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群众运动一场接一场，而每一场运动都是为了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以便为国家服务。
1958年开始“大跃进”，这场工业改革运动引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大饥荒；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迫害几乎让国家崩溃；还有不少运动，其中一些更具破坏性，每一场运动针对的都是当时的一些政治、社会、经济需要。它们的累积效应是共产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独裁政府和顺服的民众之间建立了近乎完美的共生关系。
中国政府近三年的“清零”运动，可能是所有运动中最糟糕的。
这是对科学和常识的侮辱，然而全国各地的官员和公民为了执行它，荒唐之举层出不穷——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愚昧无知。即使是出现小规模疫情，整座城市也会遭到封锁，而且还会对鱼类和其他食品、汽车，甚至建材做新冠病毒检测。这给民众带来了混乱和痛苦，他们一再陷于封锁，因错过新冠病毒检测而被拘留，丢了工作或生意。今年9月，有2100万人口的成都封城，即使发生了地震，也不让民众出门。
过去的大规模控制运动来了又去，但这一次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要归功于它最阴险的一面：为遏制新冠病毒而在全国推广的监控技术令当局可以跟踪公民，限制他们的行动。今年6月，政府官员利用该系统，限制前往中部地区参加一场抗议行动的人出行。这些官员后来受到了惩罚，但事实是，政府现在拥有一个毛泽东梦寐以求的系统，它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用于监测和控制人民。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互联网将导致中国最终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但这些思想根本无法开始生根，因为共产党从来不允许令它们得以发芽的知识土壤存在。而且它永远不会允许。
事实上，中国人的思想从未真正获得过自由。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类似的伦理，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类似关系贯穿始终。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底层民众被要求惟有顺从。
当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一度有过对新时代的短暂希望。我的父亲艾青是中国当时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之前就已经满怀热情地入了党。但毛泽东精明地利用了中国古老的权谋之道，将党奉为不容置疑的新的统治者。就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的父亲很快就在毛泽东反复发起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这些运动是为了铲除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人。中国的精神、知识和文化生活枯萎了。
1957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毛泽东发起了反右运动。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受到猛烈的公开攻击，我们被下放到新疆的一处荒凉偏僻之地。一些有着类似遭遇的人选择了自杀。
“文革”期间，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戴上高帽游街，参加批斗大会。一天晚上，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脸上是黑的，因为有人在政治集会上把一瓶墨水泼在了他头上。他让我们把那个严酷之地不妨当作我们一直以来的家，接受我们的命运，然后继续活下去，这就是中国人民无助和认命的一个例子。今天，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这种投降的心态之下。
2011年，我因为批评政府而触犯当局，警方威胁要让我“死得很难看”，并说他们会把他们提出的那些荒谬指控（比如逃税）告诉全国，以此来抹黑我。我问，中国人民是否会相信他们的谎言。一位警察告诉我，90%的人都会。在中国，所有的“真相”都来自党，他可能是对的。三年后，在上海的一个艺术展上，来自当地政府官员的压力导致我的名字突然从参展名单上被删除。在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很了解我。
过去十年里，情况越来越糟。当局扼杀了残存的独立思想，摧毁了中国的公民社会，令学术界、媒体、文化和商界噤若寒蝉。
公平地说，个人的思想和表达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受到限制。政治正确迫使人们隐瞒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复述空洞的口号，在表面上顺从主流叙事。西方与中国的交往是由逐利而非价值观所驱动的。西方领导人批评共产党侵犯人权、言论自由和精神自由，但长期以来仍继续与北京做生意。美国对独立思想的虚伪态度，在对待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主张信息自由，但美国政府正在起诉他。
成百上千万中国人为现代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感到自豪。但这种幸福的感觉是由表面的物质利益、关于西方衰落的不断宣传和对知识自由的压制而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事实上，在党的影响下，中国世风日下。2011年，在中国南方，一名两岁的女孩被两辆车碾过，在街头流血。18个人从她身边经过，什么也没有做，有些人甚至转向一边避开她。“不要想，不要插手，接着往前走。”这名女孩后来死去了。
自由依赖于勇气和持续的冒险。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即使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抗也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生存取决于服从。他们在焦虑中逆来顺受，像绵羊一样排着长队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或者在突然封城之前抢购食物。
自由和个性永远不能被完全压制。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强大，如果没有意见的多样性，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但是，只要共产党执政，我的国家就没有实现根本改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