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波动刻度 （ID：madthings），作者：陶晶、周则旭，编辑：王焕超，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大辞职潮之后，“精神离职”潮开始了
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类学家、《Bullshit Jobs》作者大卫·格雷伯这样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工作是人性的需求，与过度工作相比，什么都不做或做不了给人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而在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斯金纳看来，人们的行为常常会因物质匮乏而强化，也就是说，如果人不饿，他们就不会工作。
问题在于，当人类从前工业时代的物质匮乏社会，走向物质过剩社会（虽然物质的分配存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但是人类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确实已经大幅增长），我们需要追问：除了果腹之外，工作之于人类的意义还有什么？
事实上，对工作意义和价值的反思从未止步：无论是大众对大卫·格雷伯所批判的“狗屁工作”的认同，还是类似于躺平、反内卷等潮流的出现，皆是如此。而疫情这一变量的加入，让这股反思趋势更甚——私人生活是否更应得到重视，自己是否还有更多职业可能性，固定工作场所是否必须等等，都是因疫情而设置的新议题。
面对内心拷问，在疫情初期，越来越多人选择暂离工作岗位，去寻找问题不明的某种答案。根据2021年12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0月份有约420万人从非农业岗位辞职，占美国劳动力总人数约3%。其中，休闲和餐旅业辞职率最高，达到5.7%，零售业和医务人员的离职率也居于高位，远高于往年平均水平。
这一被称为“大辞职潮”（The Great Resignation）的现象同样在德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求职网站Job list调查显示，大辞职的背后主因包括：对疫情期间待遇的不满意，低工资水平或缺乏福利，以及缺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等。可以这样总结，在新冠疫情中，许多人感到倦怠感增加，心理健康状况恶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职业路线、生活质量和自我需求。
美国新闻机构CNBC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总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率一直呈现增长态势，在2022年仅有轻微下降。
而在大辞职潮之后，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延续其余波，即本文所要讨论的Quiet Quitting，静默式辞职。
与前者相比，它似乎少了一份激进——不是真的“辞职”，而是放弃了在工作中更上一层楼的想法。虽然仍会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但却不再认同内卷文化和奋斗文化，而是支持“工作并非全部生活“”个人价值不是由在工作中的产出所定义的”等等理念。与实质性的辞职行为相比，Quiet Quitting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辞职。
该词于2022年7月在TikTok上首次出现，随后经过TikTok上的企业主、工作者、学者疯狂论述和争辩，被外国各大媒体报道分析。
根据求职网站Resume Builder展开的调查，21%的工作者处于Quiet Quitting状态，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将工作时间减少了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有52%处于此状态的员工表示，即使雇主注意到他们“精神离职”的行为，自己也并不在乎。同样有许多人表示，即便有被解雇的风险，也不想做出任何改变。
二、“精神离职” 浪潮何以兴起？
尽管Quiet Quitting以相异于大辞职潮的形式出现，但是其内核似乎没有改变，并成为疫情时代国外打工人对工作意义的又一次关键反思。
“大辞职潮”和“静默式离职”的底层逻辑是无比相似的，将其放置于社会变迁、组织变化与个体反思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或许能探知这股浪潮流行背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将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称为“集体记忆”。小到个体的情感抒发，大到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讨论，人们往往会集体怀念之前那个模糊但又记忆深刻的“正常”世界，所谓前疫情时代，它代表着一种恒常性和确定性。
疫情恰恰打破了这种恒常性，世界更多给人一种难以预料之感。马克思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来描述社会巨变，而疫情时代从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坚硬之物”也正在崩塌。具体到社会生产领域，恒常性的消失带来的是对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反思：
如果不能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那我今日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与此同时，正如韩炳哲对“倦怠社会”的诊断，在现代功绩社会机制之下，人们脑海里联想到的是一个忙于生计、疲于奔命的社会，一个身体和心灵被消耗，生活缺乏乐趣，工作无法由衷地付出的社会，人们在外加力量下进行自我压榨从而产生倦怠感。
疫情无疑加剧了这一现象。居家办公混淆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非工作时间的工作电话，突然出现的工作任务，似乎都与《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的论述不谋而合：工作消弭白天与黑夜、现实与梦境、工作与休息、公共与私人界限，在24/7体制下，没有暂停键。我们只能不停运转，导致注意力涣散、感知力受损。
人们开始进一步自我反思，是否应该在自己燃烧殆尽前，与一些无意义的工作断连，Act On My Wage，即自己干自己的活，得到自己的那份工资。静默式辞职就是对于这种过度工作、无意义工作的一种抵抗。
代际因素同样值得重视。不论是大辞职潮还是静默离职，年轻一代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Z世代（通常指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独有的情感结构与其他世代的人们大相径庭，这对其生活、工作以及心理特征与行为方式等都有着巨大影响。
在工作价值观方面，“美国在线”（AOL）公司的一项调查指出，Z世代是最看重工作满意度的一代：大多数Z世代表示，创新性、使命感和幸福感是他们衡量工作满意度的三个标准。他们对掌握技能的兴趣越来越大，并且不再局限于一个领域或行业，灵活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时间更有吸引力。
据美国民调机构 Gallup 报告显示，2021年下半年起，美国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程度出现十年的首次下降，只有34%的受访者对工作持积极态度。其中，Z世代的工作积极性仅为31%。
在媒介使用方面，Z世代基本算是人类社会中的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娴熟的使用社交媒体，对多媒体的天然偏好和不同平台的经常性迁移都成为了他们显著的媒介使用特点，从大辞职潮到静默离职，Z世代在社交媒体上对这类概念的传播、二次解读、创作，都保证了话题的热度和传播力。
在美国莫宁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理解Z世代》中，美国Z世代不像老一辈那样以美国为中心，具有更加开放的意识和视野，对各种权益的争取和平等议题更加关心，也更有可能去追寻工作中的意义、满足感等核心价值。这些代际特点，无疑是静默式离职在西方盛行的重要原因。
时代变了。追溯到二战后美国制造业迅速发展的三十年，工人心甘情愿地在工厂里卖命，与当下Quiet Quitting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在计件工资制度中，额外劳动带来的边际效应不高的情况下，还主动地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加入到生产竞争中。
布洛维“潜伏”工厂十个月后给出的答案是：这里存在着一个“制造同意（consent）”的过程，让参与劳动过程的人都允许、接受这样的劳动状态——厂房内部已经成型的组织文化，鼓励工人们参与到“赶工游戏”的生产关系中。
但是在线办公的普及，让这种“制造同意”的过程进一步失效。盖洛普工作场所管理实践的首席科学家吉姆哈特在接受CBS MoneyWatch的采访说到，人们与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少，这造成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恶化。
媒介技术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麦肯锡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辞去工作以创业或尝试非传统工作，如零工或兼职。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激情经济”的概念：人们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预示着一个副业的新时代，也可以称之为“商业个体化”时代。
互联网以其“分散”与 “聚集”的双重赋权逻辑，打破了传统关系网络的约束，传播愈益个体化，扩大了个体的社会网络，权力被分散，用户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同时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弱关系及其潜在资源和更多的桥接型社会资本，个体化节点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力量在聚集。
在这样一个时代，用户不再局限于拼命工作从而实现升职加薪，人们有了其他的退路——副业和理财所带来的收入可以覆盖生活所需，甚至还能超过原本兢兢业业的工作带来的微薄报酬。既然如此，何必再继续和“工作”死磕？
Quiet Quitting就成为一种选择，工作可以带来一份稳定的基本薪水，而副业和理财可以让他们实现财富自由。
三、想象和实践中的人的萎缩
事实上，无论是追捧 Quiet Quitting 坚持只做薪水范围内事情的人，还是认为拼命加班努力工作才是光明大道的人，都秉持着这样一种假设：工作中的人，与生活中的人，不是同一个人。或者说，他们都把工作看成是外在于工作者的事情。一个人跟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手段关系，无论我摸鱼还是熬夜爆肝，都是为了指向工作之外的东西。
就像美剧《人生切割术》中所描述的那样，工作中的我们是为了获取相应报酬和补偿的“机器”，与生活中的“人”的概念彻底切割了，问题的核心正在于此。
当下用人机制的专业化、分工化背景下，“专才专职”的方式被推崇，被认为是一种更为“科学”的人才管理方式，因此也再难出现布洛维当时在车间内见到的“百事通”形象。
这种专业分工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人”的可能性的否定：“你就干好你手头上的活儿，不要插手别的岗位的事情”。它体现出与算法类似的精准、量化、效率的技术理性。人的情感、创造、本真欲望被技术逻辑所倾轧，在工具理性逻辑下被异化为“系统中的螺丝钉”。
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数百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尽管大多数人找到了新工作或被重新雇用，但劳动力仍然比疫情之前少，这给现有员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他们经常被要求以同样的工资做更多的事情。
事情走向了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当中那个著名的判断的反面：每天被迫重复无聊劳动的西西弗依旧是悲剧性的命运的奴隶，西西弗无法认真地面对推石头这件事情，他无法去钻研与判断推石头的劳动过程，他的眼里也无法关注到石头自身的质地和特征，因为他没有了负手下山喘息的时间与思考的精力——上帝只想让他推更多的石头上山。由此，本应在同一份工作的不同阶段、不同状态下会形成的各自不同的体验，就这样消失了。
当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数到达一个量级，Quiet Quitting的互联网狂欢现象就不再是偶然。
人们通过对Quiet Quitting的解读与意义加工输出自己的观点，并对反对者进行反驳。此时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互联网流行语”，而成为了一种人人皆可解读、传播、再创作的用以进行积极抗争的语言符号。
那么狂欢之后呢？Quiet Quitting风潮是否只是疫情中的一次集体情绪的再发泄？是否真的可以促成诸如四天工作制这种实质性制度的变革？
一切仍待时间的检验。不过诸如Quiet Quitting、Act On My Wage等风潮的出现，确确实实地提醒着我们：是时候重新审视“工作”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波动刻度 （ID：madthings），作者：陶晶、周则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