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10月10日），美联储前主席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W·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H·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因“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被授予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伯南克今年5月撰文探讨了新冠疫情如何打乱了美联储的政策计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作者：本·S·伯南克，编辑：郭力群，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四年任期，但他没有时间庆祝这场胜利。美国经济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后呈现的极不寻常的复苏态势（包括通胀的急剧上升）引发了一个问题：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否适合当前这个时期？
2020年8月，鲍威尔宣布了美联储名为灵活的平均通胀目标制（FAIT）新政策框架，这一新框架保留了2%的通胀目标，但包含了两个关键变化。
首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同意努力弥补过去通胀低于目标的情况（但没有提到通胀高于目标的情况），如果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比如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的情况）低于2%，FOMC将通过允许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作为补偿。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2%的通胀目标是对称的，即通胀不会长期低于或高于目标水平。相比之下，在过去采用传统方法时，决策者忽略了通胀未达目标的幅度或持续时间，而只是试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让通胀率达到目标水平，然后既往不咎。
其次，为了提前防范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过去FOMC有时会通过收紧政策来应对就业市场改善的情况，就算通胀还没有真的上升，在新的框架下，FOMC不会再这样做。FOMC放弃了针对通胀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的做法，为了避免无意中扼杀就业市场初生的复苏势头，美联储认为，只要通胀看起来在控制之中，就业市场改善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收紧政策的充分理由。
然而，2021年和2022年，通胀过高而非过低成为FOMC面临的主要问题。
包括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奥巴马政府前高级顾问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在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很早就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他们认为，强有力的财政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让经济过热，导致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高通胀，或者导致美联储不得不匆忙收紧政策、扰乱经济和市场。
通胀上升的速度确实比美联储决策者预计的要快得多。截至2022年3月，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2%，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当月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令人震惊的8.6%，触及40年来新高。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2021年，FOMC开始变得越来越担心通胀问题，但决策者当年11月才宣布结束证券购买计划，直到今年3月才首次加息25个基点。
今年5月，FOMC又把政策利率上调了50个基点，并宣布减少证券持有规模的计划。由于美联储现在专注于抗通胀，决策者收紧政策的决心毋庸置疑。不过，至少现在回想起来，美联储部分决策者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认为，应该早一点采取行动对抗通胀。
美联储行动迟缓是否应该归咎于新的FAIT框架？整体而言，FAIT更加强调实现强劲的劳动力市场——FOMC（正确地）将其描述为提供“更广泛和更具包容性的”福利。因此，决策者可能在看到通胀升温的最初迹象时更有耐心一些。然而，FOMC没有更早采取行动更重要的原因不是新的政策框架，而是新冠疫情带来的非同寻常的影响，加大了美联储判断形势的难度。
通常情况下，衡量劳动力市场强劲程度的指标是可靠的，但疫情扰乱了这些指标。2021年年中，美联储决策者认为美国经济还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6月份失业率为5.9%，远高于疫情前的3.5%，就业人数减少了几百万。
然而在疫情中，这些指标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真正的强劲程度，许多人推迟了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因为他们要照顾家庭成员、担心被感染或者重新考虑生活中的优先事项，从工资大幅上涨和雇主招工难等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过去一年劳动力市场比传统指标所显示的更为强劲。
此外，FOMC还认为，2021年年中通胀的上升——当年整个夏季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率约为3.5%——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经济重新开放有关的暂时性因素驱动的，其中包括疫情期间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价格（酒店和机票等）下跌的逆转、供应链瓶颈以及消费者支出从服务业大幅转移后汽车、家电和其他耐用品价格的上涨。
随着病毒得到控制，供应面受到的冲击（包括劳动力供应中断）似乎有可能缓解，通胀预期（通过对家庭和企业的调查以及与通胀挂钩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衡量）也普遍保持温和，这些都支持了美联储的观点，即通胀飙升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疫情给供应面带来的冲击确实是通胀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冲击比FOMC预计的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和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加大了价格压力。
中期（未来两到三年）的通胀预期仍然没有上升多少，这表明公众对美联储抗通胀的决心有信心，但高通胀持续不降并已经蔓延到经济中的更多领域，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胀，即实现“软着陆”。
如果美联储推迟收紧政策主要是由于疫情造成的不寻常的环境，而不是由于FAIT框架本身，那么当美联储在2024年～2025年再次审议该框架时会发生什么？我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如果通胀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且低通胀再次成为一个潜在问题，那么FAIT允许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目标水平”仍将是有用的；如果通胀没有回落到之前的水平，那么就永远无需这样做，或者只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这样做。但不管出现哪种情况，这一条款本身没有问题，因此很可能会被保留，以备未来之需。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FOMC在确定经济什么时候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遇到了困难。
如果美联储要修订FAIT框架，应该更明确地承认两点，一是承认预测充分就业很难，二是承认确认充分就业的目标已达到也很难。通过这样做，FOMC既能保持对强劲劳动力市场的承诺，又能在必要时给予自己更大的灵活性迅速应对通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作者：本·S·伯南克，编辑：郭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