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下文所述，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西方当前面临的问题在于西方政府的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由于西方领导人在G20峰会上拒绝承认或分析他们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们也无法采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因此，峰会之后，西方危机仍将持续。
今年11月，G20峰会于印尼举行（图源：路透社）
这种负面趋势必然会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进步力量，带来尖锐的现实和理论挑战，这些挑战是彼此关联的。从实际上看，中国必须应对西方经济体负面形势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理论上看，有必要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以便准确评估危机的动态影响和持续时间，避免中国和其他奉行进步政策的国家出现类似的负面趋势。同时我们也应明白西方为什么会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只有准确了解这些趋势，
才可能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最合适的政策。
这样的发展大势，也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理论之间差异的一块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清楚地说明了西方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找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凸显了其优越性；而西方理论则促成了这场危机的产生，阻止了人们正确认识这场危机，从而阻碍西方政府寻找出路。
如以往一样，笔者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西方面临的这场危机。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证数据，对西方面临这场危机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进行论述。
西方世界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和减速
目前西方经济体滞胀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在此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但是，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受影响的严重程度。
图1
图1所示的美国过去60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清楚地体现了目前西方滞胀的第一要素——通胀浪潮的严重性。显然，美国通胀的长期趋势是先升后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首次将人们的关注重心由纯粹的短期经济周期波动转移至这种长期价格变化，尽管笔者并不认同他对这些变化的总体理论解释。
可以看出，在此期间，首先出现通胀浪潮，因为美国物价从20世纪60年代的较低水平逐步上涨至1980年的峰值（14.7%）——这一过程持续了20年。随后，在1980-1982年的急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中，美国通胀急剧下降。在40年来的数个经济周期中，美国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12月，美国通胀率为2.3%。2022年6月，美国通胀率飙升至9.1%，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后，美国通胀率略有下降，降至10月的7.7%，但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高于40年来的任何水平。因此，很明显，西方当前发生的通胀浪潮不能被视为纯粹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它比40年来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遭遇通胀浪潮的同时，美国今年GDP将仅增长1.6%，2023年甚至将降至1.0%——美国不仅面临通胀，还面临停滞。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发达（西方）经济体整体增长率将从2022年的
2.4%
降至明年的1.1%——明年的人均增长率仅为0.9%。这些数据表明，由于经济急剧放缓所带来的压力，西方通膨率开始从峰值水平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放缓无疑会加剧，因为西方所有主要央行都在加息，以抑制通胀——美联储今年将利率从0.25%上调至4.0%，欧洲央行将利率从0.0%上调至2.0%，英国央行将利率从0.25%上调至3.0%，等等。这些央行均表示，尽管经济严重放缓，它们仍将被迫进一步提高利率——这与限制经济减速所需的降息正好相反。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预言：整个西方经济体的经济放缓趋势才刚刚开始——2023年西方整体经济增长数据将比2022年更糟。
鉴于经济放缓叠加通货膨胀——这并非夸大其词，而只是在陈述事实——西方正经历着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形势。 经济动荡引发的政治动荡，甩锅给俄乌冲突？
这种经济形势不可避免地搅乱西方社会和政治局势，同时给“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带来剧烈的动荡。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此就不展开论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经济体民众实际收入都在下降——截至今年9月份，美国实际工资下降3.8%，英国8月实际工资同比下降2.4%，此外，英国官方预测，未来两年内英国民众实际收入将下降7%。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是，西欧的所有执政党恐怕都会在选举和民调中落于下风，无论其政治背景如何——在意大利和瑞典，极端右翼政党最近赢得了选举胜利；在英国，执政的右翼保守党在最新民调中落后反对党中左翼工党30个百分点。
极右翼政党在意大利大选中获胜（图源：纽约时报）
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滞胀局面，西方政府不但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甩锅给乌克兰战争。而且，他们认为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挑起的，俄罗斯应对西方这些不利的经济形势承担责任。鉴于此，俄罗斯理应受到指责，不仅如此，西方还进一步指责那些拒绝加入对俄经济制裁的国家。
但是，西方政府的这一呼吁遭到了占世界人口近85%的发展中国家的拒绝。美国政治学家拉詹·梅农（Rajan
Menon）在一项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研究中指出：“在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行动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这四个重要国家均未发布官方声明谴责俄罗斯。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和南非，以及其他16个非洲国家则对旨在惩罚俄罗斯的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票。虽然巴西和印尼对此投了赞成票，但同时他们谴责对俄罗斯的‘无差别制裁’。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加入到美国和北约其他大部分国家对俄制裁的行列。”
拒绝加入制裁行列的国家甚至包括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相反，土耳其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同样，印度也增加了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量，俄罗斯石油在印度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战前的1%扩大到今年10月的21%——与乌克兰战争前相比，印度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增加了三倍。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威胁，但印度仍维持了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系统的决定——拜登政府迫于印度的压力，最终做出让步，放弃制裁印度。
巴西各大政治流派的反应也颇具代表性。巴西现任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表示，他不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为该国农业依赖俄罗斯化肥进口。在卢拉执政时期曾担任巴西外长七年的塞尔索·阿莫林也表示，谴责俄罗斯无异于服从华盛顿的命令。将于2023年1月1日再次就任巴西总统的卢拉则表示：“大国需要明白，我们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敌人……我们对新冷战不感兴趣。”
今年2月，巴西驻联合国大使就俄乌冲突发言，呼吁停火，但反对对俄制裁（图源：路透社）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增长三分之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应完全一致。因此，很明显，美国拉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行列的企图落空，只有少数最亲密的盟友站队美国。同样，美国早前游说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科技制裁的努力也化为泡影。就连支持美国的重要政治分析人士伊恩·布雷默都认为，美国得到的回答只是“不”——对此，美国的回应是单方面对中国实施制裁。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拒绝跟随美国立场的行为不仅代表了各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符合事实。只要对事实稍加审视、梳理一下时间线就能发现，所谓“俄罗斯应对当前世界滞胀负责”的论点，好听点来说是西方政府的虚假政治宣传，直白来说就是一个谎言。
乌克兰战争始于2022年2月24日。但正如图2所示，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两年，美国的通胀率就已经飙升。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20年5月的0.1%升至2022年1月的7.5%——这是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水平。也即是说，战前美国通胀率上涨7.4%。2022年9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7.7%，仅比乌克兰战争开始时的水平高出0.2%。因此，乌克兰战争至多只是稍微进一步加剧了通胀，尤其影响了一些特定行业，如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但超过95%的美国物价上涨现象发生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因此，美国所宣称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应对全球性通胀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下降负责”的说法不实。
图2
真正的原因是结构性的
我发表在观察者网的文章《一场通胀海啸正从美国席卷世界，但肇因不是乌克兰战争》已对美国这轮通胀狂潮的真正原因做了详细分析，因此这里只作简短概述。
为防止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经济增速进一步落后于中国，特朗普和拜登推出了庞大的刺激计划，结果导致美国M3货币供应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同比增长27%，美国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升至26.0%。美国这一庞大的刺激计划着重提振消费，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需求侧，但未提振固定投资令经济的供给侧几乎没有增长。如图3所示，从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到2022年第三季度，美国总消费增长34360亿美元，而美国净固定投资下降520亿美元。
但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底，以及这些庞大的消费刺激计划出台之前，美国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因此，经济的需求侧大幅增长，但供给侧没有相应增长，必然令美国通胀飙升。正如《华尔街日报》编委会所指出的，“这不是普京造成的通胀……这种通胀来自华盛顿。”
因此，世界上那些寻求找出通胀上涨原因并致其生活水平下降的人应团结起来反对美国，而非归咎于俄罗斯。
图3
上文驳斥了引发美国通胀上涨的罪魁祸首是乌克兰战争的说法，本节谈滞胀的另一要素——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如图4所示，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事实上，近7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一直是趋势，目前的相对停滞只是这一趋势的延续。
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已经从1953年的6.1%降至1969年的4.4%，2002年的3.5%，2021年的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2027年美国GDP年均增速将仅为1.6%——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以往的记录，它往往会高估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图4
不仅美国，整个西方都在经历长期的经济急剧放缓。图5所呈现的是整个发达（西方）经济体的年均长期增速——它们的GDP年均增速从1980年的4.3%降至2021的1.7%，即下降了一半以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7年，西方经济体GDP年均增速将进一步降至1.4%，即不到40年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事实再一次说明，西方经济体增长放缓是长期存在的事实，这意味着不能将此归咎于乌克兰战争等因素。相反，鉴于西方经济体增长放缓已长达数十年，它一定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
图5
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从短期来看，没有哪种GDP构成要素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在短期内，任一GDP构成要素都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情况则大相径庭。就10年而言，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为0.66。也就是说，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美国GDP增速就越快。
正如预测的那样，投资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占GDP比重就越低，反之亦然。消费占GDP比重和GDP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长期负相关关系，为-0.63。也即是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GDP长期增速就越慢。
这反过来也会对消费增长率产生影响。长期消费增速与GDP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在GDP不能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消费亦不能实现快速增长。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GDP增速就越慢。因此，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消费增长速度也是如此。确切地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居民消费年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性，为-0.58。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从2020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等事件可以看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氛围日益紧张，导致这一紧张局势的原因正是消费增长率的下滑。在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上升的情况下，美国消费增速也会下降。但是，对关心现实生活的民众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实际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人们并不关心消费占GDP比重这一完全抽象的问题。
部分中国媒体在谈论“消费增长”时，有时会混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这两个概念。我们有必要澄清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背向而行—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图6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如果美国的政策和经济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它就无法摆脱长期减速，加快GDP增速。鉴于净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存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只有提高投资占GDP比重，才能实现加快GDP增速的目标。但图7清楚地表明，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并未上升，反而呈长期下降趋势——从1966年的11.3%降至2006年的8.1%，2018年的5.1%，2022年第三季度的3.8%。也即是说，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在提高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
图7
要清楚地了解当前全球动态，重要的是要明白，不仅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而且美国目前正处于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慢的时期。
我们可以将当下局势与1929年后的局势做一个对比——后者一般被视作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缓慢的时期。这一对比未必十分恰当，但有助于清楚地说明当下的情况。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更直观的认识，图8呈现的是1929年后（包括大萧条期间）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2007年后14年间美国GDP增长变化。
1929年后14年间，美国GDP增长96.4%；2007年后的同期，美国GDP仅增长25.5%。虽然1929年后经济崩溃初期，美国GDP下降幅度比2007年后更甚，但是2007年后美国GDP缓慢增长的时间远长于1929年后所带来的累积效应，导致2007年后美国GDP增速远慢于1929年后的增速——1929年后14年间美国GDP增速是2007年后14年间的四倍。
因此，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其说是“大萧条”，毋宁说是“大停滞”。
图8
“大停滞”将会如何改变美国
既然G20峰会未能就西方面临的真正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上述趋势所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显而易见。
首先，它清楚地显示，特朗普和拜登所出台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美国通胀飙升，而这反过来破坏世界经济稳定。鉴于美国固定投资水平较低，其经济无法持续快速增长——美国长期年均增速略低于2%。因此，除非美国能盘活其经济增速低于其长期年均增速（略低于2%）时积累的大量闲置产能，否则不提振投资就想使美国经济更快增长的尝试都必将失败。此外，如果美国长期年均增速为2%或以下时尝试刺激计划，而不解决投资不足这一根本问题，那么刺激计划只会造成通胀飙升。
因此，特朗普和拜登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胀飙升，也无法帮助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即是说，它们将产生滞胀现象，正如发生的那样。面临这种情况，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而这种技术手段会导致美国经济陷入缓慢增长的模式。也即是说，美国只能以缓慢增长甚或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抑制通胀。
美国政府报告称，截至今年5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8.6%，是40年来最快的涨幅（图源：纽约时报）
第二，美国生活水平增长非常缓慢或者甚至有所下降， 而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而这也将令美国陷入政治动荡。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社会动荡、美国国会中两党就国内政策爆发的激烈冲突、共和党内部极右翼势力的壮大等种种乱象都将继续下去。
第三，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和其他进步力量将面临美国和西方经济体长期缓慢增长的局面。西方经济增长缓慢，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也将给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带来负面压力。这也意味着，中国如果被“美国经济充满活力并将实现快速增长”的谎言所蒙蔽，就很可能对外部经济环境作出误判。
第四，由于美国目前的政策和经济结构无法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它只能试图通过减缓中国发展速度，来阻止中国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并最终超越美国。因此，美国将集中精力采取更多手段，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曾就这一点做出预测，随后，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加码对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诸如此类的行为充分印证了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
第五，美国经济缓慢增长，再加上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产生抑制性影响，因此也对其他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产生抑制作用。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障碍。中国在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表现出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外交举措，鉴于美国的政策已违背其他国家的客观经济利益，中国的上述做法非常恰当。
第六，尽管美国多次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但美国无法提高自身增速意味着，即使在中国自身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也将继续超过美国。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如图9所示，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这三年间，也就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增长14.3%，年均增长4.6%，以中国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增速较低。但同期美国经济仅增长4.7%，年均增长1.5%；欧元区经济增长2.8%，年均增长0.9%。也就是说，尽管在疫情期间中国自身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经济增速仍然是美国的三倍，是欧元区的五倍。
图9
第七，对美国来说最危险的趋势是，美国没有能力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令美国经济增速超过中国。这意味着，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继续缩小与美国经济的差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则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无法在和平经济竞争中击败中国，但它的军事实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或将放弃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竞争，转而与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对抗。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性军事行动愈演愈烈——1999年轰炸南联盟,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轰炸利比亚,至今仍在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上述例子还只是美国侵略行动中规模最大的几次，其余规模较小的侵略数不胜数。而现在，美国的军事政策进一步升级——美国领导的北约东扩至乌克兰（这是引发乌克兰战争的根本原因），这表明美国已经准备同拥核大国俄罗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至于中国，美国少数重要政客则呼吁美国就台湾问题与中国进行一场“有限战争”。
因此，美国目前实际上正在对中国发动冷战，但危险在于，美国恐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其升级为各种形式的热战。拜登早前在G20峰会上宣称，他反对战争，哪怕是冷战，言辞颇为动听。不过，鉴于美国已然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中失利，战争或将成为美国政策的现实驱动力，美国能否真正履行此次峰会上的宣言仍是存疑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图为当时伊拉克南部的美军士兵（图源：ABC）
最后，尽管西方经济体增长乏力的态势仍将继续，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将继续强劲增长。这主要归功于大多数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拒绝支持美国的对华制裁。正如习近平近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正是因为摆脱了冷战阴霾，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小经济体步入奔向现代化的快车道，‘亚太奇迹’才应运而生。”在亚洲之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激进政策。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实力将越来越多地与发展中国家的局势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外交政策和“软实力”投射的一个主要载体。反过来，由于中国比美国更有发展活力，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倾向于与中国交好。
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领导人在G20峰会上所说的话虚假空幻。这些言论根本不切实际，因此无法解决世界甚至自己面临的问题。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短期波动，形势会相对好转或恶化，但除非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西方经济体的总体负面趋势将继续下去。但是，西方经济体即便想发生改变，不仅会受到西方社会力量的阻碍，而且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也会阻碍他们对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中国则信奉讲究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世界形势有着正确的认识。因此，西方不仅受到社会力量的阻碍，还受到其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的阻碍，无法在G20峰会上找到出路。不过，这将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