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女性的思想》第八章《恐同与厌女：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作者：[日]上野千鹤子，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头图来自：《82年生的金智英》
社会学家前川直哉（1977— ）有一本著作与塞吉维克的书名类似，叫作《男性的连带关系》（2011年），在该书中，前川描写了日本同性恋的历史。不，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如“男性的连带关系”这一书名（书名可谓一语中的）所示，作者在书中将明治时代以来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内部结构置于俎上，这种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通过恐同和厌女，排斥了同性恋者和女性。可见，作者想要诘问的并非同性恋，而是异性恋秩序。
在近代社会以前的日本，男性兼好男色和女色是件寻常的事情。井原西鹤的作品《好色一代男》的主人公“世之介”回忆说，在他六十载生涯中，与多达3742名女性以及725名少年同床共枕过。
好色谈话《野倾论》中，也涉及过这样一个讨论：是将男娼作为性爱对象好，还是将妓女作为性爱对象好？不过，到江户时代为止的男同性恋与希腊的少年爱一样，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是不可逆的非对称关系，这与如今大家熟知的男性同性恋的关系（gay sexuality）有所不同。
前川细致地梳理文献资料，论证了延续至江户时代的这一传统如何被明治时代的学生文化所传承。在明治时代的学生文化中，男色比女色的地位更高。喜好男色的人被称为“硬派”，沉溺女色的人则被称为“软派”，遭到轻视。
上文提到的古川诚也在研究中指出，明治时代创设的帝国海军，承袭了海军军阀——萨摩海军的“兵儿二才制度”（士族子弟的文武教育），有着选拔美少年的传统。他们在招募新兵时，对相貌有明确的要求。
喜好男色的传统被异性恋秩序取代，是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事。到了近代，男性对女性产生欲望、所有男性与女性一一配对变得理所当然。女性的存在理由便是成为男性的性欲对象，即性的客体。这就是所谓的异性恋规则。如此，公共领域被男性集团占据，女性被封闭在私人领域中。一对男女带来了公私领域的分离及性别的分工，在此基础上，近代家庭诞生了。
前川有个有趣的发现：职场女性因结婚而辞职时大家都会送上祝福，这是因为该女性从原本不属于女性的领域（公共领域）回到了女性的指定领域（私人领域）。此外，对男人而言，说荤段子是为了进行集团性自我审视，从而确认彼此都是异性恋者。每当被问及“你有女朋友吗？”时，男性同性恋者为了获取加入男性同性社会性集团的资格，不得不去践踏心中的“圣像”。
无论什么研究都需要范本。正是由于遇到了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我才能写下《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2010年）一书。
misogyny一词被翻译成“厌女/女性嫌恶”，它与“男性的优越性、女性的从属性”（male dominance/female subordination）、“男尊女卑” 等词同义，有时甚至会成为“憎恶女性”（woman hating）的近义词。然而，厌女并非仅仅指代一种现象，它是一个分析概念，这一概念通过“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三位一体的结构，从男性气概的形成过程，分析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异性恋规则。
在《厌女》一书中，我将厌女这个概念作为工具，深入剖析了现代日本社会的种种性现象。这把工具极为锋利、直击要害，却也反过来证明了当今日本异性恋秩序有多么牢固。《厌女》中几乎没有提及“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gender），可能正因如此，这本本属于女性主义范畴的著作，超乎我们想象地在其他领域流通。
完全不了解女性主义的年轻女性读者觉得这本书很是新鲜，一些20岁到30岁的年轻女性读后反馈说“心里痛快极了”“真是切中要害”，或许因为“厌女”的概念可以很好地阐释她们的经历吧。
《男人之间》是以18和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为基础、实践了酷儿批评的著作。如果说借鉴了《男人之间》中的分析概念的《厌女》一书，很好地说明了21世纪日本年轻女性的经历的话，我们不得不感叹，这200多年来，世间竟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不过，我的《厌女》并不只是塞吉维克著作的翻版。我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了对具有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男性之厌女症进行了分析外，还论述了女性自身的厌女症，即女性的自我嫌恶。如果说厌女是“男性的阴暗部分”，那么厌女也是“女性的羞耻部分”。厌女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有着非对称性的意味。塞吉维克只将男性的言说作为研究对象，而我在其基础上，加入了对女性言说的分析。
“歧视”这一行为最大的破坏力，在于造成当事人对自我的否定。厌女这个概念有效地分析了以下这些问题：女性何以贬低女性自身？女性为何难以接受自己为女性？女性成为女性之敌的机制是什么？
女性主义书籍考虑到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往往只从肯定女性的侧面去分析，而厌女这个概念，却令剖析女性想要隐藏的阴暗部分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内化了的厌女，又何来从厌女症中解放女性的需求呢？女性主义者不是指从厌女症中解放出来的女性，而是指不断与内化了的厌女症进行抗争的女性。
概而言之，酷儿研究的研究对象并非性少数人群。冠上酷儿之名，是为了将异性恋秩序置于俎上。可以说“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三位一体的组合，揭露了近代家庭的根基，揭示出男与女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于塞吉维克的功绩，我们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正是因为有塞吉维克，一直以来被视作理所当然的领域才会出现裂缝，从而使得异性恋的“去自然化”成为可能。
文章摘自《女性的思想》第八章《恐同与厌女：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作者：[日]上野千鹤子，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