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锐公司 （ID：shangjiezz），作者：梁坤，编辑：周春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9月，李空（化名）退出了参与创立的咨询公司。
这家企业主营催收业务，即为各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机构“讨债”，用“电呼”等方式处理逾期贷款，并收取佣金。让他决定退出的，一方面是催收难度肉眼可见地增长。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不少企业或个人资金套牢，还款能力下降。李空说，“有时借贷人也想还，可没钱也没办法。”
另一方面，则是花样百出的“反催收”手段，让他感知到：“这行风险越来越大了。”
上个月，李空刚刚处理了一笔催收投诉案。该团队一位催收员在例行电呼中因“话赶话”着急，一句脏话脱口而出。借款人完整记录了通话过程，并向银保监会所属机构发起投诉。随后，监管将此案转给借贷银行自查自纠，银行又将压力施加给合作的催收机构，要求他们务必尽快妥善处理。
李空称，这位信用卡逾期6000余元的借贷人，在接到催收员打来的电话后，并未如其他人那般紧张，而是带着情绪，反复刺激催收员说出那句脏话，便“大功告成”。他投诉后，等待催收公司主动来电寻求和解——他要求催收方赔偿3万元“精神损失费”。
为了达到银行“妥善处理”的要求，作为“乙方”的李空同借贷方反复协商，终于达成和解：借贷方撤回投诉，并自行归还2000元债务；催收公司自掏腰包，帮债务人承担余下4000余元债务，还清这笔逾期半年的信用卡欠款。
一分钱没赚到，倒贴4000多元。李空对“反催收”产业链式发展心有余悸，也让他对“寒气”的感知又加深一分。
一、拉锯战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指出，当前不良贷款小幅增长，资产质量下迁压力加大。
截至2019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3.19万亿元，同比增加3498亿元，不良贷款率1.98%。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2.59万亿元，同比增加1084亿元。这些不良贷款中的个人借贷部分，给催收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其他宣传调门过高的赛道相比，这是成色十足的千亿级市场。
有数据统计，中国有30多万人的催收大军，是金融借贷关系中的重要一节。金融机构产生逾期债务后，出于成本、分工和监管考量，通常会将这些逾期3个月以上的债务委托给专业的催收公司处理。催收者，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解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规范的催收，与崇尚暴力的传统民间催收截然不同，应该是专业催收机构、专业催收人员，在尊重债务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通过法律谈判、协商和解、心理沟通等方式，依法合规向债务人催收合法债务。而在现实中，生存在监管和业绩高压之下的催收，常演变为催收公司与借贷人、金融机构之间的“拉锯战”，骚扰催收、威胁催收、变相催收等乱象频发。
对于催收行业的地位和意义，李空打了一个不太中听的比喻：“就像金融体系的蚯蚓，干的都是脏活累活，名声和观感也不好，但它却对保持土壤肥力，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有重要作用。”
从金融机构分发出来的催收名单，是这些“脏活累活”开展的关键。
逾期时间长短是衡量业务质量的关键指标，也是借贷人等级划分的标准。逾期30天记为M1、60天是M2、90天是M3，以此类推。M值越大的帐目，催收难度越大，回款后获得的佣金也越多。
据介绍，信用卡逾期催收佣金在26%左右，而各种网贷平台佣金可达30%~40%。银行的委案期均为一季度，期满后不管做没做完，都必须从这家催收机构转出。银行再根据业绩达成情况结算佣金，次月或下下月结算。
在现实操作中，这些名单常存在层层转包现象。有资质的持牌金融公司和实力雄厚的催收公司，从金融机构直接承接业务。金融机构对催收公司的回款率指标一般为2.5%左右。限于人力，后者需要将部分名单转包出去，“个人信息也就发生了泄露”，李空说。
在社会大众的认知中，债务催收常被视作灰色产业，甚至等同于暴力和黑社会，饱受歧视，致使这个行业吸引不到优质人才，这极大地限缩了发展空间。李空表示，“做这一行的大都是大专及以下的，没有哪个本科毕业的愿意干这行。”这也是催收从业者良莠不齐、流动性大的原因。
他们通常经过3~7天不等的培训就可以上岗。李空称，在疫情期间，这些原本面对面的培训多以线上会议形式开展，内容多以“心理防线突破”“风险规避”等方面为主，还会有几十页的操作规范等材料供催收员学习。
催收的世界，存在一种“精神对冲”。
一方面，催收工作社会认同度低，时常遭受客户莫名的辱骂。为了业务，一些过激的不合规催收动作，也会遭到投诉和罚款，乃至承担法律责任。催收员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业绩要求需要疏导与激励。
另一方面，这里的职场又表现得很热烈。“氛围很鸡血，每次有回款，大家都会在群里点赞、刷礼花，谁有回款谁买奶茶成了一种惯例。”在李空向记者展示的一个银行信用卡催收工作群中，大部分催款成功的回款额度都在数千元。
大一点的催收职场，每到月底还会举行颁奖礼，在提成等业务奖励外，赋予员工在一个群体中的荣誉和价值感，也为他人树立目标。
催收员有3000元左右底薪，提成按催款额度阶梯式累进。按某中部省区一家催收公司算法，回款5万元以下的提成在3%～4%之间，回款8万元以上部分提成10%。“能回款3万元，算上底薪就有5000多元薪水，这在一个县城已经算不错的收入水平了。”
据李空介绍，其公司上个月业绩冠军，回款16万元，薪资1.9万元。
但在催收界龙头公司湖南永雄的贴吧里，也有自称员工的人反馈，“两年时间赚了十几万，但一半钱都在资源费里。”
所谓资源费，是指每个催收员拿到的资料都是一个有着姓名、联系方式、逾期时间与项目等内容的基础名单，如果想拥有借贷者更多的信息，就需要花“资源费”自购。此外，为了提高电话接通率，催收员也常办理当地号码，这些成本都需要催收员个人承担。
二、“走钢丝”
今年6月2日，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连发两张罚单，光大与民生信用卡中心均被责令改正，并处以80万元罚款，违法事由都是“信用卡催收严重不审慎”。
银行面临的处罚，通常由催收机构的违规动作引发，也通常会由他们“买单”。在日趋严格的监管下，催收机构的风险和压力与日俱增。
据介绍，针对催收的主要投诉渠道有新浪旗下“黑猫投诉”网站、银保监会投诉和报警。被催收者一旦以遭受暴力（包括软暴力）催收或信息泄露为由投诉，对催收机构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催收机构被报警，面对的将是5万~10万元罚款，并有在下个季度拿不到银行合作资产包的风险。
催收从业者吴楠（化名）介绍：“理论上讲，催收方式有很多，但常用的有两种，效率最高。”一是通过第三方亲友施压。在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耻感文化及亲情文化的压力下，向亲友反映借款人的债务问题，让其“社死”，是很多债务人无法承受的。以往，催收者常通过向借贷人亲友打电话、发短信“轰炸”的方式，将压力间接传导给他们。
而今，这些手段也逐渐进化，变成在亲友的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下留言催收，既用半公开的“大字报”形成压力，且规避了电话沟通容易被投诉的风险。
第二个则是由数名催收员配合，冒充公职人员施压。这时，催收员会以当地“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企业委托律师、借贷平台代表的名义轮番上阵，用去借款人家中调查、取证等借口，一步步击穿借贷人的心理防线，敦促其还款。
“但两种方式都涉嫌违法。”吴楠表示，第一种方式看似是沟通，但涉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这些催收者不可能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却掌握了银行有义务保护的个人隐私，有被投诉风险；第二种冒充国家公职人员更是触及“红线”。
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下，当前暴力催收、涉黑催收等行为已不多见，上门催收也有严格的规定。通常，信用卡逾期类案件会有上门授权。催收机构上门，只能以“了解情况”为由，且通常只有2人前往。“超过3个工作人员上门性质就变了”，吴楠笑道。
在金融业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债务催收行业立法很成熟，行业职业化发展拥有法律保障。早在1977年，美国就出台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日本在1998年制定了《债权管理回收业特别措施法》，英国也发布了专门的《债务催收行为指南》。
但在李空看来，中国催收行业这么多年，还是在灰色地带游走。“社会名声差、人员结构不合理，法律和监管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魔法对抗魔法
“这两年催收不好干了，有很多催收从业者又跑出去成立所谓的‘反催收联盟’，两头赚钱”，吴楠无奈道。
这些“反催收联盟”中，除了“老赖”和贷款中介，更多的是曾经的催收员。他们深谙银行政策要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妨碍金融行业正常的催收业务，使得不良率居高不下。
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流量密码”，不断在自媒体平台输出所谓的债务筹划知识，把“反催收、协商停息”“代理退保、代客维权”等信息，包装在帮人“上岸”的大义之下，让陷入债务泥潭的人联系他们，协助“维权”。
“好像一种魔法想打败另一种魔法”，吴楠表示。
自疫情暴发以来，“反催收”黑产野蛮生长。吴楠称，“反催收的佣金可以根据（欠款）额度大小协商，高的在总金额10%左右。”反催收试图达到3个目的：
1. 停催，即停止对欠款人及亲友的催款；
2. 停息挂账，即与银行、金融平台协商停止计息，欠款人只偿还本金部分；
3. 协商分期，经过协商，重新达成对还款日的商定，给债务人腾挪的空间，最长期限可达5年。
为此，“反催收联盟”采用伪造申请减息免息材料、恶意投诉、诱导催收员违规、制造负面舆情向银行施压等方式，在债务协商中获得更大的酬码。
因为监管部门设有投诉解决率的考核指标，银行很担心被投诉。“反催收联盟”正是利用这一点，有套路地刺激催收人员，诱导催收人员违规，并在录音后向监管机构投诉，借机索要赔偿，影响恶劣。
交通银行信用卡中心房倩倩和刘元曾撰文表示：疫情初期，“反催收联盟”迅速在互联网集结，发展势头迅猛，让银行措手不及，一度陷入被动局面。
“反催收联盟”披着“维权”外衣，通过对“合理规则”的滥用，剥夺侵占了本应属于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也是对征信体系的挑衅与破坏。当前，警方、监管纷纷出台多项举措，合力打击“反催收联盟”。抖音、腾讯等互联网平台也被要求加强对“反催收”广告的治理。
催收与反催收的激烈交锋，即是普惠金融体系尚不够畅达的例证，也是监管对催收行业勒紧“缰绳”的反映。
“如今，这个行业也和大部分行业一样，感受到寒意”，李空表示，催收明显越来越难做，回款率无法保证，失联信息修复成本陡然升高，2019年~2020年那一阵能轻松赚钱的时期已经过去。
他的感受，是以“电催”为主营业务的催收公司困境的真实写照。统计显示，巅峰时期，国内各类催收公司数量在6000家左右，目前已经缩减到不足2000家，行业进入收缩阶段，告别野蛮生长态势。据报道，催收行业龙头湖南永雄也在注册新公司，布局家装和农业赛道。
然而，疫情冲击之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的压力增大，催收的需求依然旺盛存在，整个催收行业面临一场深刻的转型。如今，更多企业考虑与律师事务所合作，或自主申请律所资质，承接司法催收业务。
以往，“电催”也会发律师函，但多为批量生成，甚至格式都不合标准。在与律所合作后，催收机构发函、调解、仲裁、公证直至诉讼，能对恶意欠债者形成更大威慑力。催收行业从“电催”向“法催”发展，背后是从业者结构的优化，司法路径的畅通和合规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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