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女娃，不过我喜欢女娃。”她的丈夫轻声安慰道。
女人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说：“可不能让族里的那些人再抱去送了人！”
话音刚落，就有几个族里的长辈进屋要把女婴抱走送人。男人和女人紧紧把女婴护在怀里，那些人才没有得逞。
那个女婴就是我。
（我和我的现任老公，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我是惠姐@阿根廷惠姐，我有3个姐姐，2个弟弟，其中三姐刚出生，一看是女孩，就被家族中的族长背着爸妈抱去送了人。
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族长还想故技重施，但爸妈这时候长了心眼，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一刻也不松手。我很感谢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的年代，爸妈能这么开明，才让我幸免被弃养。
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个字——穷。我们全家随着爸爸去山里采石头，居无定所。每到一处，就在那里搭建一个临时屋棚，一家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
（家乡还有很多保存较好的古建筑）记忆里我没穿过一件彩色的衣服，穿的衣服都是姐姐剩下的，再拿去重新漂染，就变成了黑蓝等黯淡的颜色。
但贫穷和幸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我们一家在这样的境况下依然团结有爱，其乐融融。我性格开朗，更是家里的“开心果”。
我上小学时成绩一般，考中学的时候差了6分，要拿钱才能上。爸妈东拼西凑，借了108块，那年头的108块算得上是个大数目了。
可惜我上了中学因为代数跟不上，初一没读完就辍学了。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后悔，觉得辜负了爸妈一片期望。
（在国内时和二姐的合影，站着的是我）我14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从山里回到家乡，建了一个房子安顿下来。为了摆脱贫穷，爸爸每天出门做生意，妈妈在家开了一家杂货店，兼做早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每天3点钟就起床给大人帮忙。先是用石磨磨一锅做海蛎饼用的浆，再骑上脚踏车去离家5公里的镇上拿些馒头、油条等回去卖。
有时候也会骑车跟爸爸走街串巷做生意，爸爸做生意很有一套，我头脑也灵活，跟在后面学了不少生意经。
15岁那年快过年的时候，爸爸进了一卡车花菜拉去杭州卖，把我和大姐二姐都带上了。
但到了杭州才发现那里的行情不好，花菜根本卖不动，眼看着一车花菜就要烂掉，爸爸决定往上海碰碰运气。这次他只带了二姐，把大姐和我留在了杭州一个亲戚家，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点钱。
（初到阿根廷的照片）第一次在杭州街头游游逛逛，被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吸引住了，终于禁不住诱惑给自己买了一双红色绣花鞋，结果把爸爸留的钱全花光了。想想有亲戚收留，爸爸不久就回来了，心里也没有多慌张。
没想到在亲戚家根本不受待见，每天都要看亲戚的脸色。我和大姐只好告辞，亲戚一句话都没挽留。那天天下着雨，亲戚连把伞都没给我们。
走在陌生的城市，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又举目无亲，我开始怕了。大姐没读过书，是一个做事没主意的人，只能由我来想办法。
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没法联系到家人，我突然想到那时候火车站都有“学雷锋服务队”，应该能帮助到我们。
于是我和大姐去了火车站，一个穿制服的女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向她陈述了情况，她一边记录，一边义愤填膺地替我们鸣不平。
（在阿根廷的街头）当时去福州的火车票一个人49块，我和大姐两个人要98块，但我们身无分文。唯一值钱的是大姐戴的一块手表，是她订婚时婆家给买的，价值180块。
我们就拿这个做了抵押，穿制服的女人给我们留了地址姓名，说到了写封信过来，她再把手表寄还我们。
我担心爸爸回杭州找不到我们着急，火车站有一块留言板，我就去服务台要了一支笔和一些纸，在纸上写上：“爸，我和大姐先回去了，放心！”然后署上我的名字，把留言板上的空白处全贴满了。
然后又去给叔叔发了封电报，让他去福州接站。那时候发电报一个字两三块钱，为了省钱，我字斟句酌了好久，后来写上：“某某号火车，几号几点到榕（福州的简称，这样写能省一个字），来接。”
（年轻时的我充满梦想）在火车上因为没有钱，我们强忍着饥饿，对面的一个年轻人看出我们的窘迫，要给我们买一份吃的，我们不好意思接受。他就丢给我们一张餐票，说他要到站了，这张餐票不用就浪费了，然后就背上行李离开了。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确定，他是真的下了火车，还是为了顾及我们的自尊心去了别的车厢。
我们是在过年的前一天到的家，爸爸他们是大年三十那天才赶回的杭州。爸爸一到杭州就去亲戚家找我和大姐，亲戚说我们已经走了。爸爸又气又急，顾不上指责亲戚，拉上二姐就去找我和大姐。
城市那么大，该到哪里找我们呢？爸爸急得蹲在街头掉起了眼泪。这时二姐安慰他：“小妹一向聪明，她肯定有办法。”
（杭州美景，故地重游感慨万千）也许是亲人间真的有心灵感应，经二姐一提醒，爸爸一下子想到了火车站。于是拉上二姐就往火车站跑，看到我在留言板上的留言，爸爸这才放下心。
爸爸赶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言辞恳切地感谢信给火车站帮助我们的那个女人，为了表达谢意，还随信寄去了一些钱。不想我们很快收到回信，寄去的钱和大姐的手表都寄还回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惦念那时给予我们帮助的穿制服的女人，和火车上那个给我们餐票的年轻人。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在这个充斥恶意的世界上永远有善良的人存在，也让我在以后的为人处世中永葆善良之心。
（在阿根廷餐厅当服务员）但是有时候善良并不能得到善待，那时候我们家还是没有摆脱贫穷，而且两个弟弟还小，撑不起门面，爸爸又经常出门，所以我们家老是受到村里人的欺负。
门口做早点垒的灶经常第二天就不见了，只好再重新垒。更可恶的是，有一次受了欺负，我和二姐反抗，竟被打到住院，出院后也没地儿讨公道，只能不了了之。
在这种情形下，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能再让人欺负！
90年代福州突然掀起了一股“出国潮”，听说那些出了国的人都发了财，我也动了心。爸爸一直做生意，也比较能接受新事物，很快决定送我和大弟出国。
但出国一个人需要8万块，我和弟弟两个人就要16万，我无法想象爸妈为了借这笔钱是怎样四处求人的。我只知道当我从爸爸手里接过这笔钱的时候，其实接过来的是家族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沉甸甸的希望！
（我家庭观念很强，在国外时常想念我的家人们）1994年9月2日，我们从福州出发去往广州机场，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像我流在心里的眼泪。
我们的目标国家是美国，但联系的中介说要先到阿根廷，再转美国。我们信心满满地听从中介的安排，本以为阿根廷不过是我的一个驿站，不想直到如今我还待在这个交织着我爱恨情仇的国度。
从广州到阿根廷飞了两天的时间，到达阿根廷后就被安排在华人区等待去美国的机会。
但只待了一个礼拜我就坐不住了，再这样干等下去我身上的钱就花光了。
当时安排住宿的时候，我和弟弟一个房间。我当时还窃喜，以为可以省掉一个房间的房租，没想到他们是按床位收租金！每个床位一个月60美金，我和弟弟两个床位就要120美金。
（在阿根廷餐厅当服务员，特意穿上漂亮的工作服拍照片寄给家人）于是我就想找份工作缓解一下经济压力，但我在这里一不会语言，二没有身份，找工作自然难如登天。
那时候我们房东也开餐厅，我就毛遂自荐去他的餐厅当服务员，担心他拒绝，我主动提出不要工资，只给口饭吃就可以了。我的目的其实是想去学习语言。
免费的劳动力谁不要啊，房东一口同意了，于是我就来房东的餐厅上班了。
穿上餐厅漂亮的工作服，我还特意拍了照片给家里人寄去，好让他们看了以为我在这里生活得不错，以免他们牵肠挂肚。但实际上我已经偷偷哭过好几次，想家想爸妈，也有对未知明天的惶惶不安。
餐厅里还有一个来自福建的服务员，她比我早来几个月，也只会一点简单的西班牙语，但在当时的我看来，不知道有多厉害。于是就经常请教她西班牙语，但她担心我学会了抢了她的饭碗，还不肯教我。
（照片中的男子是我当时的老板连江，很感恩他）我见做服务员啥都学不到，就转向厨房帮忙，厨房是个油腻腻的地方，干的都是脏活，一般年轻女孩都不愿干，但我为了学到东西，就抢着干活。
来了一个免费的劳力，厨房里的师傅们自然都喜欢我。我乘机向他们请教西班牙语，他们也都乐意教我。
为了节省6毛钱的公交车票，我中午就留在餐厅。但餐厅没有我的床位，我没办法午休。我就给自己找事情做，打扫卫生、削土豆......
其他的人都在楼上午休，偌大的餐厅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就会袭上心头，让我忍不住边干活边哭泣。
离开家这么久，还没给家里打过电话，因为当时的电话费一分钟就要6美金。我舍不得打，只能写信。但在信里我都是报喜不报忧，所有孤独寂寞的情绪都是放在心里自己消化。
（只能靠书信寄托思念）我一直属于比较有心的那种人，比如在厨房他们传菜的时候会报菜名，我会用心地记下来；另外厨师炒菜的时候我也会偷偷学艺，在厨师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要求“露一手”，这样厨艺就渐渐练起来了。
可是干了一个月，我们带来的钱快花光了，弟弟不学习不工作，所有的压力都是我一个人扛。我只好绞尽脑汁节约开支，最后为了省下晚饭钱和晚上回去的车票钱，我又跟老板要求晚上也留在餐厅。
餐厅里没有我的床位，我就把几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其他的正式员工都睡在楼上房间里，我则睡在二楼通往厕所的楼道。前两个晚上倒也相安无事，没想到第三个晚上我差点受到性侵！
（初到阿根廷我才20岁，但我生性勇敢，面对新环境毫不畏惧）那天我睡到半夜，感觉有人动我，立即惊醒了。发现居然是平时一个对我很友善的老员工！他对我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说如果我不从他，他就让老板开了我。
我毫不畏惧，反过来威胁他，说：“如果你敢动我，我就把这件事捅出去，到时候看谁走人！”
他立即服软了。从那以后，他生怕我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我反而更好了，还常常在老板面前为我美言。老板因此对我的印象很好，于是马上给了我一个机会。
老板当时有一家分餐厅，有一个厨师不做了，问我会不会烤箱，要是会就让我过去做，一个月600美金。
我立即答应下来。其实我不会用烤箱，但当时想不会就边做边学，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了。
正式做之后，虽然我学得很用心，但毕竟做得还不熟练，当时餐厅里有一个大厨，因为是我们福州老乡，所以常常都是他帮我在做。这样做了20天被老板发现了，他就把我辞掉了。
（和老公在一起）但我在这里认识了我人生中的贵人之一，他是在阿根廷做春卷的老板陈佳震，也是福建同乡会的会长。他见我做事爽利，很欣赏我，就把我推荐到一个温州人开的菜馆做冷盘和甜品，也是一个月600美金。
当时有好几个福建人在店里打工，由于这个温州老板歧视我们福建人，直接叫我们“蛮人”，还猜疑我们偷东西。在那里做得很不开心，没多久我就提出了辞职。
之后，我又陆续找了几份工作，但因为没有正式身份，都做不长久。此时弟弟已经去了美国，我去美国的排期却遥遥无期。
我只好四处找落脚的地方，终于在首都找到一个老乡聚集地，几十号人住在一起，一个床位60美金，我就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
（2003年我们三姐妹在英国）我不断在报纸上找工作，但因为没有正式身份屡屡被拒，这时一个老乡介绍我到一家台湾老板的进出口食品公司做收银员。公司在台湾街，只有十几户人家，比较偏，移民局的人不容易查到这里，所以老板不介意我没有身份，录用了我。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男朋友一家人，老乡有意撮合我们，婆婆也亲自来问我的意见。
因为都住在一起，对他们家我也比较了解。男朋友是个勤快孝顺的人，每个周末都能看到他拖地、洗衣服；而且他们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在我这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看来，非常值得羡慕。
但打动我的并不止这些，我知道他们在这里有永久居住证，我如果嫁给他就意味着我也能拿到永久居住证。
（在阿根廷首都与前夫一家相遇）吃够了没有身份的苦，我迫切想结束这种孤魂野鬼般的生活，于是就答应下来。也许一开始这份感情里就掺杂了现实的考量，所以才为它后来的不得善终埋下了伏笔。
不久我请了一天假，和男朋友出去玩、拍照，就这样默认了这种关系。
认识他20多天以后，台湾老板的舅舅开的一家自助餐厅想承包出去，让我问问我的一个老乡愿不愿意做。
这时我的头脑飞速地转动起来，这家餐厅的承包费用是2万美金，设备现成的，而男朋友在一家餐厅当大厨，婆婆会做冷盘，而我在餐厅做过，这一套活我都会，男朋友的哥哥弟弟现在都没工作。
如果我们一起承包下来，人手完全够用，大家各司其职，一定能做好。
我回去和男朋友一家人一合计，他们也很激动。于是我就没去问老乡，而是回去在老板面前极力表现，把这个机会给争取到手了。
（在我的餐厅前和朋友留影）餐厅在离首都有1000多公里的外省，我们去考察过后很满意，就承包了下来，一共5个人，5个股份，我占一份。
往后我每天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去菜市场买菜，回到餐厅后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打烊后又打扫卫生。
但万事开头难，前三个月是亏钱的，男朋友的哥哥就不停抱怨我。到第四个月的时候，生意开始好起来，每个人能分到1800美金，到第五个月的时候一个人能分到2100美金。
这时候男朋友的哥哥又开始闹腾，因为当时承包的时候我没有拿钱出来，但这个机会是我争取来的，所以之前就说好了我拿股份。但他咬住我没拿承包费就不该拿股份，而应该拿薪水。
我气不忿要走人，婆婆拉住我苦苦相劝，我才留了下来。
之前的老板见生意好了要把餐厅收回去，我们当然不答应。但因为之前说好的2万美金承包费只给了1万2，剩下的还没给，老板最终以这个理由收回了餐厅。
（三姐她从小抱给别人，我第一次回国带着我的孩子和另一个外甥女见她们一家）男朋友一家人回到首都，拿赚到的钱开了一家超市。而我由于跟男朋友的关系一直没有确定，就没有跟过去，并且他也没有请我一起回去，这让我极度伤心，决心要一个人在这里混出个模样。
当时男朋友的一个亲戚看我有能力，就留下来和我一起干。1997年，我在这里开了第一家餐厅，经过我用心经营，生意十分火爆。
原本以为和男朋友一家不会再有交集，不想不久男朋友奶奶在国内病重，按老家的风俗，要给她冲冲喜指不定就好了。这时我婆婆又求到了我，希望我和他儿子尽快结婚。
有时候想想自己真是犯贱，换个人都会拒绝。因为自从我们交往以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点他的爱意，但我依然执迷那张永久居住证，而且婆婆一直待我不错，我就没怎么犹豫答应了。
（当年的婚纱照）婚期定在1997年7月20日，阿根廷的“朋友节”，我结婚前一天才买了机票回首都。
婚礼非常简单，就是请了一些亲戚，在酒店办了几桌酒席。两三天后我又回去打理我的餐厅了。
由于餐厅生意忙，我很少回首都，就一直和老公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们一起出去度了一趟蜜月，我才怀上我的女儿。
而此时我又开了一家分店，更加繁忙了。由于劳累过度，我有了早产的迹象，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哭声，体重才1800公克，在保育箱待了一个月才增加到3200公克。
阿根廷没有坐月子的习惯，我很快出了院。由于女儿还在医院保育箱，我就餐厅、医院两头跑。老公只偶尔来医院看看，整个过程就我一个人承受。
（女儿出院那天拍的）女儿出院以后，我一边照顾女儿，一边打理餐厅，精力十分不济，餐厅的生意就慢慢淡了。我也深感这种和老公分居的生活有诸多不便，于是就卖掉餐厅带着女儿回了首都。
回到首都后，我给女儿请了一个保姆，腾出精力全身心扑在超市管理上，超市生意迅速好起来，分店一家、两家、三家的开。老公给自己添了一辆跑车，整天开着跑车到处跑，把超市全扔给了我和他的家人打理。
2000年，我儿子出生了，12月25日12点多感觉肚子痛的，老公前一天晚上开着跑车和几个朋友去外地玩了。等儿子生下来他才回到家，打电话让他送点奶粉过来，他说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太累了，还是大嫂步行把奶粉送过来的。
儿子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生意特别好，我里里外外的打理，虽然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
（当时超市生意特别好特别忙）当时阿根廷的治安很不好，时不时就有报道有钱人家的孩子遭到绑票。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全，我和老公商量把孩子送回国内。
于是老公在2003年，我女儿4周岁的时候，送两个孩子回了国内，那时候我父母都去了美国，我们就把女儿寄养在我叔叔家，儿子寄养在我姑姑家。
本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不想2004年的一天，我接到亲戚的电话，刚一接通，亲戚就说：“阿龙没了。”
晴天霹雳！我和老公、婆婆立即买了机票回国，儿子已经静静地躺在冰棺里了，他是死于心梗。丧子之痛不忍赘述！
而雪上加霜的是，老公这时在国内有了外遇。我企图挽回，但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唤回一个变了心的男人。
（我的一双儿女，儿子的夭折是我心里永远的痛！）他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想和情人断，又不想离婚，就想那么耗着。我觉得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已经没有了存续的意义，坚持和他离了婚。
丧子、离婚，这种人间至痛让我开始堕落了，在国内过了两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就毁了，朋友也劝我回阿根廷换个环境。
2008年9月初，是阿根廷春天快到来的日子，我回去了，在飞机上我默默跟自己说：“我要重新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也许是上天眷顾，我刚到阿根廷才一个月，一个朋友就找到我。他有一家超市，因为与股东不和，就想和股东终止合作，拉我入股。我主要负责管理，享有40%的股份。
结果干了一年时间，我们意见也有分歧，他有意卖掉他手里的股份，于是我想办法筹钱把股份全买了过来，开始单枪匹马地干起来。
（在阿根廷我曾经拥有6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日子好了些后，我把女儿接到了身边，有了亲人相伴，我更加有了动力。
从2008年到2015年，我在阿根廷开了6家店，这样的盲目扩张也为日后的破产埋下了隐患。
我开店的资金其实是不够的，但在阿根廷可以拿支票预支。我那时每天的营业额都能达到七八万，本来资金周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怪自己认人不清，最终把自己推向了绝境。
当我发展到第四家店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帮我们装修的老乡。他姓林，他跟我讲述了他家的许多困难。我这个人比较心软，又念在我们是同乡，就决定帮他一把。
于是我用手里积攒的钱买了一块地皮和他合伙又开了一家店。他出设备，我出地皮和货源，股份我占70%，他占30%。前期都是我在管理，生意做起来后就交给他们管理了。
后来他岳父家在国内得了一笔拆迁款，他借过来想跟我多买点股份，我没答应，不想他从此怀恨在心。
（这是我曾经的一家店）2015年，小弟结婚，我回了一趟国，把超市全交给我外甥女和她男朋友管理，仅待了10天，再回去时天就塌了。
由于年轻人不懂运作，导致支票崩塌，然后形成了恶行循。这时我的那个老乡落井下石，在我和我弟弟、外甥女之间挑拨离间，导致我的亲人都离开了我。这样我一个人管理这么多家店，再怎么努力都已经无力回天。
那天我正在残疾协会做慈善，接到电话说出事了，我赶回去的时候，看到法院开过来4辆大卡车，冻结了我全部的资产。
那一刻，我像被抽去了筋骨，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女儿跑过来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这个被我保护得很好的娇宝宝彷佛一瞬间长大了，竟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接下里的日子，我廉价出售掉几家店，但卖得的钱远远填补不了上千万的巨额亏空。
（女儿小时候的样子，她永远是我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哪怕生活把你摔到谷底，日子还得往下过。
我大病一场后，就开始规划以后的生活，先是租了一个几十平米的小卖部让女儿守着，然后经过考察，代理了一个品牌的清洁品四处推销，之所以选择做清洁品，无非是它投资小。
销售这块除了地推，我也学习别人直播带货，从今年1月份开始营业额比原来翻了好几倍。每个月挣的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还债；留一部分用做以后翻盘的启动资金。
总结我以往走过的路，我败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善良错付了对象，才导致生活的不幸；二是做生意的经营理念也不对，只一味想做大做强，岂不知“船大难调头”，生意做得越大抗风险的能力反而越弱。
人就要在人生路上走走停停，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没有迈不过的坎，没有登不上的山。
（破产后我大病一场，这是那时憔悴不堪的样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就在我跌入谷底，对生活都快失去信心的时候，丘比特之箭却从遥远的澳大利亚向我射来。
他出生在中国，在澳大利亚长大，我们相识于网络。他被我的故事深深打动，在他眼里，我善良、坚韧，就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儿子，他和我一样，都很传统，爱家庭、爱孩子，但面对他的示好，我是犹豫的，怕自己的境况连累了他。
而他还是坚持飞来阿根廷见我，在他的坚持下我们2016年结婚了。
在我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还给我汇来一大笔钱，二婚家庭里最敏感的就是金钱问题，他的举动令我十分感动。我提出把我在阿根廷的两块地皮抵押给他，但他坚决不接受。
如今6年过去了，我们的感情依然很稳定，唯一的遗憾是，他在澳大利亚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我们聚少离多，但真爱总是能禁得起时间和距离的考验。
（2016年，我和来自澳大利亚的老公在bolivar 镇结婚了）杨绛先生曾说：“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我这次破产，也帮我厘清了哪些人是敌哪些人是友，对于以往的恩恩怨怨我不愿追究。我只感恩我的父母、二姐、爱人以及所有在我困难日子里依然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
惟有让自己尽快走出低谷，才有机会报答他们的恩情。10月，是阿根廷春意正浓的时候，我深信，我的春天也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