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从福建一个小村庄的一间破草屋里,传来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躺在床上的女人虚弱地问了一句:“男娃还是女娃啊?”

“又是女娃,不过我喜欢女娃。”她的丈夫轻声安慰道。

女人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说:“可不能让族里的那些人再抱去送了人!”

话音刚落,就有几个族里的长辈进屋要把女婴抱走送人。男人和女人紧紧把女婴护在怀里,那些人才没有得逞。

那个女婴就是我。

(我和我的现任老公,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我是惠姐@阿根廷惠姐,我有3个姐姐,2个弟弟,其中三姐刚出生,一看是女孩,就被家族中的族长背着爸妈抱去送了人。

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族长还想故技重施,但爸妈这时候长了心眼,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一刻也不松手。我很感谢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的年代,爸妈能这么开明,才让我幸免被弃养。

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个字——穷。我们全家随着爸爸去山里采石头,居无定所。每到一处,就在那里搭建一个临时屋棚,一家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

(家乡还有很多保存较好的古建筑)

记忆里我没穿过一件彩色的衣服,穿的衣服都是姐姐剩下的,再拿去重新漂染,就变成了黑蓝等黯淡的颜色。

但贫穷和幸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我们一家在这样的境况下依然团结有爱,其乐融融。我性格开朗,更是家里的“开心果”。

我上小学时成绩一般,考中学的时候差了6分,要拿钱才能上。爸妈东拼西凑,借了108块,那年头的108块算得上是个大数目了。

可惜我上了中学因为代数跟不上,初一没读完就辍学了。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后悔,觉得辜负了爸妈一片期望。

(在国内时和二姐的合影,站着的是我)

我14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从山里回到家乡,建了一个房子安顿下来。为了摆脱贫穷,爸爸每天出门做生意,妈妈在家开了一家杂货店,兼做早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每天3点钟就起床给大人帮忙。先是用石磨磨一锅做海蛎饼用的浆,再骑上脚踏车去离家5公里的镇上拿些馒头、油条等回去卖。

有时候也会骑车跟爸爸走街串巷做生意,爸爸做生意很有一套,我头脑也灵活,跟在后面学了不少生意经。

15岁那年快过年的时候,爸爸进了一卡车花菜拉去杭州卖,把我和大姐二姐都带上了。

但到了杭州才发现那里的行情不好,花菜根本卖不动,眼看着一车花菜就要烂掉,爸爸决定往上海碰碰运气。这次他只带了二姐,把大姐和我留在了杭州一个亲戚家,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点钱。

(初到阿根廷的照片)

第一次在杭州街头游游逛逛,被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吸引住了,终于禁不住诱惑给自己买了一双红色绣花鞋,结果把爸爸留的钱全花光了。想想有亲戚收留,爸爸不久就回来了,心里也没有多慌张。

没想到在亲戚家根本不受待见,每天都要看亲戚的脸色。我和大姐只好告辞,亲戚一句话都没挽留。那天天下着雨,亲戚连把伞都没给我们。

走在陌生的城市,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又举目无亲,我开始怕了。大姐没读过书,是一个做事没主意的人,只能由我来想办法。

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没法联系到家人,我突然想到那时候火车站都有“学雷锋服务队”,应该能帮助到我们。

于是我和大姐去了火车站,一个穿制服的女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向她陈述了情况,她一边记录,一边义愤填膺地替我们鸣不平。

(在阿根廷的街头)

当时去福州的火车票一个人49块,我和大姐两个人要98块,但我们身无分文。唯一值钱的是大姐戴的一块手表,是她订婚时婆家给买的,价值180块。

我们就拿这个做了抵押,穿制服的女人给我们留了地址姓名,说到了写封信过来,她再把手表寄还我们。

我担心爸爸回杭州找不到我们着急,火车站有一块留言板,我就去服务台要了一支笔和一些纸,在纸上写上:“爸,我和大姐先回去了,放心!”然后署上我的名字,把留言板上的空白处全贴满了。

然后又去给叔叔发了封电报,让他去福州接站。那时候发电报一个字两三块钱,为了省钱,我字斟句酌了好久,后来写上:“某某号火车,几号几点到榕(福州的简称,这样写能省一个字),来接。”

(年轻时的我充满梦想)

在火车上因为没有钱,我们强忍着饥饿,对面的一个年轻人看出我们的窘迫,要给我们买一份吃的,我们不好意思接受。他就丢给我们一张餐票,说他要到站了,这张餐票不用就浪费了,然后就背上行李离开了。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确定,他是真的下了火车,还是为了顾及我们的自尊心去了别的车厢。

我们是在过年的前一天到的家,爸爸他们是大年三十那天才赶回的杭州。爸爸一到杭州就去亲戚家找我和大姐,亲戚说我们已经走了。爸爸又气又急,顾不上指责亲戚,拉上二姐就去找我和大姐。

城市那么大,该到哪里找我们呢?爸爸急得蹲在街头掉起了眼泪。这时二姐安慰他:“小妹一向聪明,她肯定有办法。”

(杭州美景,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也许是亲人间真的有心灵感应,经二姐一提醒,爸爸一下子想到了火车站。于是拉上二姐就往火车站跑,看到我在留言板上的留言,爸爸这才放下心。

爸爸赶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言辞恳切地感谢信给火车站帮助我们的那个女人,为了表达谢意,还随信寄去了一些钱。不想我们很快收到回信,寄去的钱和大姐的手表都寄还回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惦念那时给予我们帮助的穿制服的女人,和火车上那个给我们餐票的年轻人。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在这个充斥恶意的世界上永远有善良的人存在,也让我在以后的为人处世中永葆善良之心。

(在阿根廷餐厅当服务员)

但是有时候善良并不能得到善待,那时候我们家还是没有摆脱贫穷,而且两个弟弟还小,撑不起门面,爸爸又经常出门,所以我们家老是受到村里人的欺负。

门口做早点垒的灶经常第二天就不见了,只好再重新垒。更可恶的是,有一次受了欺负,我和二姐反抗,竟被打到住院,出院后也没地儿讨公道,只能不了了之。

在这种情形下,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能再让人欺负!

90年代福州突然掀起了一股“出国潮”,听说那些出了国的人都发了财,我也动了心。爸爸一直做生意,也比较能接受新事物,很快决定送我和大弟出国。

但出国一个人需要8万块,我和弟弟两个人就要16万,我无法想象爸妈为了借这笔钱是怎样四处求人的。我只知道当我从爸爸手里接过这笔钱的时候,其实接过来的是家族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沉甸甸的希望!

(我家庭观念很强,在国外时常想念我的家人们)

1994年9月2日,我们从福州出发去往广州机场,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像我流在心里的眼泪。

我们的目标国家是美国,但联系的中介说要先到阿根廷,再转美国。我们信心满满地听从中介的安排,本以为阿根廷不过是我的一个驿站,不想直到如今我还待在这个交织着我爱恨情仇的国度。

从广州到阿根廷飞了两天的时间,到达阿根廷后就被安排在华人区等待去美国的机会。

但只待了一个礼拜我就坐不住了,再这样干等下去我身上的钱就花光了。

当时安排住宿的时候,我和弟弟一个房间。我当时还窃喜,以为可以省掉一个房间的房租,没想到他们是按床位收租金!每个床位一个月60美金,我和弟弟两个床位就要120美金。

(在阿根廷餐厅当服务员,特意穿上漂亮的工作服拍照片寄给家人)

于是我就想找份工作缓解一下经济压力,但我在这里一不会语言,二没有身份,找工作自然难如登天。

那时候我们房东也开餐厅,我就毛遂自荐去他的餐厅当服务员,担心他拒绝,我主动提出不要工资,只给口饭吃就可以了。我的目的其实是想去学习语言。

免费的劳动力谁不要啊,房东一口同意了,于是我就来房东的餐厅上班了。

穿上餐厅漂亮的工作服,我还特意拍了照片给家里人寄去,好让他们看了以为我在这里生活得不错,以免他们牵肠挂肚。但实际上我已经偷偷哭过好几次,想家想爸妈,也有对未知明天的惶惶不安。

餐厅里还有一个来自福建的服务员,她比我早来几个月,也只会一点简单的西班牙语,但在当时的我看来,不知道有多厉害。于是就经常请教她西班牙语,但她担心我学会了抢了她的饭碗,还不肯教我。

(照片中的男子是我当时的老板连江,很感恩他)

我见做服务员啥都学不到,就转向厨房帮忙,厨房是个油腻腻的地方,干的都是脏活,一般年轻女孩都不愿干,但我为了学到东西,就抢着干活。

来了一个免费的劳力,厨房里的师傅们自然都喜欢我。我乘机向他们请教西班牙语,他们也都乐意教我。

为了节省6毛钱的公交车票,我中午就留在餐厅。但餐厅没有我的床位,我没办法午休。我就给自己找事情做,打扫卫生、削土豆......

其他的人都在楼上午休,偌大的餐厅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就会袭上心头,让我忍不住边干活边哭泣。

离开家这么久,还没给家里打过电话,因为当时的电话费一分钟就要6美金。我舍不得打,只能写信。但在信里我都是报喜不报忧,所有孤独寂寞的情绪都是放在心里自己消化。

(只能靠书信寄托思念)

我一直属于比较有心的那种人,比如在厨房他们传菜的时候会报菜名,我会用心地记下来;另外厨师炒菜的时候我也会偷偷学艺,在厨师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要求“露一手”,这样厨艺就渐渐练起来了。

可是干了一个月,我们带来的钱快花光了,弟弟不学习不工作,所有的压力都是我一个人扛。我只好绞尽脑汁节约开支,最后为了省下晚饭钱和晚上回去的车票钱,我又跟老板要求晚上也留在餐厅。

餐厅里没有我的床位,我就把几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其他的正式员工都睡在楼上房间里,我则睡在二楼通往厕所的楼道。前两个晚上倒也相安无事,没想到第三个晚上我差点受到性侵!

(初到阿根廷我才20岁,但我生性勇敢,面对新环境毫不畏惧)

那天我睡到半夜,感觉有人动我,立即惊醒了。发现居然是平时一个对我很友善的老员工!他对我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说如果我不从他,他就让老板开了我。

我毫不畏惧,反过来威胁他,说:“如果你敢动我,我就把这件事捅出去,到时候看谁走人!”

他立即服软了。从那以后,他生怕我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我反而更好了,还常常在老板面前为我美言。老板因此对我的印象很好,于是马上给了我一个机会。

老板当时有一家分餐厅,有一个厨师不做了,问我会不会烤箱,要是会就让我过去做,一个月600美金。

我立即答应下来。其实我不会用烤箱,但当时想不会就边做边学,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了。

正式做之后,虽然我学得很用心,但毕竟做得还不熟练,当时餐厅里有一个大厨,因为是我们福州老乡,所以常常都是他帮我在做。这样做了20天被老板发现了,他就把我辞掉了。

(和老公在一起)

但我在这里认识了我人生中的贵人之一,他是在阿根廷做春卷的老板陈佳震,也是福建同乡会的会长。他见我做事爽利,很欣赏我,就把我推荐到一个温州人开的菜馆做冷盘和甜品,也是一个月600美金。

当时有好几个福建人在店里打工,由于这个温州老板歧视我们福建人,直接叫我们“蛮人”,还猜疑我们偷东西。在那里做得很不开心,没多久我就提出了辞职。

之后,我又陆续找了几份工作,但因为没有正式身份,都做不长久。此时弟弟已经去了美国,我去美国的排期却遥遥无期。

我只好四处找落脚的地方,终于在首都找到一个老乡聚集地,几十号人住在一起,一个床位60美金,我就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

(2003年我们三姐妹在英国)

我不断在报纸上找工作,但因为没有正式身份屡屡被拒,这时一个老乡介绍我到一家台湾老板的进出口食品公司做收银员。公司在台湾街,只有十几户人家,比较偏,移民局的人不容易查到这里,所以老板不介意我没有身份,录用了我。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男朋友一家人,老乡有意撮合我们,婆婆也亲自来问我的意见。

因为都住在一起,对他们家我也比较了解。男朋友是个勤快孝顺的人,每个周末都能看到他拖地、洗衣服;而且他们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在我这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看来,非常值得羡慕。

但打动我的并不止这些,我知道他们在这里有永久居住证,我如果嫁给他就意味着我也能拿到永久居住证。

(在阿根廷首都与前夫一家相遇)

吃够了没有身份的苦,我迫切想结束这种孤魂野鬼般的生活,于是就答应下来。也许一开始这份感情里就掺杂了现实的考量,所以才为它后来的不得善终埋下了伏笔。

不久我请了一天假,和男朋友出去玩、拍照,就这样默认了这种关系。

认识他20多天以后,台湾老板的舅舅开的一家自助餐厅想承包出去,让我问问我的一个老乡愿不愿意做。

这时我的头脑飞速地转动起来,这家餐厅的承包费用是2万美金,设备现成的,而男朋友在一家餐厅当大厨,婆婆会做冷盘,而我在餐厅做过,这一套活我都会,男朋友的哥哥弟弟现在都没工作。

如果我们一起承包下来,人手完全够用,大家各司其职,一定能做好。

我回去和男朋友一家人一合计,他们也很激动。于是我就没去问老乡,而是回去在老板面前极力表现,把这个机会给争取到手了。

(在我的餐厅前和朋友留影)

餐厅在离首都有1000多公里的外省,我们去考察过后很满意,就承包了下来,一共5个人,5个股份,我占一份。

往后我每天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去菜市场买菜,回到餐厅后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打烊后又打扫卫生。

但万事开头难,前三个月是亏钱的,男朋友的哥哥就不停抱怨我。到第四个月的时候,生意开始好起来,每个人能分到1800美金,到第五个月的时候一个人能分到2100美金。

这时候男朋友的哥哥又开始闹腾,因为当时承包的时候我没有拿钱出来,但这个机会是我争取来的,所以之前就说好了我拿股份。但他咬住我没拿承包费就不该拿股份,而应该拿薪水。

我气不忿要走人,婆婆拉住我苦苦相劝,我才留了下来。

之前的老板见生意好了要把餐厅收回去,我们当然不答应。但因为之前说好的2万美金承包费只给了1万2,剩下的还没给,老板最终以这个理由收回了餐厅。

(三姐她从小抱给别人,我第一次回国带着我的孩子和另一个外甥女见她们一家)

男朋友一家人回到首都,拿赚到的钱开了一家超市。而我由于跟男朋友的关系一直没有确定,就没有跟过去,并且他也没有请我一起回去,这让我极度伤心,决心要一个人在这里混出个模样。

当时男朋友的一个亲戚看我有能力,就留下来和我一起干。1997年,我在这里开了第一家餐厅,经过我用心经营,生意十分火爆。

原本以为和男朋友一家不会再有交集,不想不久男朋友奶奶在国内病重,按老家的风俗,要给她冲冲喜指不定就好了。这时我婆婆又求到了我,希望我和他儿子尽快结婚。

有时候想想自己真是犯贱,换个人都会拒绝。因为自从我们交往以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点他的爱意,但我依然执迷那张永久居住证,而且婆婆一直待我不错,我就没怎么犹豫答应了。

(当年的婚纱照)

婚期定在1997年7月20日,阿根廷的“朋友节”,我结婚前一天才买了机票回首都。

婚礼非常简单,就是请了一些亲戚,在酒店办了几桌酒席。两三天后我又回去打理我的餐厅了。

由于餐厅生意忙,我很少回首都,就一直和老公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们一起出去度了一趟蜜月,我才怀上我的女儿。

而此时我又开了一家分店,更加繁忙了。由于劳累过度,我有了早产的迹象,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哭声,体重才1800公克,在保育箱待了一个月才增加到3200公克。

阿根廷没有坐月子的习惯,我很快出了院。由于女儿还在医院保育箱,我就餐厅、医院两头跑。老公只偶尔来医院看看,整个过程就我一个人承受。

(女儿出院那天拍的)

女儿出院以后,我一边照顾女儿,一边打理餐厅,精力十分不济,餐厅的生意就慢慢淡了。我也深感这种和老公分居的生活有诸多不便,于是就卖掉餐厅带着女儿回了首都。

回到首都后,我给女儿请了一个保姆,腾出精力全身心扑在超市管理上,超市生意迅速好起来,分店一家、两家、三家的开。老公给自己添了一辆跑车,整天开着跑车到处跑,把超市全扔给了我和他的家人打理。

2000年,我儿子出生了,12月25日12点多感觉肚子痛的,老公前一天晚上开着跑车和几个朋友去外地玩了。等儿子生下来他才回到家,打电话让他送点奶粉过来,他说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太累了,还是大嫂步行把奶粉送过来的。

儿子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生意特别好,我里里外外的打理,虽然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

(当时超市生意特别好特别忙)

当时阿根廷的治安很不好,时不时就有报道有钱人家的孩子遭到绑票。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全,我和老公商量把孩子送回国内。

于是老公在2003年,我女儿4周岁的时候,送两个孩子回了国内,那时候我父母都去了美国,我们就把女儿寄养在我叔叔家,儿子寄养在我姑姑家。

本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不想2004年的一天,我接到亲戚的电话,刚一接通,亲戚就说:“阿龙没了。”

晴天霹雳!我和老公、婆婆立即买了机票回国,儿子已经静静地躺在冰棺里了,他是死于心梗。丧子之痛不忍赘述!

而雪上加霜的是,老公这时在国内有了外遇。我企图挽回,但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唤回一个变了心的男人。

(我的一双儿女,儿子的夭折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他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想和情人断,又不想离婚,就想那么耗着。我觉得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已经没有了存续的意义,坚持和他离了婚。

丧子、离婚,这种人间至痛让我开始堕落了,在国内过了两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就毁了,朋友也劝我回阿根廷换个环境。

2008年9月初,是阿根廷春天快到来的日子,我回去了,在飞机上我默默跟自己说:“我要重新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也许是上天眷顾,我刚到阿根廷才一个月,一个朋友就找到我。他有一家超市,因为与股东不和,就想和股东终止合作,拉我入股。我主要负责管理,享有40%的股份。

结果干了一年时间,我们意见也有分歧,他有意卖掉他手里的股份,于是我想办法筹钱把股份全买了过来,开始单枪匹马地干起来。

(在阿根廷我曾经拥有6家店,这是其中一家)

日子好了些后,我把女儿接到了身边,有了亲人相伴,我更加有了动力。

从2008年到2015年,我在阿根廷开了6家店,这样的盲目扩张也为日后的破产埋下了隐患。

我开店的资金其实是不够的,但在阿根廷可以拿支票预支。我那时每天的营业额都能达到七八万,本来资金周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怪自己认人不清,最终把自己推向了绝境。

当我发展到第四家店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帮我们装修的老乡。他姓林,他跟我讲述了他家的许多困难。我这个人比较心软,又念在我们是同乡,就决定帮他一把。

于是我用手里积攒的钱买了一块地皮和他合伙又开了一家店。他出设备,我出地皮和货源,股份我占70%,他占30%。前期都是我在管理,生意做起来后就交给他们管理了。

后来他岳父家在国内得了一笔拆迁款,他借过来想跟我多买点股份,我没答应,不想他从此怀恨在心。

(这是我曾经的一家店)

2015年,小弟结婚,我回了一趟国,把超市全交给我外甥女和她男朋友管理,仅待了10天,再回去时天就塌了。

由于年轻人不懂运作,导致支票崩塌,然后形成了恶行循。这时我的那个老乡落井下石,在我和我弟弟、外甥女之间挑拨离间,导致我的亲人都离开了我。这样我一个人管理这么多家店,再怎么努力都已经无力回天。

那天我正在残疾协会做慈善,接到电话说出事了,我赶回去的时候,看到法院开过来4辆大卡车,冻结了我全部的资产。

那一刻,我像被抽去了筋骨,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女儿跑过来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这个被我保护得很好的娇宝宝彷佛一瞬间长大了,竟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接下里的日子,我廉价出售掉几家店,但卖得的钱远远填补不了上千万的巨额亏空。

(女儿小时候的样子,她永远是我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哪怕生活把你摔到谷底,日子还得往下过。

我大病一场后,就开始规划以后的生活,先是租了一个几十平米的小卖部让女儿守着,然后经过考察,代理了一个品牌的清洁品四处推销,之所以选择做清洁品,无非是它投资小。

销售这块除了地推,我也学习别人直播带货,从今年1月份开始营业额比原来翻了好几倍。每个月挣的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还债;留一部分用做以后翻盘的启动资金。

总结我以往走过的路,我败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善良错付了对象,才导致生活的不幸;二是做生意的经营理念也不对,只一味想做大做强,岂不知“船大难调头”,生意做得越大抗风险的能力反而越弱。

人就要在人生路上走走停停,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没有迈不过的坎,没有登不上的山。

(破产后我大病一场,这是那时憔悴不堪的样子)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就在我跌入谷底,对生活都快失去信心的时候,丘比特之箭却从遥远的澳大利亚向我射来。

他出生在中国,在澳大利亚长大,我们相识于网络。他被我的故事深深打动,在他眼里,我善良、坚韧,就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儿子,他和我一样,都很传统,爱家庭、爱孩子,但面对他的示好,我是犹豫的,怕自己的境况连累了他。

而他还是坚持飞来阿根廷见我,在他的坚持下我们2016年结婚了。

在我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还给我汇来一大笔钱,二婚家庭里最敏感的就是金钱问题,他的举动令我十分感动。我提出把我在阿根廷的两块地皮抵押给他,但他坚决不接受。

如今6年过去了,我们的感情依然很稳定,唯一的遗憾是,他在澳大利亚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我们聚少离多,但真爱总是能禁得起时间和距离的考验。

(2016年,我和来自澳大利亚的老公在bolivar 镇结婚了)

杨绛先生曾说:“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我这次破产,也帮我厘清了哪些人是敌哪些人是友,对于以往的恩恩怨怨我不愿追究。我只感恩我的父母、二姐、爱人以及所有在我困难日子里依然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

惟有让自己尽快走出低谷,才有机会报答他们的恩情。10月,是阿根廷春意正浓的时候,我深信,我的春天也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