。
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认为，实际上，大萧条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的。在1940-1944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成为其经济史上最令人注目的一段高速发展期。在这些年里，民用经济几乎在不间断地增长。
我们从大萧条中学到了什么
人类的记忆具有两面性，即使非常久远的事情，也能深刻地印在脑海中；反之，有些较为近期的伤痛却很容易被遗忘。至少在经济和金融事务上，人类是健忘的，好了伤疤忘了疼是我们在经济金融事务上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否则我们也不会反复经历痛苦的经济金融危机。2007年—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来看很多经济金融指标再次出现了不合意的进展。
不平等持续恶化。从激励的角度看，适当的不平等会向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激励，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或贫富差距扩大则会损害这种激励，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幸的是，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全球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以美国为例，美联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二季度，美国前1%最富裕的家庭所拥有的的财产达43.2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9成美国家庭财产的总和，并且这些超级富人的财产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显著增加。从收入来看，全球不平等数据库（WID）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顶层10％人群的收入占比为38％，中间40％人群的收入占比为42％，而底层50％人群的收入占比不足20％。
全球债务屡攀新高。债务就如美酒，小饮怡情，酗酒伤身。历史不幸地记载着，债务水平上升增加了债务危机的发生率。Rogoff等（2021）最新的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了29个百分点，达到GDP的262%，是1970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这种大幅增长是多方面的，在政府和私人债务、国内和外部债务以及大多数国家都很明显。在新兴市场国家，总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06%，这是至少自19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大约90%的新兴市场国家中，2020年的债务比2010年高，在一半新兴市场国家中，债务比GDP高出30个百分点以上。发达国家的总债务在2020年达到GDP的300%。
一些国家的股市、房地产等领域持续繁荣。自从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就一直在线，即使美国短暂收紧货币政策，但疫情又打开了宽松之门。且不论对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至少对股市等金融资产的刺激是立竿见影的。以美国股市为例，如果忽略短期的调整，在美联储近期加息之前，美国股市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持续了超过10年的增长，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股市这种上涨提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房价在金融危机后也再次开启了上涨进程，不断触及新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统计的37个富裕国家数据显示，实际房价在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间上涨了近7％，这是过去二十年间同比增幅最大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随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收回其在疫情期间提供的支持，全球股票价格和房屋价值面临骤降风险。
金融监管再次经历轮回。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自由化退潮，世界进入了新一轮严监管的进程，各国陆续出台了宏观审慎措施平抑金融周期、抑制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的伤疤似乎还在隐隐作痛，但金融业已经再次开始了狂欢。虽然各项宏观审慎政策在持续推进，但放松监管的呼声又再次响起，美国逐渐放松了沃尔克规则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例如，2020年6月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批准了对沃尔克规则的修改，允许银行增加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休止符，其前后的经济乐章完全不同，政府在经济演奏中的角色也迥然有别。大萧条之前，政府似乎是经济演奏的旁观者，“不参与”是那一时代的信仰；但大萧条之后，政府成为经济演奏中的重要角色，有时甚至会左右经济演奏的乐章。
对于经历大萧条的那一段时期的很多人来说，生活是无望的，正如《大撕裂时代》一书中所说，关于大萧条，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也正是因为人们生活如此悲惨，解救人们于痛苦的萧条之中似乎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萧条完全改变了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理念，这或许是大萧条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凯恩斯在给朋友、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信中写到：“你要知道，我相信自己写作的这本经济学理论著作（《通论》）将会极大地革新——我想不是马上，而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人们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方式。”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略显保守，《通论》所蕴含的思想已经重塑了各国决策者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凯恩斯的思想依然会熠熠生辉。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政府在必要时候支持经济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如何准确地把握一个度。正如《大撕裂时代》一书中所说：“有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在1930年代应用于整个美国的经济良药中，只有两剂药被证明大抵有效，但这两种药都有成瘾的倾向，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很可能是致命的，这两剂药就是通胀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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