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锐见Neweekly （ID：app-neweekly），作者：戈多，原文标题：《家委会里的“宫斗戏”，惊呆我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代家长，没有点超凡技艺，不敢“乱入”家委会。
虽不至“天上地下无所不能”，但“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却是基本的要求，从活动策划、物品采购，到作业监督、任务传达，再到财务、审计，家委会成员就像是孩子们平行时空里的“伴随者”，几年下来，受到的教育、学到的技能，一点不比孩子少。
不过，家委会之外的普通家长，也难以“置身事外”。
有家长直言，自己在公司里雷厉风行、呼风唤雨，但到了家委会面前，却必须低头做人——全天候的家长群信息，不分白天黑夜；瞥到红色的字体“有人@我”，更是要条件反射般地快速点开，丝毫不敢怠慢。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家长们可能还会被卷入戏精们的“宫斗戏”，一边听从“指使”，一边还要学习人情世故，以免言行“出错”，牵连了自家的孩子。就像电视剧《三十而已》中，权力膨胀的家委会会长拉帮结派，不仅对小团体之外的家长百般刁难，还试图联合其他家长一起霸凌身患疾病的小孩。
虽然，大部分的家委会都没有电视剧里的那般“兴风作浪”，但不能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委会成了学校免费的“后勤部”，前脚为老师、班级免费代办各种活动、任务，后脚家长们就要欠亲戚朋友一屁股人情。
家委会，一个由家长代表组成的班级委员会，本意是“增强家校合作”，帮助老师全心教学，协助、监督班级管理杂事，同时与老师及时沟通孩子们的成长动态。
但现实中，这个“志愿者组织”，可能渗透了成员的权力、资源，充斥了各式各样的“人情投资”，甚至“越俎代庖”，裹挟其他家长的意志。暗潮涌动的家委会，在增进家校关系的同时，也可能“异化”了家校关系，而它让这场本身具有“公益性”的自组织实践变得光怪陆离。
虽然网上热议的家委会选举“卷”得不可思议，但事实是，选举产生的家委并不占主流。更多的情况下，家长们会毛遂自荐，然后由老师亲自敲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家委会的竞争不激烈。通常，老师需要考察每位家长的职业、教育背景、空闲时间，以及管理组织经验等，在一线城市的部分重点学校，家委会候选人甚至还要参加数轮面试，才能最终拿到家委会的应聘证书。
“资源与时间”，是班主任考核家委会成员的两个重要指标。
妮可平时工作很忙，还要倒时差，但她还是胜任了这个角色。回想起六七年前的家委会，妮可给出非常正面的评价，“要做的事不多”“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当时家委会里有一名外科医生，晚上下了手术，才能抽空回复群里的消息，如果换在今天，老师会首先劝退当医生的家委，因为这个职业工作太忙。
然而，等儿子上了初中以后，家委会的风格随之大变。
7个家委里，有6位CEO——“好几个都是那种霸道总裁的脾气”，控制欲很强，决策果断，却很少倾听，“他们的思路永远是，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极度自信。
去年的秋季运动会之前，妮可希望提前为孩子们采购物品、食物，但有几位家委觉得没有必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区域的店铺停止营业，但运动会又要照常进行，妮可只好半夜联系外区的朋友，连夜采购，开车送到两个区的交界。
争取一个音乐会的活动承办，也会让家委会“硝烟四起”。两位个性强势、互不“对付”的CEO，给出了不同的活动策划，彼此互不妥协，最后还在群里“互扯头花”。
不同的家委对待钱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小学期间，妮可所在的家委会，顶多选择给老师们送花送水杯，但是到了初中，价格上万的蒂芙尼手镯是家委会“稀松平常”的礼物选项。
妮可和其他家委会成员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冲突，总裁们都强调“快乐教育”，课外作业能免则免，也不支持订阅“非必需”的教辅。考虑到他们的孩子以后大概率会选择国际高中，要么直接出国留学，妮可认为这种理念对于那些要参加国内中高考的学生无疑是“不公平”的。
但无奈的是，这些由精英家长组成的家委会，往往可以暗中左右一个班级的活动方向、教育风格。
来自一线城市某重点小学的妈妈陶一宁，也拥有近10年的家委会经历，不过在她看来，“精英荟萃”的家委会，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更好的资源。
陶一宁是公司高管，毕业于知名大学，但她这样的背景，在女儿小学的家委会里，属于“普通配置”。她所在的家委会里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商业大佬，其中，有一位是全国知名的大数据专家，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懂得大数据的重要性，他亲自编写了一本面向儿童的科普书《什么是大数据》。
这位专家还来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一点没有专家的样子”。
还有一位家委会成员是玩具厂老板，曾经带领全班同学去玩具厂参观，游览结束，同学们在园区内的游乐场一起玩耍，“每一个孩子都很开心”。
但父母没能力“抛头露面”的孩子，却很难逃离“被边缘”的命运。
来自厦门的张瑶，是一位普通的专科老师，也是一位典型的佛系妈妈，女儿在厦门某公立小学读6年级。由于过去几年间她很少把注意力放在家长群里，也从来没有和老师“刻意拉拢关系”，她认为，这也是导致女儿“小透明”的原因。
以前，家长有没有面子，取决于自家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如今这一规则某种程度上被翻转过来，孩子在班里的存在感，也多多少少受困于家长在班里的“影响力”。
对于那些职业普通、收入普通、孩子默默无闻的家长，遇到一个“十级凡尔赛”“表现欲强盛”的家委会，不仅很难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还可能会给孩子埋下自卑的种子——“别人家的家长”，可望而不可即。
家委会，随叫随到的“后勤部”
对很多寻求人脉资本的家长而言，家委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交场域。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家庭，不惜花高价让孩子学习贵族运动，如马术、高尔夫，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孩子、让自己积累更多的“人脉资本”。
此前，在网络爆款文章《哈佛毕业，不配进上海小学家长群？》里，有网友曝光了一系列家委会选举的自我介绍，其中，有“毕业于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从事私募基金”的妈妈，也有“家里有25套房，平时清闲能出力”的全职主妇。竞争汹涌。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家长们一旦“组队成功”，各自的资源，能够实现多方位的交换。陶一宁坦言，在家委会，她遇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家长，分布各个行业，他们组建了关系紧密的“超级联盟”。
不过，家委会成员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没有艺术细胞的，就得从零开始，学绘画、学配色，甚至为了帮班级组乐队，人到中年，还要研究自己小时候就搞不懂的五线谱和音乐理论。
陶一宁告诉新周刊记者，人力资源管理出身的她，在家委会待了几年后，已经学会了摄影、编剧、音频剪辑、视频剪辑等多项技能，让简历“牛”了不止一个级别。有一段时间，学校课间播放的宣传视频，全是她亲手操刀。
但来自家长们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妮可说：“家委会就是夹心饼干里的奶油，两头受气。”
妮可认为，家委会承担了一部分本应是学校、老师，以及学生自己的任务——几乎孩子们的一切活动，都要由家委会策划、筹办，家委会已然成了“活动策划”公司，兼“心理教育辅导中心”。但与此同时，频繁的收费、任务传达，又无法避免家长们的质疑。
义卖会上，家委会要给孩子提供零食，还要帮忙统计、收钱；志愿者活动，家委会要想办法给孩子们联系场地、给孩子们制作横幅，方便大家打卡拍照；再比如艺术节，家委会要去工作室请指导老师、合唱老师、舞蹈老师，800块钱一节课，一上也要五六节。
妮可的朋友曾向她吐槽，孩子上初中要参观医学实验室，结果给家委会下达任务“实验室需要学生家长自行联系”。于是大家都急了，到哪儿去找可供孩子们参观的医学实验室？
家委会就这样承接了原本属于学校的任务。
布置作业，也成了家委会的“超额任务”。“双减”之后，教育部规定，禁止老师给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布置书面作业，也希望家委会能够监督孩学校的课业负担，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家委选择主动承担风险——“作业是我们留的，老师别怕”。
与此同时，各地教育局严重清查小学阶段的辅导资料，于是，“买教辅”成了家委会的私活。老师给家委传话本学期需要购买的辅导材料，家委会默默执行，这样就完美规避了教育局的规定。
校方通常声称，“涉及钱的敏感问题，只能由家委会协助”。可现实是，一旦有了家委会这个“背锅侠”，收费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根据过往媒体的报道，一些学校的黑板、空调、窗帘、打印机等学校基础设施，也需要家委会来购买。
此外，原本属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沟通，也成了家委会的责任。妮可坦言，自己在群里的角色之一就是“催作业”。她所负责的学习小组有7个学生，每逢节假日，她需要帮老师在群里催作业，虽然自己极不情愿，但是看到家委群里源源不断的“报告老师，作业已收齐”，她还是不得不频繁@学生家长。
再比如心理健康问题，“行为叛逆”“抵触父母”“不爱写作业”等青少年经常出现的心理状况，也会要求家委会成员带头去跟学生沟通。然而，没有教师资格证、没学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委们，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
参与教育，还是“干涉教育”？
2012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推进家委会建设，旨在建立更紧密的“家校合作”。
长久以来，“父母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缺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于70后，甚至80后、90后一代，“把孩子丢给学校”是家长们主流的心态。
陶一宁告诉新周刊记者，加入家委会，给了她深度参与女儿成长的机会，女儿和她的关系也因此很紧密。她观察到，那些父母在家委会担任职位的孩子，普遍在班级里更活跃，对集体活动也更热心。
但对另一些家长而言，家委会的存在，就像一只隐形的“大手”，在班级决策、儿童教育中默默地施加影响。久而久之，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老师，开始无形中被“架空”。
教育部下达的指导意见里明确要求，家委会应当起到监督作用，“对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监督，帮助学校改进工作”。可事实上，比起监督校方，更多的家委会倾向于“坐稳”校方、老师一端的天平。
家委会成了“人情投资”的风水宝地，并催生了隐秘的权力关系再生产。
在没有家委会的年代里，家长讨好老师的方式通常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悄悄进行。而家委会的成立，创造了一个“投机”的可能——当送礼、帮忙拥有了“集体自愿”的名义，“人情互换”就具有了合法性。
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贵重礼物，一旦被安放了“集体分摊”的前提条件，送礼似乎就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贿赂”行为。
而那些手中握有丰富资源的家长，他们通过在家委会里“发光发热”，用自身的影响力、存在感帮助孩子在学校获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青睐，从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另外，家委会真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代表”全体家长的意志吗？
根据福建新晚报报道，“安徽铜陵某中学人均2000元的班费，征得了全体家长的同意”，而广西今晚报也报道过“广西柳州一家长因拒绝配合家委会送礼，被集体逐出家长群”。表面上，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案例，并没有违背教育部下达的“民主的决策机制”。
然而，所谓的“多数意见”，可能却也是意志受到裹挟后的“情不得已”。
家长群里，那些担任家委、活跃度更高的成员往往提供主导意见，而大部分的家长则会选择随大流。沉默的螺旋效应指出，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在群体中属于少数，他就会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意见，比如在群里“紧跟队形”、回复“收到”。
随着家委会的角色越来越重，老师、家长、学生之间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
妮可认为，现在的老师与家长，复制的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老师是命令者，家委会是任务传达者，全体家长是最终的任务执行者。放在她所成长的年代，老师能见到家长的时间只有学期末的家长会，家长与老师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交集。
家委会看似公司化的运作流程，实际上未必更为高效。家委会有详细的职责安排表，财务、审计、秘书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司其职，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仅大家的角色会相互重合，而且一些本能由学生自己完成的活动任务，根本不需要“流程化”的对接。
妮可讲到了自己曾经作为家委给学生运动会筹划的经历，她负责采购清单上的物品——运动饮料、牛奶、酸奶、零食、面包、运动服装、获奖礼品等，但这个过程实际上削弱了孩子们的自主能动性。
一个小小的运动会，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们决定自己要吃什么、喝什么呢？为什么不让学生自己带就好呢？
群里层出不穷的接龙，也是让妮可和其他家长们疲惫的琐事之一。如果换到以前，学校的通知，只需要学生自己牢记、传达、执行，但今天，通知首先要让家长们一遍一遍地响应，孩子们记不记得，反倒是没那么重要。
这到底是“加深”了教育参与，还是“干涉”了教育？
可以确定的是，当家委会的资源没有边界地介入学校，中小学的教育主体——孩子和老师，很有可能就会沦为教育实践的“局外人”。
（受采访者要求，妮可、陶一宁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锐见Neweekly （ID：app-neweekly），作者：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