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9岁上大学的“神童”，
命运怎样了？
最近，香港大学录取了一名13岁的中学生。
据报道，该刘姓学生正在读中三，他小学六年级就已通晓高中数学，其后在中一已掌握数学微积分，并于早前报考IAL（英国高考），结果取得数学A*、进阶数学A*、物理A的佳绩，在联招中被港大录取。
事实上，在香港，类似低龄牛娃上大学的新闻并不少见。
去年香港城市大学就录取一名13岁的少年江诰纶。
（来源：香港01）
和刘姓同学一样，江诰纶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学上表现出天赋。在13岁，参加英国高考时，拿下高等数学、纯粹数学、化学、物理、生物5科全A。
还有14岁考上香港中文大学的何凯琳。
13岁被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录取的少年简文锋等等。
图片来源：星岛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13岁上大学还不是年龄最小的，在十多年前，香港浸会大学数学系录取了一名年仅9岁的儿童沈诗钧，轰动全港。
沈诗钧还有一个“神仙”哥哥，读书也很聪明，14岁就考上了牛津大学。
当年沈诗钧被浸会大学录取后，被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不过，这当中伴随着诸多质疑声。
当时，时仍香港大学的校长徐立之对此事还公开“炮轰”过，说读大学不是为取得学位，人生不是只有学术成就，因此港大不会招收沈诗钧这样小的本科生。
但后来，沈诗钧用自己的实力向大家证明，神童的结局并不都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神童陨落”或者“伤仲永”。
在浸会大学，沈诗钧用4年时间就学完本科和硕士的课程，年仅13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
从浸大毕业后，沈诗钧继续去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求学。在2016年，年仅18岁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被UCLA聘请为助学教授，如今23岁的他已成为教授。
有意思的是，当年浸大承受住舆论压力录取了香港史上年纪最小的本科生后，有媒体拿内地和香港做对比，意思是香港应该要借鉴内地，内地有不少高校专门设有少年班，专门“吸纳”这些超常儿童，来进行差别化教育。
但实际上，在天赋儿童培养的这条道路上，内地走得也挺艰难。
02
那是迷恋“神童”的年代
提到中国第一代神童，宁铂、谢彦波和干政，是三个绕不的名字。
1974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国看到祖国满目狼藉，人才培养几乎完全停止，他痛心疾首，便向当时的周总理建议，从全国选拔一波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但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直到1978中国科大少年班才正式成立，并在全国范围内招生，试图找到在智力上的超常儿童。
那一年，通过层层考试和选拔，全国一共有27名儿童和少年进入少年班，最小的只有11岁，名叫谢彦波。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对人才十分渴求，因此这波被选中的“神童”在某种程度上背负着振兴中华的使命。
一波波记者和媒体簇拥而来，大众们给与神童们的关注度堪比当今的一线明星，这也为后面个体的悲剧埋下伏笔。
最终，几十年过去，宁铂削发为僧，干政患上精神疾病，谢彦波和导师闹翻，这些个体的“陨落”，被大众批判为“神童教育实验”的失败。
当时媒体头版头条都是关于“神童”的报道
但在公众从对“神童”的狂热中苏醒前，民间的“造神”神话那时还在持续，并在1995年前后进入高潮。
一边是高校大门向年龄越来越小的孩子敞开，14岁考上大学的王思涵，16岁成为博士的张炘炀......
一边是高校少年班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最多的时候，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12所高校曾经都办过少年班（后来这些少年班一个个关停，目前只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少年班仍在招生），1985年，武汉大学少年超智班甚至录取过一个名叫津津的5岁男童。
当时媒体对津津的报道，津津2岁会背《赤壁赋》
3岁会解一元一次方程，4岁能背物流五六十篇千字古文
这当中，来自湖南华容县的魏永康是当时最受关注的“神童”之一。
魏永康的高光时刻是，13岁考上湘潭大学读本科，17岁考上中科院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当时，有媒体这样写道，在华容县城"可能有人不知道县委书记的名字，但魏永康绝对是家喻户晓。"
遗憾的是，魏永康在20岁那年被中科院劝退，理由是生活能力太差。在此后的很多年里，魏永康的名字便与“神童陨落”捆绑在一起，并被人当作“鸡娃”失败的典型样本，直到去年深秋魏永康因病逝世。
03
同是“神童”，为何命运不同？
魏永康和沈诗钧像是故事的两个极端。
同样是具有“老天爷赏饭吃”的慧根，但命运却截然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众把前者的“陨落”归因为其母曾学梅充满掌控的爱和对儿子的智商压榨，导致儿子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但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今年，《人物》记者在采访了魏永康身边的亲人、朋友、妻子后，很多被遮蔽的真相才浮出水面，那篇长文报道看得让人心碎。
魏永康的聪慧从小学就显露出来。学校老师叫他为小计算器，“七位数与七位数相乘，老师从办公室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他就能马上算出来。”
也因为早慧，在升学路上，魏永康一直连级跳，8岁上初一，13岁升高三。但在初中和高中，他长期遭遇同学们的辱骂与殴打。个子小小的他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也是一个“命苦”的女人，农名出身，在百货店上班，丈夫魏炳南因残疾常年卧床，“解手要花费四到五个小时，粪便一点点滴下来，曾学梅就在旁边等着”。
等魏永康到一中读书后，曾学梅在学校和百货店来回跑，中间隔着七八里路，她舍不得花钱，从没有搭过车，全靠双腿走。她的同事评价她，“那时候她有点自卑，也没时间和人讲话，很孤独的。”
关于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的原因，除了报道上已经广为人知的“中科院称他'生活自理能力差'和'不适应中科院的知识结构'”这两点外，《人物》也给出了之前从没报道过的版本。
“由于导师出国，提交硕士论文的时间发生了改动，魏永康没当回事，以为会统一通知，这则被张贴在公告栏里的消息被他忽略了。他因此错过了提交论文的时间，被取消了硕博连读的资格，同时，读了三年硕士的魏永康无法获得硕士学位证书。”
被母亲带回家后，魏永康补写了论文，但被中科院拒收了，理由是不能为他单独审阅论文。
与此同时，在被退学后，媒体以猎奇的视角紧追着他不放。那些“伤仲永”的字眼让他备受痛苦和煎熬，一度一蹶不振。
曾经有老师把矛头指向母亲曾学梅，批评她不该在高中和大学陪读，但是试想想，现在那么多孩子读高中还需要家长接送，当时魏永康读大学时才十三岁，“将心比心，我永康那么小”曾学梅说。
也不是没有向命运奋争过，魏永康后来两次考研，希望重返大学重读自己喜欢的物理学专业，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次明明已经考上，但或许是因为曾经被中科院退过学的经历，中科院中关村校区的物理研究所导师转手将他推荐给北京工业大学生物生命学专业的研究导师，这个专业他不喜欢，选择了放弃。
在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打破后，魏永康自学编程，成为一名每个月拿着1万多工资的普通程序员。为了工作，他和妻子、一对儿女常年分隔两地，病逝前，他常与妻子畅想的未来是，将来存够钱，把她们接到身边生活。
而对比沈诗钧，他的生命显得那么顺遂，一路开挂。
但其实，去看沈诗钧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也可以去理解这种顺遂。
沈诗钧从出生起就手握一手好牌。他的父亲是印尼华侨，母亲香港人，曾祖父是声名显赫的印尼总商会主席，移居香港后创办了多家贸易、影视公司，资产过亿。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沈诗钧的眼界以及所享受的教育资源，自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望其项背”的。
据媒体报道，其实在沈诗钧入读浸大时，也出现过不能适应大学生活的情况，后来是他的父亲专门来到学校“陪读”，沈诗钧才快速融入学校生活，包括后来去美国求学，沈父也陪伴在身边。
当然，当时浸大也很给力，为了保护和培养好这位天赋儿童，当时的校长陆大章对记者说:"为设计适合他获得全面发展的课程，浸大多个部门的老师和同事通力合作，互相配合。"
退一步讲，就算沈诗钧在学术上失败了，他背后还有家庭托底。
04
如何培养“天才儿童”
可能没有“最优解”
天赋儿童究竟需不需要被特殊对待与英材施教，不同的国家对此有着不同的态度。
比如教育大国芬兰，倡导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个体，它们没有资优班级，也不评价谁最特别，谁最优秀。
同样被誉为教育强国的新加坡，却有小六分流考试，每年排名1%的孩子会进入9所指定学校的资优班级，进行差别化教育。
而美国，甚至专门用立法来保护天赋儿童，有研究显示，天赋儿童如果没有及早给予支持，很多会辍学，被抑郁困扰，自杀率也很高。美国很多公立学校设立了“天才教育计划”，其中最享有盛誉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CTY天才少年教育中心。
该中心在过去确实为美国输送了大量顶尖人才，比如数学家先驱陶泰伦斯（Terence Tao）、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音乐家史蒂芬妮·杰尔马诺塔(Lady Gaga)等等。
事实上，我们的中科院少年班也走出了不少人才，比如曾担任清华紫光总裁的郭元林；百度前总裁张亚勤；哈佛大学教授尹希、蔡天西；国科学院院士庄小威扽等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其中，郭元林和张亚勤和宁铂三人还是同班同学，都毕业于第一界少年班。
个体命运的不同，受制于时代、家庭、性格以及个人选择的不同，少年班究竟是揠苗助长还是对天才们的英材施教与保护，或许我们永远不会有共识，因为正反案例都存在。
包括，如果魏永康当年是和自己有着同样智商的天才儿童们，一起在“少年班”这个体系下进行差别化教育，而不是一个孩童独自置身于大学校园，他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不容忽视的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很多人看得到是天才们的聪慧，但硬币的另外一面，是天才们的孤独、焦虑与挣扎。
一份2018年发布在《智力》(Intelligence)期刊上的研究，统计了3715名门萨俱乐部成员(为全球最出名的高智商人群俱乐部)的患病率。研究发现，高智商人群被诊断为自闭症(ASD)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20%，患焦虑症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83%，至少罹患一种情绪性障碍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182%。
因为天赋，他们承受了不仅来自外界还有自己的压力，他们容易被恐惧和焦缠绕，害怕自己“高开低走”，害怕自己让人失望。
前不久，《看天下》采访了三个从人大附中早培班毕业的学生，能够考入早培班的学生都被形容为“天之骄子”甚至是天才，但进入早培班后，很多学生的焦虑与日俱增。
其中，一个毕业生写道，“我无数次在家里和课上自残，自残之后就哭，哭完了还要再等几周，几个月，乃至几年，伤疤才会消去，一些足够深的伤疤留存至今。”
最后回到沈诗钧，无疑他是幸运的，即使当年香港因为缺乏专门收纳天才儿童的资优班级而广受指摘，但沈诗钧拥有智慧、爱他的父母，幸福且殷实的家庭，以及浸会大学的包容与支持，让他得以可以在校园专注于书本与学术研究。
而面对魏永康短暂的一生，他的表哥马海这样对记者说，“魏永康错失了一个可以包容他、接纳他的更多元的教育环境，如果钉死规则的螺丝可以为他稍微松动，那么，魏永康或许会有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但这扇大门迟迟没有向他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