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主人公来自两个华人家庭
整个房屋交易均通过微信用中文达成
而最终合同也是卖方自己用中文起草的单页合同
最高法院法官听了直呼头大
这起纠纷的双方分别为：
卖方（原告）：Y女士和W先生，双方为夫妻关系。
买方（被告）：L女士
据悉L女士和Y女士此前还是熟人，通过跳舞认识的。
根据法庭文件，整个事情的时间线是这样的：
Y女士在列治文1号路以西的Blundell路拥有一套独立屋。
2017年5月，Y女士告诉L女士，她有兴趣出售自己的房屋，在L女士与儿子Z先生参观后，向Y女士表示要购买。2017 年 5 月 4 日，买方和卖方签署了一页以中文起草的物业买卖合同，但是，同是房产拥有者之一的Y女士的丈夫W先生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根据法官论述：该合同显然是Y女士夫妇自己起草的。）
中文合同表明，卖方将以$288.8万的价格出售给买方。
付款方式如下：
1、定金$10万；
2、第一次付款：$10万，2017年7月10日前买方全额支付；
3、第二次付款：$80万，2017年12月30日前全额支付；
4、第三次付款：L女士原先房屋售出后，需全额支付的余额。
同时协议中也约定，卖方可协助买方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利息及本金由买方按月支付，贷款金额计为买方支付给卖方的款项，从预付款中扣除。
被告还声称，同意该份协议的前提是：
一：获得“足够”金额的银行抵押贷款
二：出售掉自己的另一处房产。
不过，原告却不同意，认为协议生效并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2017 年 5 月 5 日，被告向Y女士支付了 5万加元的首期押金，并与家人一起搬入了这个房子，于2017 年 5 月 18 日支付了另外5万加元的押金余额。第一次 10万加元的分期付款也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左右支付。总计20万加元。
17年9月，为了帮助L女士申请贷款，原告Y女士与L女士的儿子Z先生及其妻子，用英文编制了一份标准格式的买卖合同，用作贷款申请。
双方同意，英文合同的编制和签署仅用于被告的抵押申请。然而，被告依据英文合同的截止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辩称说，原告未能在其之后的合理时间内确定中文合同的截止日期，从而否定了中文合同的有效性。
2018年2月或3月，原告被告知，被告本人无法获得抵押贷款，其儿子Z先生将开始向银行提出申请贷款。
2017 年 11 月 21 日，被告的房产顺利售出，并于2018 年 3 月上旬在列治文购置了另一套房产，“以免和原告的交易告吹”。4月19日，被告给第三处房产下了offer。被告人称，虽然已购买另一套房产，她仍希望购买原告的房产。
不过，在2018 年 3 月 23 日，Z先生向Y女士发送了一条微信，表示被告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因此他们将搬出原告的住宅。
2018 年 4 月 27 日，被告取消了第三处房产的offer。同时，原告以违约为由将被告告上法庭。原告希望寻求：
声明中文合同有效性、有约束力和可执行力；
声明被告的 10万加元押金不予退还；
对被告违约和不当得利的损害赔偿等。
被告及其家人于 2018 年 4 月 29 日搬离了Y女士的住宅。
原告随后以 288万加元的初始标价将该地产挂牌出售。几经波折，最终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以 248万加元的价格售出。
虽然相关文件和微信聊天记录的认证翻译已提交法庭，但是，BC省最高法院法官Jacqueline Hughes表示，几乎没有可能厘清这起纠纷的事实，法官表示，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顺序“并不总是连贯一致的”，双方对“合同”甚至对同一条聊天记录，都提供了不同版本的翻译。
法官表示：证据和可信度问题存在太多冲突，不适合通过简易审判（summary trial）来确定，也无法弄清对索赔或反索赔作出判断所必需的事实。
例如：
双方无法就中文合同是否生效的两个条件达成共识；
原告夫妻双方的证词就利息额度不一致；
关于中文合同截止日期也产生分歧；
最重要的一点是，W先生也是房产拥有者之一，而中文合同上没有其签名。
Jacqueline法官补充说，即使她能够找到必要的事实来确定违约索赔的责任，“我也无法找到相关事实来评估原告所谓的损害赔偿。”
虽说，中国人看重义气和情谊，不过，涉及财产的交易，还是应该走正规的流程，为双方省下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