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研究本身很简单，用SARS-CoV-2原始型作为骨架，选用了Omicron BA.1 Spike基因，构建了一种嵌合活SARS-CoV-2病毒。
也就是一个人工合成的新型新冠病毒。
此举搅动了全球无数被新冠困扰的神经，人们纷纷发出质问和担忧：
这是什么实验？万一泄露怎么办？
在报道中，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合成了一种新的新冠病毒毒株，其杀伤率为80%。
当小白鼠只接触Omicron时，它们只是会出现了轻微的症状。
但当它们接触这种新的毒株时，80%感染该病毒的老鼠死亡。波士顿大学表示，该变种是Omicron和武汉原始病毒的结合。
这是一项由来自佛罗里达州和波士顿的科学家团队在传染病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
他们在一篇研究论文中写道，虽然Omicron会导致轻度、非致命的感染，但携带Omicron S的病毒会造成严重疾病，死亡率为80%。
研究人员表示，该新毒株的传染性病毒颗粒是Omicron的五倍。
Omicron变种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即使在那些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中也是如此。尖峰蛋白负责感染率，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病毒结构的其他变化决定了其最后期限。
普通人看来的致命实验，波士顿大学为什么偏偏要做？科学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构建嵌合病毒是疫情前的常规操作，很多嵌合病毒构建的分子生物学操作十分建议，受过几个月培训的本科生即可完成。但在疫情后变得很敏感。
目前NIH目前要求凡是获得NIH经费的实验室进行类似致病活病毒研究必须申报并公示。虽然该研究符合波士顿大学生物安全管理规定，但该文章通讯作者巴基斯坦籍助理教授Mohsan Saeed并没有向NIH申报也没有公示，在经费申请中也没有提及这项研究。在波士顿大学主导的这场小鼠攻毒实验中，野生型毒力极强，可导致小鼠体重减轻，出现症状，使小鼠100%死亡；Omicron不引起小鼠致死，不导致严重症状。
而该嵌合病毒引起的临床症状介于两者之间，可使80%小鼠死亡。主要研究作者Mohsan Saeed告诉《波士顿先驱报》，与其他人发表的研究一致，这项工作表明，驱动奥密克戎致病性的不是尖峰蛋白，而是其他病毒蛋白。Saeed说，确定这些蛋白质将导致更好的诊断和疾病管理策略。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嵌合病毒成了阴谋论来源，最有名的嵌合病毒莫过于Ralph Baric和Shi Zheng-Li合作的SARS-CoV为骨架，云南蝙蝠冠状病毒RsSHC014 Spike的嵌合病毒，该文章发表在2015年Nature Med上成为了疫情后各种阴谋论的来源。
但在医学界，我们目前依然应用大量的基于分子克隆操作去构建具有复制能力的嵌合活病毒，比如治疗白血病/淋巴瘤的CAR-T需要应用HIV改造的慢病毒载体将scFv基因转导入细胞；基因治疗镰刀形贫血的基因治疗需要使用插入靶基因的重组腺相关病毒AAV。这些都是在体外构建复制型活嵌合病毒并直接施用于患者。因此对病毒的分子克隆是不可能禁止的。当然也有科学家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惊讶——以色列政府首席科学家什穆埃尔·夏皮拉教授：“这种实验应该被完全禁止，这是在玩火。”
新泽西大学化学家理查德：“这种研究可能引发新的实验室病毒泄露和全球大流行！”
其实，一些专家的担心不无道理。关于病毒实验室的安全问题，在后疫情时代成为敏感问题。病毒实验室最高等级是四级，意味着最高防护研究，处理危险或高度未知的病原体，且该病原体至今仍无任何已知的疫苗或治疗方式。
按照规定，所有在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的实验人员，都需要强制性地穿戴独立供氧的正压全身防护服。
所有出入口都应该为气密室，以电脑上锁防止同一时间打开两个门，配备真空室和紫外线光室。
所有的废气废水排放，都应该以专门消毒程序进行无害化处理。
然而，作为一个储存了天花、结核、炭疽病、埃博拉、鼠疫等多种病原体的生物实验室…...德特里克堡却出现过非常严重的病毒泄露事故。
2009年，美国疾控中心新发现研究所内出现9220瓶未列入实验室数据库的危险病原体和毒素。
2010年，研究所因冰库闸门腐蚀，将微生物学家反锁冰库近一个小时。
2013年，多名研究人员被暴露于“伯克氏菌”之中。
2015年，研究人员在研究“委内瑞拉马脑炎”时，离心机爆裂，病毒泄露。
此外，从1992年起，德特里克堡的内部、外部地下室，都被具有高度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三氯乙烯TCE以及四氯乙烯PCE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三氯乙烯作为一种优良溶剂，曾经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五金行业的清洗工艺中……就连这些民间工业，只要经过足够处理，就能够降低其危害至对人体不影响的水平。
2009年，德特里克堡B区被列入美国一级严重土壤污染场所清单。
2014年5月，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附近购买了92英亩的开发商，将其告上法庭。
因为在开发商检测他购买的土地时，发现其三滤乙烯含量高达正常标准的42倍！
这样的化学泄露，自然也对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
2011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进行采访。
而他们纷纷表示：我们的后院有一个“连环杀手”，基地内的有毒化学物质至今仍在往地下渗漏。
（附近居民请愿关闭德特里克堡）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曾发出一则警告，内容就涉及致命病毒“天花”。
当时他正在参加英国智库机构“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的活动，他提出建议：
各国政府必须通过投资数十亿美元进行研发，为未来的流行病和天花“恐怖袭击”做好准备。
当时，他还提了一个假设：
“如果有一个‘生物恐怖分子’将天花（病毒）带到10个机场呢？全世界对此会如何应对？”
在全球范围内40岁以下人群，对天花病毒几乎没有什么免疫力，这是最要命的事情。
2004年，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图书馆，人们在一本泛黄的医学书中夹得信封里发现了天花残留（scabs）。
2014年7月1日，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立卫生研究院实验室的冷藏室里，发现了6个密封的1954年的天花玻璃瓶以及其他病原体的样品瓶。
关键是，这些病毒在被检测到的时候，还有活性。
这正说明，天花病毒并未远离人类，只是以某种方式“隐藏”了起来，等待时机复活。
1979年12月，WHO正式宣布天花已被消灭，同时达成了一项协议。
协议规定，将销毁所有剩余的天花病毒，只把少量的样本转移到两个安全实验室中。
但就在全球消灭天花前夕，英国实验室还发生过3次病毒泄漏的严重事故，造成78人感染天花，3人直接死于天花。
全世界仅两个被授权拥有活天花病毒储备的实验室，分别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1986年，WHO建议销毁实验室里的所有天花病毒，最后销毁期限定为1993年12月30日。
然而，销毁的日期先是推迟到1999年6月30日，后来又推迟到2002年6月30日。
终于到了2002年，WHO又允许为特定研究目的暂时保留少量病毒库。
最终实验室中的天花病毒没有被销毁，而是保留了下来，于是关于“天花病毒”是否应该被销毁”的国际辩论依然经久不息。
科学是把双刃剑，有可能救人，也有可能害人。
在探寻科学的路上，谁能保证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