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必然在西方反对美国这一政策的人士之间引发交流和讨论，并对这一系列政策的起因和前景进行跨国界的分析与探讨。这其中，2020年7月成立的“拒绝新冷战”运动在诸多“进步势力”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该组织定期举行一系列活动、发布简报，并与反对美国对华冷战政策的西方重要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和讨论。最新进展是《美国正在对华发动“新冷战”——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分析》于9月17日上市。该书的作者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罗思义（John Ross）、黛博拉·韦内齐亚尔（Deborah Veneziale）和维贾伊·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这些都是“观察者网”读者所熟悉的名字。这本书吸引人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它汇集了对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力量中、来自西方的最进步的分析；
其次，由于其作者均来自西方，因此非常了解西方，他们拥有中国作者所不具备的经验和知识——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有必要全盘接受他们对西方的分析，但这不失为一个值得了解的信源。
第三，西方大多数支持冷战的作者既不了解中国现状，也对了解中国现状或者参与关于中国的分析的讨论不感兴趣——无知是他们最基本的状态。但是，该书的所有作者都与中国有过接触。事实上，这本书的三个章节都是在“观察者网”发表的中文文章的加长版和修订版，因此得到了诸多中国读者的指正，并且英文版也将在美国上市——维贾伊·普拉萨德专门为这本书作序。也为“观察者网”读者所熟知的著名的中国分析家，比如张维为、王文、高志凯、刘欣等，曾参与过“拒绝新冷战”组织的活动。因此，中国和西方反对新冷战的人士之间是有所接触，互通有无的——这种情况在西方作者中并不常见。
因此，本文旨在结论性地呈现书中的分析，以进一步促进在中国问题上更深入的对话。此外它还对世界不同地区支持和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力量进行了对比和评估。
美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意味着什么
美国社会主义杂志《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撰写的“美国军事战略”章节，含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当权派军事战略讨论的详细分析——任何想要认真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人都有必要阅读一番。福斯特提出的事实，直接戳破了部分中国“民间”媒体所着力营造的那个“和平爱好者”属性的美国。
福斯特在对核战略进行细致的研究后发现，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达成的目标，是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即能一次性消灭对手核力量，从而有效地防止对方实施致命的报复性打击的能力。这项研究令人沮丧：“从20世纪60年代莫斯科与华盛顿实现了大致的核均势开始，到90年代苏联解体，美苏冷战期间的主导核战略都是基于‘相互确保摧毁’概念。
当核均势转化为‘相互确保摧毁’时，通常被视为对双方的彻底破坏，即数以亿计的人死亡……但美国仍然无视核冬天的警告，它凭借远比苏联多的资源，试图超越‘相互确保摧毁’的均势，朝着美国‘核优势’的方向发展，以恢复美国在冷战早期的核优势水平。核优势，相对于核均势，意味着“消除报复性打击的可能性”，因此也被称为‘先发打击潜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华盛顿的官方防御态势一直考虑美国对核国家或无核国家进行先发打击，这一点很重要。”
福斯特指出，美国核战略发展路线是由美国核战略奠基人赫尔曼·卡恩制定的，他还创造了打击社会价值策略和反制策略这两个关键术语。打击社会价值策略是指以攻击敌人的城市、平民和经济为目标，旨在彻底消灭敌人，这会导致相互确保摧毁。相反，反制策略指的是以敌人的核武器设施作为攻击目标，以防止对方反击。
福斯特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开始尝试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核战略的特点是接受与苏联的大致核对等地位，从而接受‘相互确保摧毁’。在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这一政策宣告破产。1979年，华盛顿强迫北约允许在欧洲部署携带核武器的巡航导弹和潘兴II型导弹，这两种反制武器都是针对苏联的核武库的，这一决定点燃了欧洲的反核运动。
在随后的里根政府中，华盛顿全面采取了反制战略。里根政府推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建设一种能够保卫美国本土的全面反弹道导弹系统，最终由于不切实际而被放弃，但在后来的政府中促成了其他反导系统的建设。此外，美国在里根政府推动了MX（后来的和平使者）导弹，这是一种能够在苏联导弹发射前将其摧毁的反制武器。
所有这些武器都能压制苏军在先发进攻中的‘突击’行动，还能通过反导系统拦截仅存的几枚苏联导弹。反制武器需要更高的精确度，因为它们在“反价值”攻击中不再是城市的破坏者，而是要精确瞄准坚固的导弹发射井、移动陆基导弹、核潜艇和指挥控制中心。正是在这里，美国在反制武器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然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用军控协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的专家诺兰（Janne Nolan）的话说，‘反制仍然是美国核战略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其目的是实现核优势地位。’”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核政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北约在东欧地区侵略性地扩张，以使美国的武器系统能快速打击俄罗斯。这一政策最终引爆了俄乌战争。
福斯特指出，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加快了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尝试。2006年，凯尔·利伯（Keir A. Lieber）和达里尔·普莱斯（Daryl G. Press）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旗舰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美国核优势地位的崛起》。在他们的文章中，利伯和普莱斯认为美国“即将获得核优势地位”，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这是美国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目标。正如他们所说，“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实际上是在刻意追求核优势地位。”
福斯特证明，在与苏联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强化了自己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核武器巡航导弹、能够在海岸附近发射导弹的核潜艇以及携带核武器巡航导弹和核重力炸弹的轰炸机等武器，可以更有效地穿透俄罗斯或中国的防御系统。改进后的美国监视技术大大增强了其探测移动陆基导弹和核潜艇的能力。在最近加入北约的国家以及靠近或处于俄罗斯边境的国家部署战略武器，可能有助于提高核武器打击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目标的速度。核导弹防御设施主要用于应对对美国先发打击的报复，它可以击落在对方幸存下来的有限数量的导弹。（这种“导弹防御系统”在面对对方的先发攻击时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会被大量的导弹和诱饵所淹没。）显然，美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利伯和普莱斯得出结论，美国的目的是最大化地提高自身能力，以防止中国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核打击作出有效回应。
福斯特指出，美国近来签署的削减核武器总数条约，并没有违背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意图：“美国和俄罗斯在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虽然限制了核武器，但并未阻止摧毁对方武器的核反制武器现代化的竞赛。事实上，数量上的限制使美国占上风的核反制战略更加可行，因为它是核报复性武库生存能力的三个主要基础之一。
当华盛顿以核优势地位为目标，美国开始单方面退出冷战中建立的一些主要核条约。2002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单方面退出了《反导条约》。2019年，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华盛顿退出了《中导条约》，借口是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2020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随后俄罗斯在次年退出。毫无疑问，退出这些条约有利于华盛顿在寻求核优势时增加其核反击的选项。”
福斯特指出，幸运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技术发展迄今为止阻止了美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能力，尽管这并没有转移美国达成这一目标的注意力：“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武器技术和系统方面取得了飞跃。为了粉碎华盛顿提升先发打击能力的企图，莫斯科和北京都转向了非对称战略武器系统，旨在抵消美国在导弹防御和高精度制导方面的优势……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开发反卫星‘反太空’武器，旨在消除美国在高精度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尽管华盛顿一直在寻求所谓的核优势，但鉴于其他主要核大国的技术实力，它仍然无法掌握优势地位。”
美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意图极其危险，不仅是因为它公然为侵略张目，在实践上无法成功阻止对手报复，而且因为无法避免“核冬天”的风险——科学家发现，核战争将促使大量烟尘和烟雾进入大气层并阻挡太阳辐射，从而将地球温度降低到威胁粮食供应，进而将使得地球上的大多数人，甚至那些没有被核弹直接影响到的人，都因饥饿致死。美国核政策加上美国大型政治力量反对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是共同对人类文明构成生存威胁的两种方式之一。这就是“灭绝主义”风险——“灭绝主义”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于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个词汇。
中国人已经普遍注意到，近几十年来，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性军事行动愈演愈烈——1999年轰炸南联盟，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轰炸利比亚，至今仍在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但是，福斯特所撰写的这部分章节，就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政策，进行了极其详细的分析，这些内容对于任何研究中美关系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
经济低迷下的美国军事野心
福斯特的分析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进行系统性的核军事扩充，其最终目标是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这引出了我所负责的章节的主题——美国此举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美国为何要推动这种政策？
我从2009年开始在中国工作时就知道，部分中国媒体总是高估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比如，他们引用的并非反映美国经济过去和现在表现的实际数据，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长预测数据——如果将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预测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美国系统性地夸大了其增长预期。同样，特朗普在任期间总是宣称“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但事实上他治下的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中最低的。也即是说，部分中国媒体热衷于传播关于美国经济的谎言——对于严肃的事情而言，传播谎言，而非事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事实上，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如图1所示， 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1969年的4.4%降至2002年的3.5%、2019年的2.0%、2022年的1.9%。简而言之，美国中长期年均增速仅为2%或更低。
显然，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乐观预测源于众多不同角度的误导。但就当前而言，这种错误的预期会导致他们低估了美国的军事野心和威胁。
美国外交政策人士当然知道，与中国这样的大国或更早时期的苏联开战，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尝试遭到失败，那么随后可能会遭到对手毁灭性的核反击。美国一些圈子主张美国为台湾问题与中国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但这种算计恐将落空。如果中美之间真发生战争，那么可能会升级为全面冲突。要知道战争的结果可能会受到难以事先预测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军事士气、其他国家的行动等。
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当然更愿意尝试以非军事手段击败中国这样的大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是用这种手段对付苏联，然后大获成功。诚然，当时里根确实在加强军备建设，但其目的并不是真与苏联开战——当时的苏联的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尤其是核武器这一决定性领域。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受错误政策的拖累，苏联经济增速一直慢于美国。因此，作为美国的敌人，苏联在军事上很强，但在经济上很弱。同时，与经济实力相比，美国的军事实力相较苏联并不拥有决定性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竞争转移到经济领域，而不是直接参与军事冲突，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因此，美国加强军备建设并不是为对苏联开战，而是希望通过昂贵的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面对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政策，美国的这一政策大获成功。苏联经济无法承受这样的竞争压力，通胀飙升、消费短缺、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和许多其他问题接踵而至。随后，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令人绝望的政策，导致苏联于1991年解体——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令俄罗斯至今都没能恢复元气。当前的乌克兰战争，是这场灾难的延续。
美国强加给苏联的这场灾难，是通过施加外部经济压力和利用内部混乱的组合拳，而非军事行动，干脆利落地击垮了苏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被热捧为巨人，在俄罗斯则被视为灾难和民族叛徒，这一点从他去世时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美国肯定会发现，相比军事手段，用对付苏联的同样手段来打败中国，并让中国落入苏联同样的境地，会更加安全。
但是，中美现在的关系与冷战后期的苏美关系大相径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自毁长城，而是推行旨在提升中国实力的政策——美国意识到，它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前经济增速慢于美国的苏联相比，中国不仅长期经济增速高于美国，而且在应对新冠疫情等近期事件方面的短期经济表现也好于美国。在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过去三年里，也就是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时期内，中国GDP增长11.8%，美国GDP则仅增长了3.8%——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三倍多。
因此，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地位远远高于其军事地位——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将冲突转移到经济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但就中国而言，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它在军事上强大，但在经济上较弱。这就产生了美国寻求将斗争转移到军事领域的风险，这就是它不断升级军事政策的原因。
如前所述，美国此前只对军事实力远弱于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南联盟、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以及规模较小的其他国家采取过军事行动。但是，如今美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进行军事对抗。尽管美国事先知道，它将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将影响到俄罗斯的最重要利益（俄罗斯拥有极其强大军事实力且核武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这一举动明显越过了俄罗斯的红线）——美国完全了解这一点，但仍准备为此承担风险。
因此，正如笔者就此指出：“归结到最基本的事实，推动美国军事侵略政策持续20多年且不断升级的关键因素显而易见：美国已经永久失去压倒性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力量和军费支出方面仍然保持着优势。这对人类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美国可能会试图利用军事实力来弥补经济短板。这是美国将军事威胁从针对发展中国家升级到针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原因。”
这对中国构成直接的风险：“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远快于美国，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望追平美国。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中国决定实施这样的政策，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立一个与美国相当的核武库。鉴于空军、海军等掌握先进技术的部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建立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常规军备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军事实力将远强于中国。因此，这将诱使美国试图用军事手段来弥补其不断减弱的经济实力。”
美国政客的“长痛”与“短痛”
上文已对美国军事战略和其背后助推的经济力量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有必要论证美国是否在政治上也正在走上同样的路线。这正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黛博拉·韦内齐亚尔所撰写的章节《谁在领导美国走向反华战争？》的主题，该章详细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各政治派别的发展趋势。其结论显而易见：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拜登政府中，两个原本彼此竞争的外交政策精英团体——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战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识，使美国的好战情绪达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共识，形成了对于外交政策的坚实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韦内齐亚尔追溯了美国的“自由鹰派”和“新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的趋势上的历史性差异。尽管这两派在历史上都主张外国军事干预，但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违反一切国际法律。
在2008年左右，两派之间的分歧逐渐弥合，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共识。这促成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一致推崇的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问世。韦内齐亚尔指出：“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则在拜登政权中实现了战略导向的彻底合流。在‘9·11’之后，由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两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势……两派精英达成共识的国际事务理论可以简述为：美国应该积极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欢迎的政权，全力促进‘自由民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其全球霸权，并打击那些挑战西方价值和军事霸权的国家——首当其冲者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去年5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个词意味着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基于联合国的更广泛的机构），这表明自由鹰派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追随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幌子——除非这些组织遵循美国的规定。”
在本书的序言中，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维贾伊·普拉萨德总结了过去数十年来美国越来越愿意考虑使用军事手段的原因。他指出：“在2003年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与我谈话时告诉我，华盛顿所推崇的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简单的口号：以短期痛苦换来长期利益。一般认为，美国精英愿意容忍为了其他国家的短期痛苦——即使在这其中美国的劳动人民可能因战争的破坏和巨大伤亡而面临经济困境。但是，如果一切顺利，战争将会给美国带来期望的长期收益，以维持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的优势，这是美国放在首位的。‘如果一切顺利’这句话令我不寒而栗，让我同样感到恐惧的是他对谁将面对痛苦、谁将享受收获时表现出来的冷漠无情。有人讽刺地说，伊拉克人与工人阶级出身的美国士兵将受到负面影响，以便大型石油公司和金融公司享受征服伊拉克的红利。这种态度——短期的痛苦，长期的收获——是美国精英们的典型错觉。”
因此，在这一章中，作者用详实而清楚地论证了，虽然美国无法在和平经济竞争中击败中国，但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极其强大。因此，美国为缓解压力试图将问题转移到军事领域并非临时性的，而是当前形势下核心诉求。书中关于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综合性分析，印证了这一点。
反对“新冷战”的“全球战线”
那么在这样的客观局势下，什么力量可以成功阻止美国的好战行径？虽然本书对此没有直接论述，但从本书的总体分析中，观点呼之欲出，笔者愿就此发表一些个人浅见。
首先，美国侵略中国的最大障碍当然来自中国自身。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无可替代。简言之，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中国击败美国侵略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能否成功提升自身实力。
第二个因素，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核实力。作为中国近邻的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在核武器数量方面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鉴于俄罗斯和中国交好，美国不能不考虑到，对中国的任何直接军事攻击都有可能使俄罗斯站在中国一边——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风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试图劝诱俄罗斯放弃与中国交好。这是美国将北约东扩至东欧和乌克兰的关键目标之一——期望俄罗斯被美国的威胁吓倒，从而向美国投降，并放弃与中国交好。
诚然，关于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及其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态度，涉及的更多是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情况也因地区而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北方、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存在分歧。
要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有必要看看各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和发言。当然，这并非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准，但它们反映了各国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总体立场。由此呈现的模式也非常清楚，没有必要对此质疑。为实事求是，也为避免盲目乐观，将举一个不是特别有利于中国的例子——美国炮制涉疆谣言针对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加了最大压力。表1呈现了各国在联合国的涉疆立场。结果显而易见。
首先，在任何情况下，支持中国涉疆立场的国家都多于支持美国涉疆立场的国家。作为“拒绝新冷战”组织支持者的海外华人团体“桥组”总结道：“自2019年7月以来，新疆问题五次成为联合国辩论焦点。每次，致函联合国支持中国涉疆立场的国家都多于反对中国涉疆立场的国家。总计有79个国家至少一次联合声明支持中国涉疆立场，共同声明批评中国涉疆立场的国家为46个。”
除联合声明外，在各国分别就中国涉疆立场表明态度中，支持中国的国家超过90个，批评中国的国家47个。在五次涉疆的联合声明中，每次支持中国的国家都超过批评中国的国家。
其次，对于美国炮制的涉疆谣言是否得人心，最直接的比较是看2021年6月22日，44个国家签署共同声明支持美国立场，69个国家支持中方立场。但事实上，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中国的国家数量也被低估了，因为美国施加巨大压力，许多其他国家仅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和呼应中国，但没有在声明上签字——《环球时报》也指出，总的来说，有9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
表1第三，在以上案例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和支持中国的国家有鲜明的区别。美国基本上只获得北美（美国自身和加拿大）、西欧和东欧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支持，未获撒哈拉以南非洲任何支持，几乎没有获得中东支持（唯一支持它的国家是以色列），在前苏联地区获得的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微不足道。在东亚/东南亚，除了日本，美国并没获得重大支持；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只有小国（海地和伯利兹）支持美国；在南亚，没有获得积极的支持。相反，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中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总之，支持美国的是全球北方是帝国主义国家；而全球南方是发展中国家则反对美国，支持中国。
进一步详细分析全球不同地区国家的立场，不妨从那些最反对和最支持美国侵略性政策的国家说起。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政府的政治倾向各不相同——按西方的说法，就是倾向左翼和右翼都有，但中国仍得到了该地区各国的大力支持。没有一个撒哈拉以南国家在新疆问题上支持美国，许多国家公开支持中国。该地区在野的各种进步力量也支持中国。美国在该地区投入大量资源，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攻势，并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参与。但正如上述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改变该地区各国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东，中国也得到了从右翼到左翼政治倾向政府的广泛支持。只有以色列在新疆问题上支持美国，许多中东国家则支持中国。
除日本外的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在这一地区，除了日本，帕劳和马绍尔群岛也新疆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但两国总人口加起来只有7万！
在南海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干涉该地区。美国已下定决心，通过政治和挑衅行动（如美国军舰通过该海域航行）加剧该海域周围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未取得重大成功，该地区局势总体平静。该地区各国显然更愿意和平发展经济，而不是跟随美国卷入挑衅——该地区包含了一些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该地区包含从君主立宪制国家（泰国）到共产主义政府（越南）等极为广泛的国家政体，但反对美国侵略的立场，并不受政体影响。东亚/东南亚国家拒绝听从美国对付中国，该地区平静的局势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与欧洲的负面经济趋势和政治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支持美国对付中国。
在前苏联地区，中国的地位也非常稳固。迄今为止，该地区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与中国关系非常友好。只有波罗的海小国在新疆问题上支持美国。
在南亚，许多国家在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支持美国。印度既不支持中国，也不支持美国。
上面分析了压倒性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地区，现在转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这是一个支持美国侵略中国的势力与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力量之间存在争斗的地区。对于联合国涉疆立场投票，有八个国家表态支持中国，只有两个极小的国家（伯利兹和海地）支持美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拉美大中型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等）在联合国涉疆问题上投了弃权票。这反映了这些拉美国家右翼和左翼势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左翼势力普遍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并寻求与中国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而右翼势力则支持美国。
总体而言，在最近一段时期，寻求与中国交好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不断加强，左翼在许多国家的选举中获胜。最近，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改变了历史上一贯的追随美国的国策，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并结束了与台北当局的关系。在拉美尤为重要的将是巴西10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在所有民调中都领先的前总统卢拉在任时与中国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关系，并非常支持金砖国家。因此，可以说，在最近一段时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现了有利于与中国交好的势力的倾向。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得到了强大力量的支持，结果尚待揭晓。
由于拉美是反对和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力量都很活跃的地区，而且结果未知，因此，“拒绝新冷战”组织非常重视拉美举办的活动，巴西前总统迪尔马·罗塞夫等拉丁美洲主要政治人物也参与其中。同样，本书的发布会也同时以英语和西班牙语举行。
欧洲是第二个支持和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主要力量都很活跃的地区。历史上，欧盟曾与中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经济关系。但是，近来美国处心积虑试图破坏欧洲和中国之间互利共赢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比如，美国迫使英国切断华为的电信系统，炮制大量的涉疆涉港谣言，尤其是后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到目前为止，它在阻止欧盟批准其与中国的投资条约方面发挥了作用，许多欧洲国家在联合国支持美国涉疆立场，只有塞尔维亚支持中国的立场（一些国家弃权）等。因此，可以说，如果拉美这个右翼和左翼势力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地区是在向中国倾斜，那么欧洲则是一边倒地倾向美国。但在欧洲，围绕美国侵略中国的立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美国眼中的国际社会”（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当然，理想的情况是，美国的公众和政治舆论能够扭转，反华势力能被孤立。但对于这样的严肃问题，没有任何夸大的余地。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公众/政治舆论朝着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
关于这一点，笔者很欣慰地看到在短期内有积极的可能性存在。但事实上，上文所引用的韦内齐亚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结论是准确的：“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由于笔者经常关注中国内部的讨论，所以注意到，中国部分媒体存在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夸大使用“软实力”对局势的影响程度。事实上，美国的“软实力”取决于其“硬实力”——其经济规模、高收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军事实力等。这些当然会随着媒体、文化产业等软实力工具的使用而放大。但首先，这些都是由美国硬实力做支撑的；其次，如果没有后者，上述这些工具将无用武之地——从中/长期来看，各国民众是受现实而非宣传的影响。总的来说，除了少数例外，生活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支持度较低，而生活水平低于中国的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支持度较高。
应该认识到，美国的硬实力为其软实力提供了基础，使其在控制国内政治舆论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大多数时候，美国政治机构控制着美国的大众政治舆论，但这其中当然有起伏波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当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运行良好时，其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美国及其政府的支持度都较高。当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遇到问题并运转不良时，美国民众会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而国际上对美国的政治支持度也较低。简言之，当美国强大时，美国对国内和国际舆论的控制力都很高；而当美国较弱时，它则会失去对国内外民意的控制。
过去几十年中，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在越南，战争开始时，国内对美国政策的支持是压倒性的——这不仅体现在民调中，而且也体现在早期反对战争的抗议者在街上遭到普通人的人身攻击。但是，经历数年战争后，随着数千名美国士兵被杀，巨额的战争支出引发通胀浪潮，美国国内舆论果断转向反对战争，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军，在数年内限制美国不得从事海外军事活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中期，美国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同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在美国民众的大规模支持下开始的，但随着战争的恶化，美国公众舆论转而反对战争，迫使美国大幅减少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从阿富汗撤军。
因此，关于美国目前局势的结论显而易见。无论中国在美国媒体上花费多少钱，都不会扭转美国的政治和公众舆论。只有美国遭受失败、实力有所削弱时，它才会失去对公众和政治舆论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和公众舆论无法成为左右局势的积极力量，只能作为应对外部压力和失败的主要手段。这些失败最有可能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在全球南方，在美国与俄罗斯的冲突中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媒体就不要积极关注美国，而是说我们应该在今天的形势下更多地关注美国国内反对其政府对华政策的力量——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人包括商人、知识分子、和平运动分子等——即使其中一些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事实上，这正是为什么“拒绝新冷战”标榜自身为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组织，而不是支持社会主义中国的组织。上述分析表明，美国现行政策不仅给中国，而且也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风险。因此，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人——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或中国的坚定支持者，都应该团结起来。
但也需要现实一点。目前，美国国内反对其对华侵略政策的势力占少数。只有当美国遭受失败时，他们才会成为多数。这些失败将来自美国以外。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由于美国仍然强大，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结论
综上所述，本书汇集了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西方分析人士对美国好战立场的最全面分析。这些分析是以广泛的国际讨论为基础，因此非常值得一读——不管最终认同本书观点与否，还是看完全书与否。所有作者出版本书的目的，是借此机会与中国分析家们进行交流和讨论，进一步增进双方了解。所有作者都非常希望得到中国读者的批评和指正。