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新冠政策的中国学生。 Jerome Favre/EPA, via Shutterstock
北京——近日在中国出现的一幕幕让人振奋。
上周末，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遥远的西部新疆，全国多座城市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令人窒息的防疫政策，有些还喊出了呼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口号。
对于扰乱生活、分离家庭、破坏经济的过度防疫措施，民众压抑了近三年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导致了自1989年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民主示威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与当年一样，抗议者成功的几率不大。完全控制了国家的中共已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镇压。
但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民去政治化，被逼接受三十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被政府坚持新冠“清零”逼到无路可走的新一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实相当讽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防止中国出现民主抗议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彻底消灭，通过清洗党内一切潜在政治对手以及在2018年修宪废除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使自己可以无限期掌权，从而加强了手中的权力。对疫情毫不妥协的态度只是这种专权的延伸，是阻止开放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手段。在倾注十年巨力向中国灌输反对革命的观念后，中共的“清零”政策给自己带来了一场革命。
革命的种子在今年四五月就已播下，当时为了阻止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上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封城。全中国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市的2500万民众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经济痛苦。在不经意中，民众被拉回到政治生活中。要么被封在家，要么与家人分离，要么担心食物短缺，他们被迫重新评估这份社会契约是否还能维持。上海遭受的集体创伤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众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同，它为过去一周的示威奠定了基础。
中共还在往上海的伤口撒盐。等到封城终于结束，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回应或精神上的安慰；相反，在10月的二十大，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李强因严格执行封城而得到奖励，被提拔为政府二把手。预计明年3月，他将成为中国的新任总理。在过去三年的防疫中，这已经见怪不怪；哪怕老百姓蒙受痛苦和损失，领导层连最起码的道德或责任感都没有。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加紧了对这个如今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的掌控，确保了自己再连任五年，而且党内高层都是他的亲信。中国领导人再次宣布新冠政策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公众的充分支持，并将继续坚持不动摇。
愤怒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当本月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时，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不戴口罩观赏比赛的画面让中国人全都醒了过来。在被强行灌输近三年的政治宣传——即中共挽救了中国免受病毒侵害，而美国等民主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之后，人民看到了真相：世界已走出疫情，生活已恢复常态。
中国老百姓还在继续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到处都流传着民众因防疫限制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的报道，中国中部一家iPhone工厂的工人因奖金延迟发放和生活条件恶劣与警方发生冲突，在南方一座城市，民众因食物短缺冲破封锁进行抗争。
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栋公寓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的火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官方否认，但许多中国民众立刻怀疑是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人员去救火，全国都掀起了同情和不满的浪潮。中国人总说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冷漠和自私的倾向，但大家突然在恐惧和愤怒中找到了共识。
我自己也忍受着新冠清零带来的侮辱：每天向牲口一样排队做核酸检测；不停关注手机上不得不安装的健康码，它决定了你能否在公共场合活动；不知道明天是否又要面临长达数周的封锁。上周末，随着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年轻的示威者手拿白纸（代表着无声的反抗，这已成为这场运动的符号）抗议的影像，我坐在北京家中，和无数国人一样刷手机直到深夜。
对于过去三年在中国生活过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宣泄；我们共同的恐惧变成了共同的力量。次日，示威者冲出封闭的社区和大学校园，哀悼乌鲁木齐遇难者，要求解除“清零”，呼吁人权和自由。
新冠对某些群体来说可能依然致命，对其他人却不会比流感更重。但现在很明确的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他们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习近平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让民众清楚看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及其意识形态和话术的破产，并揭示出公众反对的真实程度，这是二十大政治舞台上看不到的。中国的抗议生动地呈现出习近平政府与人民的距离有多远。
与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八九”运动相比，如今的抗议给中共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最近的示威将工人、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团结到了一起，全民自发表达了对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的绝望。
这场运动将不可避免步香港民主示威的后尘，遭受同样的严厉镇压，以及防疫限制措施的升级。但政府要无限期维持这种局面将是极其困难的。习近平的新冠政策暴露了这个体制的固有弱点，他正在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
当示威者走上街头，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一切已成定局。中国的未来属于街头那些人。
抗议浪潮、江泽民去世：中国走到“临界点”？
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点燃了中国民众愤怒情绪的火药桶，抗议浪潮蔓延多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也令人浮想联翩。这场大规模抗议究竟是黑夜的开始还是黎明的前兆
人称“长者”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于周三去世，立即在网上引发了中国人铺天盖地的哀悼，其中很多人近乎不假掩饰地借“膜蛤”来表达对习近平威权统治的不满。当局难免对如何料理江泽民的后事大感踌躇，担心群众藉由悼念聚集在一起。毕竟在上周末，对疫情封控忍无可忍的民众已经因为另一场悼念活动走上街头，催生了中国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
上周，海内外华人目睹了抗议活动从新疆蔓延到云南，听到人们抗议中国极端的“清零”政策，甚至喊出了让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乌鲁木齐市民高喊“解封”，从一幢幢居民楼里走进了肃杀的北国寒夜。考虑到北京多年来对新疆地区极端严厉的镇压和监控，已经被封逾百日的乌鲁木齐市民能够自发走上街头出乎了许多人意料，令他们出离愤怒的是前一夜乌鲁木齐高层住宅楼发生的火灾，民众质疑新冠封控可能是阻碍救援、让居民无法及时逃生的原因之一。但更让我意外的是，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在中国各地，人们先是关注本小区的消防隐患，反对防疫层层升级，众多小区自行解封；随后各地和众多高校陆续举行活动哀悼火灾中的遇难者，再然后，人们举起了一张张白纸表达抗议，活动遍及南京、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武汉等地，并在全球各大城市得到海外华人的声援。整个周末，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几乎每分钟都有各地朋友转发的抗议现场视频，这让我几乎一直沉浸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中。
不可思议是因为，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最广泛、最大胆的反抗浪潮。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根除了民众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大部分手段。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监禁，社交媒体受到严格审查，参与倡导人权的独立团体被取缔。”当然，即使在过去十年间，国内每年也会发生大量群体抗议事件，比如工人维权、抗议官员腐败或污染等问题，但这些抗议多是地方性的。今年春天上海封控期间，市民也曾喊出“我们要物资，我们要生存”的口号，但仍是偶发的、小规模的。而这一次，对中国长时间严格封控的愤怒和对封控中人道主义灾难的同情让各地民众超越了地域和阶级站在了一起，让北京的抗议者喊出了“我们都是上海人！我们都是新疆人”，也让抗议者找到了共同的诉求：“不要核酸要自由”。
一位参加了上海抗议活动的年轻人对时报专栏作者袁莉说：“我觉得这些事情他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你不再去做一些什么的话，人是真的会要爆炸的。”抗议者们或许都知道，走出这一步或许就将面临着无尽的威胁——正如时报记者孟建国在Twitter上指出的，“上海这一片的摄像头密度极高，每个街随随便便都能有好几十个。警方将全力寻找主要的煽动者，并在远离抗议活动的地方逮捕他们。在这个地方居然敢露脸，这真的很勇敢。”
乌鲁木齐的大火只是导火索，是什么一步一步催生、酝酿出了这个民众愤怒情绪的火药桶？
另一位上海的抗议者说，促使他改变的是今年上海封城时一位老人向居委会求助无门时的一句问话：“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对其他人来说，让他们绝望的也许是被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去世，是武汉封城开启的严格防疫路线和对具体生命的漠视；是瑞丽、西安、上海和更多城市无休止的核酸、“弹窗”和封控；是深夜贵州隔离转运大巴上无端死去的27条人命；是一座又一座城市的重症患者陷入因防控而求医无门的绝境；是期待中二十大后解封的前景遥遥无期；是你在社交媒体上一点微弱的抱怨被迅速删除、清空、不留任何痕迹；是中国的威权制度毫不在意人们的愤怒。
对于几乎没有任何街头抗议经验的中国人来说，许多人的共识的确可能也就止步于“解封”二字。在袁莉对十几名街头抗议者的采访中，抗议者在各自的讲述中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察：他们几乎都没有经验，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发哀悼和“寻找同温层”的活动开始慢慢向抗议过渡，甚至连抗议的口号都是临时编的，因此诉求不尽相同，既有人喊“结束封控”，也有人喊“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时报在报道北京的抗议时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当小部分人开始大喊“四通桥英雄万岁”时，其他人立刻提醒不要将口号政治化。
中国抗议者面临的阻碍与前景
周日在北京抗议防疫措施的人群。 Thomas Peter/Reuters
在席卷中国各城市的抗议之中，外界观察者嗅到了“阿拉伯之春”乃至革命的迹象，这么想情有可原。
这是中国多年来规模最大、声势最强的示威活动，一些参与者甚至要求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台。周三，南方城市广州前一晚发生冲突的新视频流出，视频中居民推倒了路障，还向警察投掷瓶子。
但希望带来彻底政治变革的中国抗议者可能会发觉，他们所面临的阻碍远不止是政府镇压异议的威名，而他们的胜算也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阻挡他们的有三股力量，其中两股属于全球共性，另一股则是中国特性。
首先，近年来要求领导人或政府下台的抗议成功几率直线下降，由于沟通、组织和镇压的性质都在变，此类抗议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中国似乎也符合这一趋势。
其次，中国政府所代表的威权主义也被称为革命政权，新的学术研究发现，即便面临严重动乱，此类政权仍能持久稳固。
最后，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一再展现出控制民愤爆发的非凡能力，这些爆发虽然规模较小，但比外界观察人士想象得更普遍。
周日，在上海的一场抗议中，一名抗议者被押入警车。 Anonymous,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国政府还特别擅长团结国内精英阶层，而这一阶层往往是抗议能否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决定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抗议注定失败。要求罢免独裁者的人民运动仍有成功的可能。而各种层面上的成功并不一定包括习近平下台——例如放松国内新冠清零政策也可以算在内。
尽管如此，西北大学学者威廉·赫斯特在Twitter上写道，如果中国精英阶层中无人对抗习近平，支持抗议者，“最可能看到的情况就是抗议逐渐平息下去（正如大多数国家发生的此类运动）。”
“这些抗议在短时间内自发点燃，”研究中国社会运动的赫斯特预测道，“也会在没有高潮或结局的情况下逐渐熄灭。”
抗议势头减弱
纵观20世纪，寻求政府变革的大规模抗议在全球范围内都愈发普遍，成功几率也更高，许多独裁者因此下台。根据由哈佛大学埃丽卡·切诺维斯主导的研究，到2000年代之初，此类抗议运动有三分之二取得了成功。
现在看来，那已经是顶点了。
到2000年代中期，虽然发生此类抗议的频率继续上升，但成功率开始下降。到2010年代末，它们迫使政府更迭的可能性已减半，降至三分之一。2020年代初的数据表明，此数字可能再次减半，降至六分之一。
“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已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值，”切诺维斯在最近一篇论文中写道，但这一数据仅适用于寻求罢免领导人或领土独立的运动。
奇怪的是，就在这种变化出现之际，全球大规模抗议活动却愈发普遍，爆发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席卷中国多座城市的迅猛抗议浪潮似乎也符合这种趋势。
是什么变了？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和《纽约时报》观点专栏作家泽奈普·图费克奇的理论，社交媒体能在几乎没有正规领导的情况下聚合起数量难以想象的抗议者，但吊诡的是，它也可能破坏这些运动。
此前的活动人士可能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建立全国性动员所必需的组织联系。社交媒体能让潜在的抗议者跳过这些步骤，可能只需一条病毒式传播的帖子就能激发彼此的行动。
结果就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但往往会以同样的速度草草收场。
缺乏领导、各自为战的社交媒体抗议更容易分裂，特别是在镇压之下。抗议者也难以进行战略协调，这是提出具体诉求或培养当权盟友的必要步骤。
与此同时，专制政府从2000年代前苏联国家的起义中吸取了教训，对付异议的手段也更加精明。
比起以前那种经常适得其反的大规模镇压，这些政府如今更愿意缓而图之。通过政治宣传散播混乱，助长运动内部的分裂，从而遏制抗议势头，然后等其偃旗息鼓，或是在不引发更广泛愤怒的情况下，使用恰到好处的武力来挫败抗议者。
而且，各国专制政权之间的合作与经验分享也越来越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共同的斗争。
中国一直都是这方面的全球领导者，在全世界到处兜售数字镇压和监控技术。毕竟，中国领导人应对抗议的经验非常丰富。
管控下的异议
特别是在1989年的民主示威之后，外人可能以为中国臭名昭著的威权控制会让抗议成为不可能之事，但事实恰恰相反。
根据中国学者孙立平在2010年代中期统计的数据，中国每年抗议事件多达数以万计。大多抗议都是地方性的，针对的是国营工厂造成的污染或官员贪腐等问题。
外界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够容忍小范围抗议，甚至可能在一定限度上接受这样的抗议，为的是“在不破坏体制稳定的情况下吸收民众的不满，”中国问题学者许慧文(Vivienne Shue)和蓝梦林(Patricia M. Thornton)这样写道。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不能全然不顾公众的意志。然而，在缺少真正的选举的情况下，国民没有多少传达愤怒态度的途径。容忍一些抗议，让领导人可以遏制异议，同时让国民觉得自己的意见得到倾听，避免愤怒爆发。
官方的应对往往“远没有通常假想的那样严厉，偏重于管控，”中国学者H·克里斯托夫·斯特恩哈特写道，他还说政府“仍会容忍相当一部分的争论”。
2002 年，在中国辽阳游行抗议当地腐败的工人。他们的大部分诉求都得到了满足，最终抗议逐渐平息。 Frederic J. Brown/Agence France-Presse
有时候抗议会演变为大规模事件。2002年，辽阳市数万工人游行示威，要求罢免关闭了他们的工厂的腐败官员。2011年，乌坎村民直接驱逐了党干部，宣布进行某种自治，其它村也纷纷效仿。
这些事件起初都被说成是关乎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党似乎显得措手不及。
但中国领导人对这两起抗议都采取了抑制的手段，让抗议慢慢平息下去。他们最终满足了抗议者的部分诉求，甚至把辽阳的贪官关进监狱，促使抗议人群逐渐散去。然后政府把抗议领导者也关了起来。
革命者适应力
为什么有的独裁者在民众抗议中倒台，有的则没有？
学者斯蒂芬·莱维茨基和卢坎·韦用他们的新书检视了过去一百年的所有专制政府，最终得出一个主要因素：该政府最初是如何得到权力的。
他们发现，从1900年至今，约20个专制政权通过全方位的社会革命上台。这其中包括苏联、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专制政权平均能存在10年左右。此后随着民众支持的流失，以及统治阶层内部分歧增大，他们的崩溃几率逐年递增。
但是通过革命上台的专制政权往往能存在数十年。它们的平均寿命是很难确定的，原因很简单，其中一半的政权至今仍然在位。苏联活了69年，超过了许多民主政体。面对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伊朗也暂时证明自己有着出人意料的适应力。
1978 年，在抗议伊朗国王期间，德黑兰的示威者高举当时流亡海外的鲁霍拉·霍梅尼的海报。 Michel Lipchitz/Associated Press
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体制有更好的治理。只是它们在遭遇那些导致其它政府倒台的事件时，存活下来的几率高了将近五倍，例如大规模动乱或暴力的权力斗争。
两位学者认为，这些政府的适应力来自让它们获得权力的革命。革命运动通常会把旧秩序的方方面面斩草除根，从商业领袖到官员集团到行政官僚机构。
革命者在这些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于是就很少会有内部敌对或威胁——缺少了抗议运动所需要的那种在权力高层的裂隙，而要迫使领导层做出改变，必须有这样的裂隙。
这样的体制有着颇强的凝聚力。因为分歧或权斗是在通过革命上台的革命者之间进行的，他们会合力保持现状。
莱维茨基和韦表示，这种革命特性所带来的适应力在中国体现得格外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机构化的政党官僚机构。在内部实施的权力等级制度。对安全和军事力量进行无处不在的政治控制。从企业董事会到地方村镇，一切都有着深刻的政党根源。
即使最强大的政府也有极限。但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会是“近现代最持久的政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