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气资本 （ID：yuanqicapital），作者：Yini Lin，题图来源：《美国往事》剧照
继美国于上个月对Advanced Micro Devices和Nvidia施加AI计算芯片对华出口限制后，9月11日，根据Reuters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拜登政府计划于下月对KLA、Lam Research和Applied Materials三家公司实施限制，禁止其向中国销售芯片制造设备。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辩解道，其尚未最终确定的对华政策新规旨在防止“中国在其军民融合计划背景下获取和使用美国技术，从而推动军事现代化”。美国商业游说组织Chamber of Commerce警告，该机构计划将更多的中国超级计算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拜登政府曾于8月通过“芯片法案”，计划通过注入520亿美元，刺激美国本土芯片产业并减少半导体的海外市场（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台湾地区）进口依赖。
9月16日，拜登向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发布行政命令，以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涉外交易的审查。在美国持续强化的对华遏制中，拜登政府的恐中情绪似乎开始脱离理性。
9月7日，仅因F-35磁铁涉及中国生产的金属，五角大楼暂停接收新的战机，尽管联合项目办公室已经证实，磁铁无法传输任何信息，也不可能损害任何飞机部件。
根据CNBC援引两名消息人士消息，美国官员正在游说盟国制定与其类似的对华政策，从而确保外国公司无法向中国出售凡是被美国列入禁运名单的技术。特朗普政府前贸易官员Clete Willems评论称，“与盟友的协调是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和最大限度减少意外后果的关键所在。”
然而，一个讽刺的事实是，美国近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针对中国这一“首要竞争对手“——自拜登政府于8月通过《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以来，欧盟、韩国对电动汽车税收减免计划涉及的贸易保护主义深感担忧。
一、化友为敌：重拾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遗产”
《降低通胀法案》将面向全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插电式汽车消费者的7500美元税收抵免延长至2032年，同时对补贴车企及车辆资格提出新的限制，旨在鼓励电池和电动汽车的北美本土制造。
除了车辆价格和车主收入上限，补贴资格和补贴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涉及电池组件特定部分是否为北美制造或组装、汽车组装所在地是否为北美地区，以及电池关键材料来源——旨在杜绝中国制造电池组件或源自中国的关键矿产流入美国市场。贸易代表Adam Hodge表示，“该法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以减少在关键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
事实上，这一宣称旨在“解决气候问题”、实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制造业本地化”拟定的法案也在打击着欧洲在电动汽车技术的工业野心。在美国能源部公布的大约30款符合条件的车型清单中，德国和其他欧洲制造商生产的数十款电动汽车被排除在外。
9月10日，欧盟贸易专员Valdis Dombrovskis向彭博社透露，欧盟正在评估美国这项价值4370亿美元的健康、气候和税法中的保护主义元素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政府采购协议，“我们对这项降低通胀法案中的一些歧视性因素感到担忧，这些因素对本地生产提出了要求。”9月1日，Dombrovskis曾对美国贸易代表Katherine Tai指出，法案规定或使持续增产的欧洲电动汽车制造商遭遇“歧视”。
早在8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Miriam Garcia便曾作出类似指控。同时，出于对拟定法案可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担忧，韩国本土车企现代汽车和电池制造商LG Energy Solution、三星SDI以及SK在与韩国贸易部举行的会议中称对首尔的支持提出要求。
对此，韩国汽车工业集团表示已致函美国众议院，要求美国将在韩国制造或组装的电动汽车和电池组件纳入美国税收优惠范围。
Politico如此评论：“华盛顿通过税收减免激励美国消费者在电动汽车领域购买美国货……如果你认为跨大西洋贸易战是停留于Donald Trump总统任期内的遗产，请对此作出重新考量…...欧盟委员会将美国的措施抨击为‘美国最新设立的跨大西洋贸易壁垒’。”
Bruegel智库贸易专家David Kleimann表示，“在去年发明Friend-Shoring（朋友支持）这一概念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财政部和附属机构在掩饰保护主义政策的‘语义创新’方面已经趋于枯竭——作为结果，Near-Shoring（近岸支持）作为被令人尴尬的新词，被普遍采用。”Kleimann警告，美欧争端可能“最终导致执法条例改革后的首个欧盟单边报复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自8月25日拜登签署“芯片法案”并斥资520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国半导体生产、新建芯片工厂和产业研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产业范围不断扩大。9月12日，拜登宣布一项扶持美国本土“生物经济”的行政命令。
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通常用以指代经济体通过关税、补贴、进口配额等举措限制进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者冲击的政策。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受益于自由贸易，但是政府征收进口关税作为保护主义的常见措施，历来被饱受“经济衰退”或“萧条”困扰的经济体用以刺激本国产业。
同时，保护主义被认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扶持新兴产业。
事实上，美国“保护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身份有着悠久历史——在其自宣布独立之际起至今246年的短暂历史中，“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与“国际主义”，才是美国政坛的主旋律。
二、经济地理格局决定贸易政策矛盾，战后权力转移迎来保护主义新常态
在南方批评者中赢得“可憎关税法案”（Tariff of Abominations）美誉的1828年关税法案曾将美国关税水平推至历史峰值。该法案如此“可憎”，以至于其在1832年至1833年间的废除法案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中直接加剧美国内战威胁，而关税制度和生产制度（奴隶制度存废）决定的南北经济利益矛盾最终触发南北战争。
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比如土地和气候条件之于农业，地质条件之于矿业，或者自然资源运输距离之于制造业，以及时代变迁——比如电的发明，决定了不同时期美国不同区域的产业不同。
在1773年英国颁布Tea Act后，彼时英殖民地美国掀起Boston Tea Party（波士顿茶事件），作为对关税政策的反抗（实为走私贸易商利益受损）。1775 年，随着危机升级，独立战争在波士顿附近爆发。
实现独立后，英国对美征收的高额关税致使美国出口金额萎缩，由此出现的贸易逆差和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使联邦政府面临破产。1787年，为了对抗英国对美的贸易排斥，美国国父在制宪会议中统一十三个州的贸易政策。
然而，地区产业差异，以下称作“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决定了难以调和的贸易利益冲突，而这为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增加了难度。
彼时，美国出口大量农产品，而工业品则主要依赖进口。
就经济地理格局而言，绵长制造业地带最初于19世纪早期兴起，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绵延至New York、Pennsylvania直达中西部地区。其中，早期纺织业和毛织品工业位于Massachusetts和Rhode Island，钢铁工业位于Pennsylvania和Ohio，后期的汽车工业和农业装备工业分别位于Michigan以及Ohio和Illinois。由于新兴制造业面临来自英国的激烈竞争，新兴企业呼吁对英国工业品提升关税，作为美国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
美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部则是农业州。其中，烟草生产位于南方地区北部，棉花生产位于南方地区南部。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小麦带跨越Minnesota、North Dakota和Kansas，玉米带跨越Iowa、Illinois和Indiana，乳制品带跨越以及Wisconsin和Michigan。
由于高企的关税意味着工业品价格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攀升的同时，还可能招致贸易伙伴进的关税报复，农产品由此面临出口萎缩的威胁。因此，南部农场主呼吁关税水平维持低位。
最终，由于此前北方工业人口迅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在基于人口分配席位的众议院决策中获胜。尽管依赖出口的南方农业生产商竭力抵制，但是代表北方制造商与西部原材料生产商利益的联盟分别于1820年、1824年、1827年和1828年激进地推高关税。
1930年，美国平均进口税率已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62%，这触发了强烈反弹——被激怒的南方农场主认为“可增法案”实为北方对南方的经济剥削。
随着指望联邦政府减轻税负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South Carolina不得不在对此作出选择——或者服从“压迫”，或者保卫“自由”，反抗被认为等同于“避免政治腐败进一步泛滥”。Calhoun认为，关税争议已经不再仅仅关乎自由贸易，这是“自由与专制的斗争”。
为了抵制北方立法“压迫”，该州的辩论议题在于，应当在联邦体制内作出反抗，还是在体制外。关于关税公正性的议题由此演变为关于各州是否应当对抗联邦政府的争论。South Carolina身处脱离联邦的边缘。
激进派抨击温和派是天真的“投降主义者”，其势力在1829年至1833年间迅速扩大，并于1832年10月获得州议会控制权。同年11月，该州在其通过的“联邦法律废止条例”（Nullification Ordinance）中指出，“美国国会颁布的诸多法律以进口商品征税为名，本质在于保护国内制造业、为特定阶层提供补贴，这一切以压迫其他阶层和牺牲其利益作为代价……上述做法违反了宪法的真实含义与意图——根据宪法，税负应当在各州平均分配。”
作为回应，时任美国总统Andrew Jackson在愤怒中颁布了“废止权宣言”（Nullification Proclamation），宣布将动用联邦武装力量强制征税，指责“处于精神癫狂状态”的激进派将South Carolina推至“暴动和叛国的边缘”，甚至在与一位将军的信件中立下“将（分裂的）魔鬼扼杀在摇篮中”的誓言。联邦政府发起“军力动员提案”（Force Bill），南北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这被视为1861年南北战争的预演。
此后，为了避免军事对抗，Jackson总统立场变得温和，并对下调关税作出一定妥协，此次危机在1833年妥协方案中得以平息。值得一提的是，始于1937年的金融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北方制造业社群所支持的辉格党在经济困境中横扫南方以及贫困北方农业社群所支持的在任民主党。
不过，除了1942年关税法案这一较为短暂的例外，美国平均关税率从1830年的62%持续下调，时至1859年已经不足20%。
如果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贸易利益矛盾，那么美国经济规模和结构变迁，加之废奴主义的兴起，则最终促成了南北战争的爆发。截至1860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并为发生明显变化，但是美国人口从1820年的960万增长至3140万，工业劳动力占比从1810年的8%攀升至20%。
民主党于1854年颁布的Kansas-Nebraska Act出乎意外地分裂了民主党，毁灭了辉格党，彼时由辉格党和北方自由派民主党组成的废奴力量——共和党随之兴起。
尽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Abraham Lincoln尝试低调处理关税这一敏感议题——1860年选举主题停留于奴隶制度应当留存还是废除，但是支持者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诸多地区高调宣传其对关税的态度。
辉格党与共和党的分裂曾在1856年促成民主党掌权，而民主党的分裂则在1860年促成共和党取得压倒性胜利。Lincoln的当选直接导致South Carolina脱离联邦——生产制度变迁产生（废奴主义）的经济影响远超关税制度，南方多地纷纷效仿。
同时，老国会通过颁布Morrill关税法案再次推升美国关税水平。1861年4月，仅在该法案生效数日以后，邦联（Confederate）军队轰击联邦位于South Carolina的Fort Sumter基地，正式拉开美国内战的历史帷幕。
南北战争使南方面临巨大的经济灾难。南方人均收入从1860年美国均值的72%跌至1880年的51%。伴随南方较北方一蹶不振的经济地位的，是其被大幅削弱的政治力量。由于南方丧失了此前对美国关税政策的话语权，战时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 “临时”关税制度在战后成为持续几个十年的新常态。
特殊利益团体为此欢呼，美国钢铁协会创始人James Swank曾经写道，“这个国家的保护主义只是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名称。”
三、自由贸易成为全球主旋律
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918年）大幅下降，在战后却急剧飙升。于1930年出台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创下美国史上位列第二的关税水平纪录，仅次于1828年的“可憎关税法案”。
事实上，1913至1933年间，美国税率戏剧性的剧烈波动与全球贸易奔溃以及随之而至的大萧条密切相关。由于“战时市场”消失——欧洲农业和工业随着战争结束而复苏，美国国会为了保护此前受益于战争的本国农业，于1921年通过紧急关税法案（Emergency Tariff），并于次年通过Fordney-McCumber关税法案。
为了应对未见起色的农民处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Smoot-Hawley在1928年竞选期间提议提高农产品关税。然而，关税的高墙一旦开始筑建便难以停止。随着工业部门等利益集团纷纷提出保护需求，这项原本旨在为农民提供救济的法案随之成为提高所有经济部门关税的手段。1930年，美国出台内容长达整整200页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
Douglas Irwin写道，“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从40%持续飙升至59.1%峰值，并经历了除了1808年至1809年贸易禁运以外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该时期由关税法案案导致的美国平均关税水平上调幅度仅为近三分之一，其余涨幅实为通货紧缩所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持续推升进口税率，西方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保护主义广泛蔓延。在加拿大的“带领”下，1930年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招致全球贸易伙伴对美条件反射式的报复性税率，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下滑，世界贸易的崩溃使得经济衰退最终转变为大萧条。
这一灾难性结果如此出乎意料，迫使学界和政坛不得不重新审视高企关税水平与大萧条的紧密联系。保护主义理由的大幅削弱，自由贸易主张的持续加强，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公众观念颠覆带来的结果。
美国历史上两次贸易政策的广泛改变均由灾难性事件触发。南北战争催生新的政治平衡，关税决策权远离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公民；由于经济危机和Smoot-Hawley关税招致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贸易流动的崩溃让西方世界陷入灾难，大萧条促使美国、乃至全球贸易政策从限制进口转向自由贸易。
正如Douglas Irwin在Clashing over Commerce中所述，“决定贸易政策连续性的，是美国经济地理特征（Economic Geography）——即不同地区特有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地理特征（Political Geography）——即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的代表人，是否稳定……南北战争与政治权力在美国不同地区的转移息息相关，而大萧条则引发一次政治重组，并彻底改变了此后贸易政策制度的面貌”。
四、中美比较优势逆转驱使保护主义重登历史舞台
大萧条使得主张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在1932年大选后重获政治权力。自1934年起，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互惠成为“第一世界”政府贸易政策的主旋律。为了给本国出口商品打开市场，美国与各国就拆除贸易壁垒展开谈判，国会于1934年颁布“互惠贸易协议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将关税事务谈判权授予总统。
1947年10月，美国成为23个在日内瓦签订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国家之一，该协定旨在通过减少或消除关税及配额等贸易壁垒来促进国际贸易。GATT于1994年进行修订，并于次年被WTO取代。
这一局面持续，直至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上任。
2017 年 1 月，美国前总统Trump在上任首日便着手兑现其基于 “美国优先”方针的一部分承诺。此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作为其前任总统Barack Obama取得的标志性贸易成就，旨在将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占世界经济约40%的十二个国家纳入复杂的贸易规则网络中，从而将美国与东亚永久联系起来，以对抗崛起的中国。
然而，通过毅然退出Obama总统为了建立经济堡垒而煞费苦心斡旋八年之久的贸易协议，Trump总统颠覆了美国两党延续几十年的传统贸易政策（除了80年代为了遏制日本经济作出的努力）以及这样一种正统观念，即扩大全球贸易对美国、对世界经济均有益，同时，美国应当主导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
恰恰相反，Trump总统主张保护美国工人，使其免受来自东南亚等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力的广泛竞争，尽管一些评论对此深感忧虑——随着美国转而关注自身，中国或将扩大全球影响力，从而填补经济（领导）真空。
The New York Times如此评论，“Trump逆转了Obama的‘转向亚洲’战略……批评人士认为，这本质上相当于将该领域拱手让给中国。”
加州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专家Victor Shih表示，退出TPP将改变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在经济上，甚至在安全领域，美国都将被视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虽然亚洲某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靠近美国，但是其他国家可能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
随着特朗普政府持续向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尤其是中国和欧盟，美国“广结仇敌”。
2019年5月，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报告显示，美国2018年的贸易政策对近30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10%至50%的关税，约占总额的13%，是自1930年Smoot–Hawley关税法案和1971年关税行动以来最全面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广度、幅度和所涉国家规模”而言，这一关税增长“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
本文作者认为，美国保护主义重登历史舞台，仅意味着“美国自由贸易时代”宣告结束——这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等同于“全球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这一态度或在极大程度上源自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尤其来自中国，而该现象的根源在于美国制造业能力的一蹶不振，以及中国制造业能力的突飞猛进。
在英美被迫通过践行新自由主义以外迁产业链，从而应伴随石油危机而至的制造业瘫痪和高企通胀率之前，贸易政策与制造业能力息息相关。
正如上文所述，自大萧条以来，保护主义已然“名誉扫地”。然而，早在17世纪，这一贸易政策仍在欧洲君主中受到普遍支持。彼时，各国努力通过牺牲他国利益以建设国内经济，这一实践如今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进入18世纪，Adam Smith（亚当·斯密）对工业界的“利益诡辩”（Interested Sophistry）——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谋取利益，作出警示。
直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才在欧洲市场中取得工业优势后，开始摈弃保护性关税。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Corn Laws）以取消进口谷物关税。事实上，Friedrich List（李斯特）认为Adam Smith关于自由贸易的观点是虚伪的。List相信，Smith推崇自由贸易的动机，实为英国工业能够借此将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商业竞争拒之门外。
19世纪下半叶，尽管法德等国时而被迫征收关税，以保护本国正在成长的工业部门免受英国竞争的影响，但是整体而言，欧洲保护主义政策相对温和。本文作者认为，支撑这种温和举措的，是相邻经济体之间相对较小的竞争力差距。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曾于2020年提出，美国贸易平衡状况似乎与该国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许多美国人担心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规模。然而，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才是美国历史的主流”。1800年至1870年，美国在除三年外的所有时间中都存在贸易逆差，贸易差额平均约为占GDP比重约为2.2%；从1870年到1970年的100年间，美国维持贸易顺差，这一占比提升至1.1%。自70年代起——正值两次石油危机，美国再次出现贸易逆差，该现象持续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特定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突然转变可能导致一些国家转向保护主义。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德日两国的迅速崛起曾带来二者与美国的贸易摩擦。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曾于2013年如此评论某些市场面对日本经济复苏采取的贸易政策：
“日本的复苏必然伴随着某些品类出口的急剧增加，从50年代的棉纺织品，60年代的钢铁，70年代的汽车，到80年代的电子产品。这为其贸易伙伴带来了难题，保护主义作为‘减震器’由此抬头。”
BBC曾于2018年7月指出，在Trump上任之前的2016年，美国以1.5% 的平均关税水平创下自1776年宣布独立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然而，新关税已将美国带回平均税率为6.5%的1970 年，“Trump总统的主要目标在于减少中国进口商品流通，从而迫使美国消费者购买本国产品，总统认为这是消除美中贸易逆差的最佳途径。”
中国凭借其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迅速提升的出口规模首当其冲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中的“头号敌人”。然而，中国出口贸易的庞大体量和美国对华商品极强的依存性为美国带来警醒的同时，也意味着摆脱中国依赖将伴随着美国消费者巨大的痛苦。
此外，作为对美国对多种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回应，诸多国家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相应关税——贸易伙伴的群体报复置美国于“众叛亲离”的孤单境地。
五、供应链的回归可能伴随着通胀灾难的回归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两份工作文件中分析了这场“贸易战”如何影响美国家庭和企业。
Mary Amiti等学者认为，高企的进口税率将成本通过上涨的物价转嫁给美国企业与消费者，受到最大冲击的并非海外出口商——美国实际收入由此每月减少约14亿美元，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的急剧攀升。
Pablo D. Fajgelbaum等学者估计这一关税制度使美国进口缩水32%，而来自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导致美国出口下降11%。
推动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现实的，是广大公众的真实诉求，而非基于个人的莽撞决策或少数派的特殊利益。促使Trump得以成功上任从而构筑关税高墙的，正是美国广大群众——尤其锈带小镇公民的信任。
事实上，公众的愤怒已经得到数据支撑。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并未受益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
这一事实将美国置于两难的困境——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未能造福于美国绝大多数家庭，而转向保护主义也不能扭转这一局面，美国企业、工人和消费者并未从中受益。进口税率的增加推升贸易成本，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随之降低，这将间接引发其他行业失业率攀升。
美国经济研究公司The Trade Partnership于2018年6月透露，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对本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将远比预期严重，美国将为此流失约40万个工作岗位。
早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曾在短期内提高中国汽车和轻型卡车轮胎的进口关税。在此后两年中，如其所愿，美国轮胎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了1200个。然而，World Economic Forum表示，由于轮胎价格上涨降低了美国家庭的消费能力，零售业约3500人因此失业。
Trade Wars的作者John Conybeare指出，贸易冲突的一个历史教训在于，如果两国经济实力存在巨大差距，那么更强大的国家可能占据上风；如果经济实力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结果只会两败俱伤。Trump的鲁莽举措或许基于这样一种脱离现实的信念——美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使其在任何贸易争端中仍然具有极强的议价能力。
本文作者认为，将美国公民就业难题带来的苦难归咎于“中国制造”在政治上或是权宜之计，但是这可能将公众愤怒和贸易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特朗普政府的愿景和初衷——即为了保护苦苦挣扎的美国中低收入家庭而宁愿放弃全球领导（统治）地位——固然真诚和美好，但是“贸易战”的开启似乎基于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理想主义天真态度，以及其对美国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度自信。
70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美国制造业“瘫痪”至今，尽管供应链外迁弊端重重，但是工人阶级自此停滞不前的收入至少能够换取回归正常状态的通胀水平。直至今日，“供应链回归”似乎仍然伴随着“通胀灾难回归”的巨大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如前文所述，20世纪最突出的贸易摩擦由1930年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引发，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其对全球经济的损害程度争论不断。元气资本此前提及大萧条与德国右翼势力抬头的直接联系，事实上，诸多历史学家认为，美国20年代的保护主义态度促成了纳粹和其他法西斯政党的崛起。
六、“经济学已经不再重要”
自2021年1月Joe Biden上任以来，尽管政府内阁一度考虑放宽对华贸易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从而减轻美国公民的生活成本，但是随着今年7月特朗普政府于2018 年对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部分到期，美国选择延续对价值约16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关税的“惩罚”。
从拜登政府颁布芯片法案之际起，保护主义似乎只是暂时遮蔽“征收关税”的长矛，转而悄然披上“本土补贴”的外衣。
9月21日，Foreign Policy指出：
“Biden担心对中国呈现软弱迹象的政治后果，尽管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5月初承认，诸多关税政策缺乏战略理由，除了伤害美国消费者和制造商……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经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这场看不到尽头的角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经济萎缩……
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处于‘防御模式’，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刻提高贸易壁垒和关税……你可以将这种代际变迁称为‘中国冲击’的长尾效益。”
新民族主义在两个政党中的根深蒂固令人不安，美国财政部长Janet Yellen和诸多经济学家均对关税的危险境地作出警告。然而，理智正在让位于“对华鹰派”。对此，Foreign Policy评论道，“在Biden执政近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处于一个‘经济学不再重要’的新时代，基于技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呼声占据主导地位。”
本文作者认为，美国抛弃经济学的保护主义态度无法阻挠自由贸易，更不意味着全球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这仅是其与失控力量的“殊死搏斗”，是其为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情感挣扎，尽管这种搏斗成本昂贵，尽管放弃挣扎能够确保世界经济繁荣与共。
The “Conspiracy” of Free Trade的作者Marc-William Palen认为，如果“贸易摩擦”有赢家，那么胜利似乎属于置身事外的国家。在19世纪后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中，加拿大对美出口萎缩直接导致加拿大在英国寻求出口市场——大英帝国才是赢家。
与之类似的是，苏联自1917年诞生之日起便遭遇西方贸易伙伴的孤立，然而，1930年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导致意大利等国放弃美国进口，转而与苏联重建贸易关系。
Carnegie Endowment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在一项关于“随意脱钩风险”的研究报告中列举了一则美国20年前基于反华情绪的保护主义警示案例。彼时，出于对“北京窃取卫星机密”的怀疑，美国国会对一切本国商业卫星销售施加严格出口限制，这甚至适用于诸如加拿大等友好国家。
News Week曾戏虐地调侃道，“将加拿大这个无害之地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实在需要想象力的飞跃。当然，除非你是美国国务院，而问题围绕卫星销售”。作为结果，美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卫星工业协会曾于2000年称，“在过去近两年时间中，美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 75% 骤降至 45%”。
如今，美国对中国的信任缺失促使中俄两国取得自60年代以来空前的紧密联系，随着中国在美国、甚至西方盟国以外寻求出口市场，中亚、北亚以及潜在的西亚或许才是最大的赢家。
一个基于科学的事实是，如果美国由新民族主义驱动的反华情绪和背离经济学的保护主义态度进一步恶化，迎接西方世界的必将是一个昂贵的世界——这一成本将超出货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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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气资本 （ID：yuanqicapital），作者：Yini 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