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人长平指出，2012年的时候几乎全世界都对“习李新政”充满期待。图为2012年10月的北京
我们并没有选择，但是我们曾经以为有过选择，而且很幸运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真的有所谓人心所向的话，那么2012年3月温家宝在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的发言，简直就是最好的注释。
温家宝表情沉重地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他并非是在对即将成为新“核心”的习近平提出警示。恰恰相反，他和“人心所向”一致，以否定曾经被认为是习近平竞争对手之一的薄熙来的方式来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当时，薄熙来的干将王立军夜闯成都美领馆之后，已经成为中共囚犯。温家宝显然认为还应该“揪出幕后黑手”，他提高嗓门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2012年4月，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去职双开，并于2013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句话给全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还不仅仅是薄熙来应该对王立军案和他的妻子谷开来所涉“海伍德谋杀案”负什么责任，更重要的是，从2007年到2012年那五年期间，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全世界的中国观察者都在为他领导和推广的“重庆模式”担忧。以“唱红打黑”为主要内容的“重庆模式”，让人们感觉到“文革”阴影的浮现。
温家宝公开宣告了“重庆模式”走到尽头。同时，僵化保守的胡锦涛时代也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民迎了了一个开拓进取的新时代。2003年1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 ）写了一篇评论《中国正待飞跃》（纽约时报中文版标题为“习近平是改革派”），文章开说：
“关于中国，我有如下预测：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重启经济改革，而且很可能在政治上进行一定的松绑。在他任期之内，毛泽东的遗体将被运出天安门广场，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获得释放。”
今天，这篇文章已经成为时评界一个著名的笑话。但是，纪思道先生完全可以辩护说，他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写下了“时代的声音”。当时，几乎全世界都对“习李新政”翘首以待，众望所归。在中国民间，一句“ 打铁还需自身硬”让人民感受到了领导人“接地气”，习近平夫妇携手出访又让人民感受到了第一夫人的“洋气”，端的是“气象万千”。
我还记得201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走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热气熏人的街头，提高嗓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当时我任香港时政杂志《阳光时务》主编，但是香港政府拒绝给我工作签证，我不得不在周边国家“流浪”上班。
杂志老板的期待之一，是以“维稳”为要旨的胡锦涛时代寒冬将尽，以“改革”为旗帜的习近平时代春风扑面，我还有机会回香港正常上班。
在那个电话中，我劝说老板谨慎期待，表示我对全世界看好的“习李新政”高度怀疑。随后，我以主编身份为杂志写了若干篇卷首评论，阐释了我的观点。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我对温家宝发言中最受欢迎的一句话做了分析——这句话来自邓小平的断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我写道：
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的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也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到了2012年10月，薄熙来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重庆模式”真的烟消云散了吗？习近平真的是薄熙来的反面吗？我写了一篇文章《每个官员都姓薄》。为了让大家明白什么是重庆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以及薄熙来和习近平的差异，请原谅我在这里对那篇短文大段拷贝——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却不经由公民选举产生，而是来自一次又一次的秘密会议。对于这些会议，普通民众只能透过谣言捕风捉影。反正有一天，最高领导人就从天而降了。
他上台之后，开始安插亲信，清除异己。他并没有真正的对手，但是即便对于那些敢于挑战权威的人，他也毫不留情，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经济上，他以正义之名，巧取豪夺，主要手段是剥夺民间资本，壮大自己能够控制的国有企业。随后是亲友团一哄而上，肆意瓜分，形成权贵资本。
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他会亲民惠民，广施恩泽，发动民粹，赢得不少底层民众的支援。
同时他控制媒体，操纵学术，组织学者文人，为自己歌功颂德。不仅夸大和虚构政绩，还要建构理论体系，有大政方针，有战略思想，也有发展模式。
身为最高领导，他终于被神化，成为国家英雄丶民族救星。宝座坐稳之后，则滥用职权，为所欲为，置法律程序于不顾，视民众权利如粪土。
请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没错，它就是重庆。
——是的，它也是中国。
我说，在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就一个整体的中国模式来说，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重庆，每一个官员都可能步薄熙来的后尘。”
今天回头看，我像是一个“预言帝”。但其实看到这点并不困难，“因为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权力不受民众监督，变成一个个无法控制的怪兽，而这些怪兽又在经济上尝到了资本贪婪的盛宴，谁也无法阻止它们最终走向罪恶的深渊。”
时评人长平早在2012年就指出，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每一个官员都可能步薄熙来的后尘”
“薄熙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假如我们真的有选择，又假如我们当初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支持的领导人是薄熙来而不是习近平，十年后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从上面引述的我对“重庆模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扫黑除恶”、清除异己、控制媒体、打压私企和个人崇拜方面，他已经走在习近平的前面，随后也不会做得比习近平更“差”。
据说薄熙来获准保外就医，在大连棒棰岛上治疗肝癌，练习书法。在享受阳光和海风的闲静岁月里，也许那些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对他已是前尘往事。但是，我对世界上大多数观察中国的政治人物、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对这一页历史就这样轻轻翻过去了，感到有些遗憾。
最严肃的检讨似乎只是“我们当初看错了”。这正是我提出这个假设的原因——为什么看错了？当初认为支持“习近平是改革派”的事实并没有错，那么错在什么地方？今天期待“习下李上”的理由看上去跟当初一样充足，为什么这一次就不会看错呢？
这一次的区别在于，我们终于明白，我们并没有选择。我们也没有机会再一次“很幸运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这一点来说，薄熙来也能做到——他只需要把“重庆模式”换个名字，叫做“薄熙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