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人人国际传播’，才能够用我们自信的态度去塑造中国话语体系。”
在东方卫视10月1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可教授，探讨在国际传播中如何阐述中国这一重要命题。
张维为：
做好国际传播，我认为关键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国统区，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团队，但可以应对国民党的整个宣传机器，外国媒体更是趋之若鹜，周恩来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的高光时刻，哪里就是真知灼见诞生的地方。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中国前途之命运”，周恩来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们代表着光明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这种自信的精神、这种话语体系，感染乃至折服了无数的国内外人士，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光辉典范。
今天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也面临着两种前途之命运：中国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的希望，美国资本主义代表着世界的绝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一些媒体人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认不清这种大势，自然也做不好国际传播。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就像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西方话语对中国高铁进行全面围剿：“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的产品一定也是坏的。”当时我们队伍中很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失去了话语，也就失去了自信。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再大，科技力量再强，物质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你再大的成功也可能被否定，你再强的国力也可能归于零。
好在中国高铁经受住了考验，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过去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党的二十大精神将进一步巩固这种大好局面。然而，中国越成功，西方话语的围剿也会越疯狂，越没有底线，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粉碎西方的话语围剿并战而胜之。
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并付诸于大量的实践。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供大家参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在做研究的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20来年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落，以及70多个发展中国家，我得出两个慎重的结论：第一，西方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造成太多问题。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许多内容，都含有大量的“伪科学”成分，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度解构，甚至是釜底抽薪地解构，而不是为其当打工仔，或者在其范式下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研究，形成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某种整体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原创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进入西方话语、跳出西方话语、形成中国话语，要摒弃“洋八股”“党八股”，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中国模式的魅力”，当时《纽约时报》国际版称《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6年11月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文《中国模式的魅力》，提及我自己走访百国之后，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我当时就预测，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分析了美国模式在美国国内的溃败及其对外部世界产生的极为负面的影响，与国际上一些学者一起提出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
2010年，我提出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的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中的每一项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一切已经永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2011年我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成为学术畅销书，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一篇媒体报道这样评论：在思想界，《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话题更为火热，将所谓的“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模式派”的争论推向白热化。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一位北大教授说，《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
但也有论者争锋相对地使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中国震撼”PK，写出洋洋万言批驳《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锐乃至互不相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好在我们国人普遍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多年过去了，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今天整个世界每天都在感受“中国震撼”“美国遗憾”和“西方衰落”。
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直来直去的、极具攻击性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反击也应该是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也就是当年毛主席说过的，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我想也是如此。
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文明型国家”完全拒绝西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拒绝所谓的从极权主义，经过威权主义发展到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荒谬的逻辑。有了这种对中西方发展大势的整体把握，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对许多国际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们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率先提出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和对华科技战。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透彻性也表现在它聚焦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底层逻辑。比方说，我提出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人口、地域、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一旦我们放弃中国道路、放弃中国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会变成中国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将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将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和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化为泡影。
至于强势性，“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提出“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超越西方单是依靠选举的制度，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理念更具现代性等等。
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一，背后是这样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理论部分地满足或者回应了这种需求。
我们通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扎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这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当然也有争议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一切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绕不过这种存在感。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更多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国学人应该做出的贡献！好，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两会期间，外媒记者将镜头对准中国武警，完成他们想要的“完美构图”。
郭可：
刚才张教授谈了国际传播需要的中国自信和中国的话语。确实如此，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需要自信去塑造我们中国的话语。今天主要想谈谈新时代的国际传播的新的趋势以及大学的角色问题。
新时代国际传播当中面临的三大趋势：
第一大趋势就是国际传播的格局多元化和“东升西降”的趋势日趋明显，20年以前，在我们整个国际传播的格局当中，“西强东弱”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20年以后的今天，像我们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还有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地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响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近年来，这些中国的概念、理念以及一些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最近关于一些涉疆问题，我们国家能在联合国挫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图谋就是一个例证。
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内宣和外宣，通过一些翻译手段以后，它自动形成了一些国际舆论场当中的一些流传。20年以前，我们的内宣和外宣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但20年以后，内宣和外宣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国内传播的一些言论，可能也会在国际上掀起一个巨大的舆论点。比如最近，网友通过微博，对于俄乌冲突初期的一些走向分析，以及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杀以后，网友对中日关系发表的一些言论。这些中文言论引发了国际舆论场中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士将其与官方态度混为一谈，以此来指责我们国家和政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第三点就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出现了我讲的叫“国际传播+N”的这个模式。因为过去国际传播主要是以宣传新闻的内容为主，而且主要是以广播、电视和报纸等等主流媒体来开展国际传播的一些工作。但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应用，国际传播现在越来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到了原先跟国际传播不那么相关的社会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提出了要开展“人人国际传播”的概念，因为只有当人人都参与到国际传播的工作当中来，才能解决国际传播面临的新的挑战，这样才能够用我们自信的态度去塑造好我们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所以，面对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上述的三大变化，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又在倡导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与美西方国家充满掠夺性的殖民文化完全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美西方国家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唯一能够系统性、体制性地挑战二战以来以美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因如此，美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各种反华的言论不断，且反华国际舆论的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几乎是不择手段，我可以这么预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传播当中美西方国家涉及中国的一些国际舆论的博弈态势可能会愈演愈烈——我的感觉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对此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下面主要谈一谈我们高校，尤其是像上海外国语大学这样的外语类高校，在国际传播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国际传播事业一直在高校招收大量的急需的“外语+国际传播”的人才。这方面我们高校一直是主力军。像上海外国语大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英语+国际新闻”的培养模式，为国家的主流媒体输送了大量国际传播人才。现在我们上外把“多语种+”也变成了学校战略，相信这些既懂两门外语，又懂得国际传播的实操人才，是符合我们国家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的。
第二块，我觉得高校除了育人功能以外，还发挥了民间智库的作用。像我们现在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为地方部门及时了解国际舆情的整个动态，做出合适的研判。我们有开设47个语种，所以很多同事经常用外语直接撰写外文评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语区的媒体上发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也亮明中国观点。在一些多语种语区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多语种的语区基本上都是被美西方国家所控制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学者出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那么他们就会认为美国和西方塑造的中国的扭曲形象就是中国真实的现状。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国际传播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我们上外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同时，还积极地走出校园。
今年年初，我们的师生还参加了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组织的冬奥会高校多语种报道的活动，大家从年三十晚上7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冬奥会结束。上外师生与我们国家主流媒体联合，用18种外语报道冬奥会内容，并在上外和我们学生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进行多语种报道和发布，让我们的多语种同学体验到了不仅是一线国际传播的实战乐趣，还获得了他们用“第一外语”发布冬奥会报道新闻的这种兴奋，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战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实战的场景当中，要培养我们各位同学对自己国家的情怀和对国际传播事业的热爱，在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大格局中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也为今后成为国家国际传播事业的栋梁做好准备。
今天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在圆桌论坛环节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的杨波教授。我特别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她常年在国际组织有相关的一些合作服务，所以在国际传播的实践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刚才我们在跟她交流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俄罗斯也待过十年，所以对该领域可以说相当了解。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国际传播这个话题，刚才几位嘉宾其实都给出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过去这些年，其实我们的国际传播的方式、效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张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您觉得变化在哪里？
张维为：实际上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对我们的话语围剿比过去更加厉害。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的民调，主要是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对中国印象都在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在这些国家有巨大的存在感，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广告，中国的商品，中国的5G技术，而且都是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比不了的。你看今年我们的汽车出口超过德国了，明年估计会超过日本。
另外老外现在都用TikTok（短视频社交平台），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产品。这对我们对外传播是很有启发的。尽管它的海外管理是单独的一个板块，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发布的视频，老外也开始传了。所以这个新的社交媒体的出现，也改变了过去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对中国形象的丑化，尽管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负面评论或者是对我们的正面信息限流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真实的中国情况它是阻挡不住了。
TikTok风靡海外
杨波：我觉得最近十年感觉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国外的受众、而且是不同层次的受众，主动关心中国的比例和范围是越来越大了。
主持人：您用了主动关心这两个字，就是他甚至可以去主动寻找相关的信息。
杨波：是的。去年11月份，我的俄罗斯和中亚的朋友就来问我，能不能解读一下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历史意义。我当时比较意外，因为以往是我们会主动的宣传作，现在是从事相关领域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高层的政治精英，他们会主动来关心这些事情。
主持人：您觉得他们想要了解关于中国的什么？
杨波：我觉得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地走到今天，因为他们曾经跟我们走过一条同样的道路。中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尤其对这个区域的人来说，他们是特别理解的。包括年轻人，我还蛮意外的，因为我给教育部的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做培训，相当于给俄语国家的一些学生教授汉语，教他们怎么做俄汉的翻译。年轻学生会问我：杨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我是。他说，你能给我看一下你的党员证吗？这是一个乌克兰的小伙子，这个细节让我挺触动的，他说我非常向往这个党。他们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中国能够把这条路走下去。
主持人：您觉得根据我们以往的国际传播，我们阐述中国，有没有充分地把这个答案讲清楚？
杨波：我觉得我们正在慢慢地学会去用外国受众能够接受的一种语言来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做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受众友好型”的外宣，其实这种差异化做得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知道面对精英去做传播是一种方式，但是对普通人就是讲故事。我们到各个地方去讲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因为这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他能代表一个群体；我们不去下结论，我们只是展示事实。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杨教授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在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实际上大量的国际传播是不涉及政治的，就是谈文化，甚至谈餐饮，谈一个古建筑，谈文物保护等等都可以，都会有很好的受众，只要你做得好。但有一点就是，我们做传播的人，我们的学者，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几乎你避不开的，任何时候突然他问一个政治问题，任何场合，任何事情。比方上外要举办国际新闻教育大会，我可以想像多少西方人要质疑你们。所以你就必须要回答这样的挑战。只有你有自己的政治自信和中国话语，你可以反问他，你认为你们这个叫新闻吗？这是假新闻吧？我们可以用很多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来证明，他们的许多新闻变成假新闻了，你可以反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你可以质疑西方。
主持人：张教授一直在说，要有中国原创的话语体系，但它是一个漫长的建构的过程，我们先要解构，然后建构，那您觉得我们综合过去这些年的努力，再看看我们下一个阶段，还可以在哪些地方有突破？
张维为：因为在座的不少都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师生，外语表述太重要了。我举个例子，当时出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时，“中国震撼”怎么翻译，当时请了两个人翻译了该书的第一章，后来我看看还是翻得不好，我就自己来翻，很辛苦，翻得很累。
我开始想看看人家怎么翻译的。比如中文里很简单一个词：震撼，它指的不光是物理上的震撼，也指心灵上的震撼，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他们开始翻成China
Shakes，但这个是指物理上的震撼，这样翻译的话，这本书就失败了。后来我花了很多精力，跟几个朋友商量，最后我们用一个词叫China
Wave，中国浪潮。
翻译本身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进行国际传播时，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很好的学者，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被翻译得很好的话，那会非常之失败，要么你自己英文好，或者其他语言好，你自己翻译，要么你找到真正懂行的，外语好的，理解你的，认同你观点的人来翻译，这样传播效率会好很多。
郭可：我觉得就是要了解对象国的情况，我们目前亟需要做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尤其作为高校、外国语大学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基于一些不同的区域国别开展外宣的数据库案例的收集。现在这个工作实际上已经在做了，但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好做的，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需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基础性研究。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开始，而且也不光是一个大学就能完全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它要有一个社会化的体系来支撑。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到这个时刻了，就是我们不是懂一点俄语就好了，我们要深入去了解每一个国家跟我们国家的关联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假如说我们不能够从这个基础性的角度去理解、研究这些差异，那么我们的国际传播在今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
主持人：郭教授提出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命题，我们一直说年轻学生承担的责任未来可能很重大，不只是说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做一些工作，他对于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可以沉下心去做重要的桥梁工作，可能很多事情不是在表面上能看得见的。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由中企承建。图自新华社
郭可：我们有个同事，他是跑到非洲去搞田野调查，回来以后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在这一块像美国等有些国家，它确实做得比我们早。比如，在某一个矿区的投资，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矿区的一些前期数据调查，可能要挖10米以后才能挖到某一种矿，这样成本就高，但是美国人他点的这个矿区，都是挖个1米不到，真的矿就出来了。这就是把基础性研究，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国际传播今后拼的是这种基础性研究。
张维为：这就是我们要借鉴的西方经验或教训，因为他们是从殖民主义起家的，所以长期以来有非常明确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比如我就是要搞清楚哪里有矿产，日本也这样做，德国也这样做，英国、法国、美国都这样做。我们这方面没有做过，那么现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我们要做大量调研。另外就是政治情报，因为西方是要把人家分而治之，把你给搞乱，他们就研究你们有什么矛盾，怎么挑拨，西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去研究各国的具体情况，看怎么促使他们内部的团结，促进他们对中国的友好，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
提问环节
蒋吉衣：各位老师好，我叫蒋吉衣，然后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专业，我之前也有过一些和国际传播相关的实践经历，主要就是把一些中文新闻编译成外文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们在做编译的时候，不仅仅需要考虑到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要能够传达出具备我们中国立场的一些思想和话语。所以我想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其中的矛盾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张老师有过在外交场合翻译的经历，我也想请问在这样非常重大的外交场合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如何兼顾到刚刚提到的这两点呢？
张维为：这个挑战非常大，特别是非常地道的中国表述方法。我记得我讲过这个例子，就是当时撒切尔夫人到中国访问，我们一位领导人见她的时候说：中国人是一诺千金。然后，我们翻译就翻成一千盎司的黄金。口译这样翻也算过得去，当时撒切尔夫人的反应就是，That’s
a lot of gold（那真是好多黄金），显然这不是我们想表达的准确意思。
比方说，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你当时也这样翻译，golden（金）这些词用出去效果不会好的，因为它在英文里面physical，太具像了，另外就是显得非常物质。实际上总书记提出的是一个哲学思想，是一个重要理念。这些东西口译在当场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难度比较大，所以口译被称为Interpretation，它是一种解释。但是如果你通过笔译最后形成更好的翻译表述之后，口译也以翻得更加好一点。
还有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当初提出来的时候，英文翻译没有统一，所以有几十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当时查谷歌，你想查“一带一路”查不到的，你查之后马上出来的就是“New
Silk Road”（新丝绸之路）之类，各种翻译方法都有。后来我们隔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才把它统一翻译成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这种重要概念的表述，如果我们在提出之前就有一个整体设计，有一个统一翻译，就更加有利于国际传播。
郭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上外从1983年就开始培养这样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实际上这当中一个基本功就是给你一篇中文稿子，你在一个小时以后要拿出一篇英文稿子，这是学院基本上所有本科学生都要达到的一个基本条件。有这种技能以后，能够适合国际传播当中的各种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好确实是不容易，说一万道一千就是一个建议，要不断地练。
我记得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被练出来的，在上外红楼里面，我们当年有四个外教，每个礼拜要递交一篇大概五六千字的英文文章，一年练下来以后，再看你一年以前写的英文，跟你一年以后的英文对比，完全是两个人。
黄思谊：各位老师好，我叫黄思谊，是上外新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我在今年年初参加过前面我们郭院长提到的冬奥会多语种新闻报道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够去亲身参与到国际传播当中去。除了参加冬奥会的报道，我也进行过一些非遗文化的对外传播实践，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它们的传播通常来说是比较厚重的、慢节奏的。那么我们如何能让这类文化的对外传播去适应当下这样一种视频化、碎片化的传播趋势，从而能够去讲一些国外受众能听得进去，并且喜欢听的中国文化故事呢？这是我在实践的时候一直思考的问题。
张维为：我有一次去河南跟他们做一个讲座，他们宣传部的一个同志跟我讲，说我们对外传播做不好。我说怎么可能呢？河南这么丰富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原文化，一定可以做好的。现在他们很自信，最近从《唐宫夜宴》开始，你发觉没有，道理很简单，首先就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我的文化就是世界一流的，你比不上的，这个自信太重要了。第二是要触网，一定要把好的作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放到网上，使它受到欢迎。另外就是重视和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作品。几年前一个叫《美丽的森林》动画片，中央美院一个画家临摹了很多宋代的工笔画，然后拍成了一个动画片，看到古画里面的一只小鸟突然飞出来了，这种神奇的感觉，马上就会吸引很多人。诸如此类的都可以做，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足以震撼老外，真是这么回事。
唐宫夜宴
主持人：您刚刚举了河南的《唐宫夜宴》。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舞蹈节目叫《只此青绿》，上过央视春晚。它取材于我们的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你去看那幅图可能不是特别有这种艺术感觉，还不太懂它的神韵，当我们用舞蹈的方式，用色彩、用服装把它可视化表达出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我想我们讲文化故事就是这么讲，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能够喜欢的，别人也可以。
杨波：我还有一个小的想法，也是出自自己的切身体会，既然这样一种艺术，它能传承千年，那么它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你可以从它一千年的传承中去挖掘一个你特别受触动的一个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看到的一座宣礼塔，因为那个导游把那个故事讲得太美了，说工人造到一半，他心爱的姑娘病重，他又不能回去，不得不从塔上面跳了下来，然后变成了一只凤凰飞到了心爱的姑娘身边。这个导游讲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了说为什么这个宣礼塔只造了一半就没有一直造上去，但这个故事就很打动我，就是去挖掘一个最打动人的瞬间，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可以沟通的，像这些感情它是共通的。
张利伟：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张利伟，来自上外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我在阅读国外文献和国际媒体
报道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觉得在针对一些国际重大事件和一些议题的时候，中国学者的声音比较微弱，我感觉跟我们中国的大国地位还不是特别相符。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呢？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话语影响太大了，导致我们很多学者不自信。我们上个月接待了几位非洲的政党领袖，他们问了一个很坦率的问题，跟你这个问题高度一致。他说我们这么多非洲学生到中国留学，你们教他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也学了很多，但就是没有人跟他们把中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问了很多非洲学生，他们都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教他们中国社会主义。
这也是我对我们外语专业的一个期待，你看我们解放后办了这么多外语学院、外国语大学，培养这么多的优秀的毕业生，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能够用外语在主要国际舞台上跟西方学者进行深度的对话、辩论、交锋的学者，屈指可数，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所以应该有这么一天，我希望能从我们在座的观众中，从看我们节目的受众中，能够产生一些这样的学者，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我们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建议，就是应该像当年毛主席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样，超常规地培养国际传播人才。中国模式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也一样，现在有大量的紧迫的问题你要做出回答。
杨波：我就补充特别简短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国范式或者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是在一个建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区域国别学在最新发布的国务院的学科列表里都已经上升到了一级学科，说明我们在做理论建构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